就在黄维愤怒着要端起碗向那个解放军年轻干部“开战”的时候，被韦镇福一下子从后面抱住了腰，大声喊叫着：“培公，不敢啊，不敢啊。”

这边，吴绍周也早已夺过黄维手中的碗来，饭菜撒了黄维一身，地上也撒了不少。那个年轻干部依旧高叫着：“反动派，还敢动手啊，来人啊，给他戴上手铐！”

就在这时，从厨房里跑出两个干部和几名战士来，一个干部嘴里咀嚼着的红薯，似乎太热了些，还在嘴里不停地翻转着，两名战士，嘴唇上也沾满了红薯泥，黄而黏稠，让杨伯涛感觉到一阵恶心。而那个干部，忍着热，还是把嘴里的热红薯，咕咚一声给咽了下去，又长出了一口气，才说道：“王干事，还是等杨部长回来再说吧。”

“等他，等他干什么？他那种立场，就是个调和派！听我的，给这个反动分子戴上手铐，免得他伤了革命同志和他们自己人。”那个王干事说话时，过来两个战士，抓起黄维的手腕，“啪”地一声挂上了一双铁手铐，并很快上了锁，他们的脸色严肃得能挤出水来，更能看得出他们眼神中的愤怒。

堂屋的大门，被“咚、咚”两声给关上了。屋里立时便暗了许多，只有门缝里还能透出些许灰暗的阳光来。众人叹了口气，要找板凳坐下来，再看客厅里，也只有两只凳子，黄维当仁不让地坐在正中间，文文修看了看，把另外一只、也就是刚才放碗的那只凳子，用一块破布给擦拭了一番，放到了吴绍周跟前。众人看了，无声地靠着墙根席地坐了下来。

梁岱以老经验自居，靠着大门坐了下来，透过门缝向外张望着，嘴里小声说道：“都到门外去了，门口没有站岗的。他们对我们这些俘虏啊，实行的是外紧内松，只要遵守他们的规矩，是不会人盯人看守的。”

黄维坐直了身子，把手铐也正了正，眼看着一屋子的部下，说了一句：“软骨头，也配当参谋长？共产党给了你什么好处，回来拉拢你们军长？”那声音、那身躯、那严肃的脸孔，怎么看都不像是自己戴着手铐的犯人，而是一副审判官姿态，在审判着他心中的“背叛者”。

也正因为梁岱的根不在第18军，和黄维并没有什么交际，从内心里也没有把黄维当成什么长官、恩公；也或许是他本人是个黄埔教官，到老了才混一个参谋长的职务，内心里一肚子的怨气，见黄维如此姿态，心里根本不屑一顾，于是嘲讽了一句，说：“可惜，没有成功。如果成功了的话，或许本人也早已成了刘伯承的座上宾，和陈赓等人把酒言欢呢？黄长官，我的骨头不硬，有些人的骨头，未必就硬朗些，听说，你不是领的有安眠药吗？怎么不学学人家王元直，一口吞下去，就是死不了，也可以向你们的校长，大表一下忠心吗？”

黄维见梁岱揭自己的疮疤，愤然说道：“大丈夫之心志，岂是你这种喁喁小儿所能懂得的。还和陈赓把酒言欢呢？你，不够那个级别。陈赓，救过校长的命，是校长的忠臣，你，只配在学校里纸上谈兵，根本不懂战场。一个连投降都做不好的将军，算什么东西？”

众人心头一惊，心想，这个黄维，说话也太损人了吧。吴绍周轻声咳嗽了一下，正要劝解黄维两句，没想到，梁岱听了，并没有恼怒，而是同样冷笑着，反问了一句：“你，黄大校长，不也是纸上谈兵之人吗？陈辞公把10万精锐之师，交付到你黄大校长手中，不是很快便灰飞烟灭了吗？请问黄大校长，作何感想啊？我梁某虽不配和陈赓将军把酒言欢，可我告诉你，前几天，鄙人还真的见到了陈赓将军。”

正在附耳问覃道善，王元直是怎么回事的杨伯涛，一听梁岱说他见到了陈赓，立即下意识地问了句：“梁参谋长，你见到陈赓将军了？”

梁岱把身子往门板上靠了靠，说道:“然也。那天，熊军长被解放军的炮火打死了，我们几个也被俘虏了，就被解放军的战士押解着下了战场。正走路的时候，一个戴着眼镜，骑着高头大马的将军问了一声：‘你们，是第14军的吗？’我们停了下来，回答说，是。那名将军又急切地问道：‘你们的军长熊绶春呢？’一个解放军干部回答说：‘陈司令员，这位是第14军的梁参谋长，你问他吧？’我就如实把熊军长战死的事，给那位陈司令员说了一遍。那位陈司令员叹息一声，说道：‘可惜了，绶春兄弟。’然后又对那名押解我们的解放军干部说：‘让他的卫士回去一趟，一定要找到熊绶春的尸体，好好装殓了，要立个坟头，写块墓碑，好让他的家人找到。’说完，那位陈司令员就打马走了。我就偷偷地问押解我们的干部，他是陈毅？那个押解干部，哈哈大笑起来，说道：‘他，可没有陈老总的级别高，是我们纵队的陈赓司令员，听说，和你们的司令官黄维是同班同学呢？’”

梁岱的故事讲完了，黄维也失去了他的审判官威严，轻声说了句：“不，不是同班，是同队。”那眼神中，多了几分温情，似乎又想起了他难忘的黄埔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