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得知年仅26岁的儿子壮烈牺牲，张伯苓激动得拍桌鼓掌：“死得好！死得好！”

“出身水师，今老矣，不能杀敌报国，而今吾儿替我殉国，无憾矣！”

说完，把通知儿子噩耗的信塞到柜子里，张伯苓就继续低头干其他的事了。

大儿子很困惑，弟弟牺牲了，父亲怎么无动于衷。

张伯苓把头抬起来，早已泪流满面：

“我早已把老四许给国家，今日之事早已是意料之中，可惜他没有为国立大功，遗憾啊……”

报效祖国，甚至为国牺牲，是26岁张锡祜的心愿，更是张伯苓毕生的志向。

1898年，张伯苓作为北洋水师实习军官，跟随“通济舰”前去刘公岛执行任务时，亲眼目睹的场景，他到死都忘不掉：

“我看见两个人，一个是英国兵，一个是中国兵。

那英兵身材魁伟，穿戴得很庄严，面上露着轻看中国人的样儿；

但是吾们中国兵则大不然，他穿的衣服还不是现在的灰色军衣，乃是一件很破的衣服，胸前有一个“勇”字，面色憔悴，两肩高耸。

这两个兵若是一比较，实有天地的分别。

我当时觉得羞耻和痛心，所以我自受这次极大的激刺，直到现在，还在我脑海里边很清楚的。”

威海卫交接仪式，日本太阳旗、清朝黄龙旗、英国米字旗三天内三度更迭。

参与交接仪式的中国士兵，一脸麻木，犹如假人。只有一旁的张伯苓攥紧拳头，一腔怒火快把他烧尽了。

胸前贴着“勇”，却不敢抬头挺胸与敌人对视，看着自家的旗帜被肆意对待，却没有任何触动。

那一刻，张伯苓恍然大悟，坚船利炮不一定能救中国，要想救中国，必须先救中国人。

（张伯苓：前排右一）

他认为改造国民最好的办法，就是办教育。

为了育才救国，张伯苓毅然辞职回到天津，经过几年的摸索，他与严修一起创办南开中学。

南开中学的首批学生，如今个个家喻户晓，成为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

如人人敬爱的周总理、后成为清华校长的梅贻琦、中国社会学奠基人陶孟和等等。

这些人后来之所以能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毫不夸张地说，有张伯苓张校长的功劳。

周总理年轻时家境贫寒，由于叔父很早丧子，周总理就被过继给叔父，叔父收入微薄。

周总理考入南开中学后，也不想为难叔父，就经常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刻蜡板，抄写教学讲义，但勉强只能抵消伙食费。

为了多留点交学费，周总理只能少吃点，天天基本都是白水煮豆腐充饥。

张伯苓知道后，天天找借口让周总理来家里吃饭，吃完了还让他带两三块贴饼走。

周总理曾回忆说：“那个时候，张校长经常给我熬小鱼吃，还总问我‘你爱中国吗？’这种教育让我从小立志救国。”

周总理在校期间成绩优异，数学常常全校第一。据南开中学校报记载，周总理还是笔算速赛的第一名，代数满分。

张伯苓便主动免除他的学费，其他学生开玩笑说张校长偏心。

张伯苓也不否认：“周恩来这孩子，吃苦耐劳，志向远大，我要对他多关照。”

周总理毕业后，张伯苓还资助他赴法国留学，助其继续深造。

后来，张伯苓一鼓作气，创办南开大学。

起初办学经费短缺，张伯苓四处奔走募捐，周旋于军商界，甚至来者不拒，连“卖国贼”的捐款他都接受。

按他的话说，“鲜花不妨用粪水浇灌”，张伯苓也被称为“化缘校长”。

南开大学坚持“强我种族，体育为先”，张伯苓还亲自带学生踢球，推动体育教育。

他说南开不仅要培养人才，更要培养对国家方方面面都有用的人，如果瘦骨嶙峋的，何以代表国家。

然而，自从日军加快侵略脚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的命运危在旦夕。

1935年，日军进一步将魔爪伸向华北，在天津的指挥部就设在距离南开大学、南开中学仅一步之遥的海光寺，完全不把南开放在眼里。

37年前中国士兵被蔑视的屈辱，再一次涌上了张伯苓的心头。

不能重蹈覆辙，不能让他精心栽培的年轻一代也成为那么冷血麻木之人，决不能！他决不允许。

那年的开学典礼上，张伯苓只问了全校师生三个问题：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么？”“你愿意中国好么？”

台下“是！”“爱！”“愿意！”一阵比一阵大，响彻整个南开大礼堂。

曾任南开大学秘书长的黄钰生心目中的张校长是这样的：“他从南开中学时代起，经常地给学生们上大课。”

黄钰生口中的“大课”，是指每周三的下午，师生们在礼堂集合，聆听“修身班”的课程，张伯苓是主讲人。

内容主要是回顾学校的发展历史、讲述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以及坦陈当前国人的弊病。

1937年，日军的铁蹄还是碾过了南开，日军对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京女中和南开小学进行大规模的轮番轰炸。

短短两天时间，张伯苓近40年的心血在顷刻间化为乌有。

（被炸毁前的南开）

（被炸毁后的南开，一片废墟）

第二天，60岁的张伯苓面对着记者镜头，没有丝毫畏惧，他振臂高呼：

“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故本人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之损失，绝不挂怀，更当本创校一贯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

为什么叫南开，南开南开，越难越要开，南开的学子们，在祖国危难之际，也要逢山开道，继往开来。

张伯苓这种精神，在老舍和曹禺写给他的诗歌中可见一斑：

“看这股子劲儿，/哼！这真是股子劲儿！/他永不悲观，永不绝望，/天大的困难，他不皱眉头，/而慢条斯理的横打鼻梁！

就是这股劲儿，/教小日本恨上了他。/哼！小鬼儿们说：‘有这个老头子，/我们吃天津萝卜也不消化……”

张伯苓不是说说而已，他以身作则，首先就把自己的亲儿子推上了战场。

1937年淞沪会战前夕，张锡祜订婚几个月后，他所在的空军第八大队奉命驰援南京。

奔赴战场之前，张锡祜似乎已有预感，此次前去凶多吉少，便给父亲留下诀别书：

“儿虽不敏，不能奉双亲于终老，然亦不敢为我中华之罪人！遗臭万年有辱我张氏之门庭！此次出发，非比往常内战！生死早置度外！

望大人勿以儿之胆量为念！望大人读此之后不以儿之生死为念！

若能凯旋而归，当能奉双亲于故乡以叙天伦之乐。倘有不幸，虽负不孝之名，然为国而殉亦能慰双亲于万一也！”

没有像电视剧电影迎来惊喜大反转，战场上的每个人都没有主角光环。

留下这封诀别书七天后，张锡祜驾机升空，途中突遇恶劣天气，飞机在江西临川上空失控坠毁，26岁的张锡祜以身殉国。

当时，中央航校1700多名飞行员近乎全员殉国，张锡祜是其中之一，平均年龄不足30岁。

最小的不过17岁，他们从毕业到牺牲仅用了半年。

中央航校的校训是：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

收到小儿子噩耗的信，张伯苓把信藏了起来，还吩咐儿子们别告诉他们的母亲。

后来，抗战胜利，战士们凯旋而归，街坊邻里的孩子们都从战场上回来了，到处都洋溢着喜庆。

张伯苓的妻子站在门口，日夜等着儿子回来，却始终没等到人。

她跑去问丈夫，张伯苓眼见瞒不住了，只好全盘托出，“老四已经阵亡了”，夫妻俩抱头痛哭。

张伯苓说小儿子的牺牲是求仁得仁，不用为之悲怆。

可就像为了印证这句话有多么正确，张伯苓对于南开同样也是“求仁得仁”。

南开在天津被摧毁之后，张伯苓又让它在重庆复活了，“南渝中学”成立。

为了留住最后的这片沃土，张伯苓答应蒋介石的无耻要求，为其效命。

哪怕两人的交集只是一阵，哪怕最后关头张伯苓拒绝了与其一同离开的机会，哪怕他说了，“不愿离开南开学校，更不想离开祖国”。

如此言辞恳切，却依然无法验明张伯苓的赤诚之心，这段关系成为了他人生的唯一污点。

1950年南开校庆，校方早已派人前来张家，告诉张伯苓的儿子张锡祚，切勿让张伯苓出席，他的身份实在不合适。

儿子知道，南开对父亲来说意味着什么，南开被炸时，张锡祜在那封诀别书中，安慰父亲不要过分伤怀。

他说：“这样恰恰证明大人教育之成绩！因大人平日既不亲日又不附日，而所造成之校友又均为国家之良材，此遭恨敌人之最大原因。

而有如此之毁灭！然此又可为大人教育成功之庆也。”

可是，南开安好，而自己被排除在外，如果张锡祜还在，他又会用什么话语去安慰张伯苓？

张锡祚不忍打击父亲，1950年10月17日，南开校庆，74岁的张伯苓早早起来穿戴整齐，准备前往南开。

张锡祚拦住父亲说，“天色阴沉，看来准备要下雨了，您还是别去了”。

张伯苓握着伞柄的手一顿，把撑开的伞又收回来，笑着同意儿子的明智之举，“既然下雨了，那就不去了吧”。

张伯苓早听出了儿子的弦外之音，再说了，之前在枪林弹雨中保护南开，张伯苓都不怕，如今小小的雨，又怎会怕？

他不怕，可他知道，那些人怕他啊，他可以为南开雪中送炭，而不能做添乱的那一个。

老舍和曹禺为张伯苓写的诗歌里，夸他永远有一股劲，永不悲观、永不绝望，天大的困难，他眉头都不皱一下。

是啊，如果背后站着南开，为了南开，他可以永远乐观、永远保持希望，多大的困难都不怕。

是“可以”，更是“必须”，因为只有他屹立不倒，替南开挡住腥风血雨，南开才能真正“开”下去。

“开”的实现，是因为“难”都被张伯苓吃了。

可如今同样为了南开，张伯苓平生第一次悲观了、绝望了，被南开拒之门外的每一天里，他都紧皱着眉头。

南开越变越好了，南开不需要他了，明白这一事实，对张伯苓的打击太大了。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溘然长逝，享年75岁，距离南开校庆也才刚过去4个多月。

张伯苓走后，家人只在他的夹克里找到了6.7元，以及两张废旧的机票。

他哪里还能留下什么遗产，他毕生几乎所有的钱都倾注在南开上了。

直到1986年，在张伯苓逝世35年后，南开重新接纳了这位“快被遗忘的创始人”，将他的骨灰安葬于南开校园。

学生黄喻生曾在他的追悼会上痛哭失声说：“恩师一生心血所在的南开已经不认识他了。”

大学者，不在大楼，而在大师也。不会的，南开会记住他，中国人都会记得，有个人叫张伯苓，他为南开付出了毕生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