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公权的上台
一九四七年三月，贝淞荪因黄金案失去了国民党中央银行总裁职务，由张公权继任。依照惯例，总裁交替的时候，新总裁要和各局处负责人见见面，讲几句话。这次见面，张公权没有讲话，只由贝淞荪作了简单介绍，实际上张公权和这些人大都是熟悉的，但贝淞荪仍对张推崇备至，称他为金融界老前辈，是他的老上司(张公权作过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总经理，是金融界老前辈和贝的老上司)。
张公权从一九三五年起就挂名担任中央银行副总裁，虽未就任，职衔一直保留。当时宋子文利用中国银行增资机会，抢到董事长职位，并把张公权排挤出去。张公权和宋子文、孔祥熙始终是不相投的。张公权最初由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梁启超提名进入中国银行，在冯耿光任总裁时，他担任副总裁，一九二八年起出任总经理。到了国民党时代，在国民党派系中，他属于政学系范畴。他和张群关系较深，张群继宋子文之后当上了行政院长，请他出任中央银行总裁，也是很自然的。
蒋介石同意张公权担任总裁，也不仅是由于张群的关系。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占领南京、上海，叛变革命，张公权当时以中行副总裁名义主持上海中行行务，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过蒋。一九三五年又和吴鼎昌一起参加国民党行政院，当上了铁道部长。一九四七年蒋介石为了破坏和平，坚持内战，召开了伪国大，企图通过张公权的关系，拉拢民社党的头子张君励(张公权的哥哥),也是当时着眼点之一。
江浙财阀中的领导人物，是李馥荪和陈光甫，张公权和他们关系一向密切，而且具有一些共同观点。在旧中国金融业中，早期头面人物留日学生居多，宋孔以后，留美学生才逐渐抬头。张公权、李馥荪、钱新之、吴鼎昌及周作民等都是留日出身，他们结合密切。张公权的上台，凝聚了各方面的关系、实力和背景，加上个人的才能，可以说是相当强大的。
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解放战争期中，出任国民党中央银行总裁，前后也不过一年三个月，就知难而退。他在这短暂期间，也动了很多脑筋，想了一些办法，都碰了钉子。这也清楚说明，在蒋介石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中，谁当中央银行总裁都没有办法。无限制的通货膨胀，由此而引起的生产萎缩，物价飞涨，贪污横行，投机成风，人民生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任何神机妙算都是空谈。当一九四八年五月我向他坚决要求辞去上海金融管理局长兼职时，他对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并说他也要走了。
二、经济紧急措施方案与经济改革方案
中央银行的外汇黄金经过宋子文、贝淞荪一年的挥霍，已消耗了百分之五十左右。当一九四七年三月初张公权上任时,中央银行保有的外汇及黄金，仅仅只有四亿三千六百余万美元，其中包括黄金约二百三十余万两。除此之外，中国、交通、农民三行，中信、邮汇两局，还有本身营运外汇资金，折合美金约六千二百五十余万元。这就是当时可以动用的全部资本。
这种情况，张公权当然是完全了解的。他企图改变前任的开放外汇市场与抛售黄金的老路，而代之以管制金融、限额分配物资并发行公债以紧缩通货的办法。因此在他接任之前，就通过张群，提出了一套所谓经济紧急措施方案，于二月十六日国民党最高国防会议获得通过。
经济紧急措施方案，范围相当广泛，设想也比较周密。包括平衡财政预算，管制外汇，控制物价，禁止黄金美钞买卖，管理金融机构，鼓励生产事业，推广对外贸易等等。并改订外汇新汇率为法币一万二千元对一美元。总的来说，是希望由放任政策改变为管制政策。
不过不管是放任也好，管制也好，在全面内战的情况下，都不可能在财政金融方面取得成果，因为根本问题是一个财政收支平衡问题。一九四六年国民党政府总预算岁出部分，原列二万五千二百四十九亿余万元，而决算支出则为五万五千六百七十二亿余万元，超出原预算一倍以上。其中税收收入仅占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约百分之三十至四十靠出售外汇、黄金以及接管物资来抵补，余下的百分之四十至五十就是靠发钞票了。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耗费了大量的外汇、黄金和物资，但也延缓了通货膨胀的速度,因此在宋子文、贝淞荪时代的物价上涨，比较以后的两个年度要缓和一些。张公权上台后，采取了严格的限额分配外汇办法，并停止抛售黄金，外汇与黄金消耗减少了，可是钞票发行更多了，通货膨胀更剧烈了，物价上涨的速度
更快了。七月底国民党国务会议通过的所谓经济改革方案，实际上和经济紧急措施方案没有什么不同，不过把紧急措施四个字改为“改革”而已。真正的问题还是在于巨额财政预算差额如何弥补。宋子文、贝淞荪利用外汇、黄金弥补了一部分赤字。到了张公权上台，这方面本钱没有了，他的如意算盘，是想借发行公债来缓和这个问题，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一个幻想。
三、发行美金库券和公债，实施新外汇贸易办法
张公权对于发行公债是很有兴趣的。从旧的财政金融观点来说，弥补财政收支赤字，最好是发行公债。但抗日战争开始后，由于军事上节节败退，沦陷区日益扩大，国民党政府税收越来越少，支出越来越大，最初一两年，还试行过发行公债办法，后来因为通货膨胀日益剧烈，一九三九年后干脆就不考虑了。财政收支不足之数，完全仰赖于印发钞票。所谓超出预算的支出，一般都由行政院向财政部发出紧急支付命令，再由财政部向中央银行开发一张紧急国库支付通知书，由中央银行先行垫付，年终结算时再由财政部开出一张国库证结帐。
张公权曾经批评过国库证办法，主张用公债代替国库证。实际上在通货膨胀时期，所谓公债与国库证是一样的事情，因为币值日益下跌，公债无法在市面上推销，最后还是依靠中央银行用印发钞票的方式垫款。国库证和公债同样是有利息的，在发行及保管手续方面后者要简单得多，对中央银行更为有利。
当然，张公权也考虑到发行公债的保本保值问题，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搞点花样。因此他拿出来一个发行美金库券和美金公货的办法，企图以美金库券吸收市面游资，回笼货币，以美金公侦吸收外汇资金。这是一个行不通的如意算盘。
张公权上台后，随之而来的就在四月一日公布了发行美金公债和美金短期库券的办法。美金库券发行额为美金三亿元，按照中央银行牌价，用法币折合美金购买，还本期三年，每半年还本付息一次，年息二分;还本付息时，按照当时美金牌价付给法币。美金公债发行额为一亿元，须用美金存款、美钞或其他外币存款、外币现钞以及黄金折合购买,还本期为十年,每半年还本付息一次，年息六厘，一律以外汇结算本息。
发行公债库券是张公权的一贯主张。关于财政金融方面的种种作法，张群都是听他的。张公权和贝淞荪有所不同，贝淞荪一切都要听宋子文的，中央银行执行的是宋子文的政策和命令。在张公权和贝淞荪两任期间，财政部长都是俞鸿钧，俞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对张公权也很迁就，但蒋介石很信任他，别人也无可奈何。
过去发行公债券，每次都是依靠金融业为主要认购对象，这不仅是国民党时代，在北洋军阀时也是如此。每次发行公债，先由银行吃下，再把一部分转到市场，由于银行认购公债，一般都有利可图，所以银行也乐于承购。但现在这个时候的公债和库券就大大不同了。首先是通货膨胀，币值迅速下跌，市民对于公债库券完全失去信心，尽管用了“美金”这个名词，但由于过去多次失信，人民对此毫无兴趣，金融业也感觉无利可图，反而要承担很大风险，因而也很不热心。
张公权对此也有所考虑，他在公债基金监理委员会第一次开会时就说:“此次发行公债实为一大试金石，由此可以测验人民对国家债券是否信任。”他又成立了所谓募销委员会，聘请金融业及社会方面头面人物担任委员，大张旗鼓地不断进行广播与文字宣传，印刷彩色标语，制定会徽，在电影院放映幻灯片，组织学生进行街头宣传，并举行各种招待会及游园会等，场面拉得很大，收效却极微微。
金融界的反映也大出他的意料之外。他曾采用了一些有利于金融业认购公债的办法，例如:允许公债库券可以作为银行准备金，并在基金监理会及募销委员会中安排了银钱业占三分之一左右的代表。结果仍大失所望。
关于美金债券销售数额,外间虽有各种传说，但自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起至一九四七年三月底止，短期库券实销二千七百一十万美元，美金公债实销二千三百五十五万美元。即令这为数有限的数额中，略加分析就可以知道也都是空的。
例如美金公债实销二千三百五十五万美元中，中国、交通、中农及邮汇局四个单位就认购了一千九百万美元，其中中国认购一千万元，交通认购五百万元，中农及邮汇各认购二百万元。这些数字实际上是内部转了一笔帐。中国认销一千万元中，双方约定:在中国银行外汇头寸紧张时，可用美金公债按七折向中央银行作抵，订立透支契约。各地推销美金公债所收外汇资金，均须存入纽约及伦敦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在国外存款增加，应加拨一部分存入中国银行。从这个约定来看，所谓认购公债等于是转了一笔帐，摆摆样子而已。
至于短期库券，那更滑稽了。中央银行以控制上海市面为理由，于一九四七年初一次购进库券第二期票面一千万美元,按三月二十五日牌价，连同贴息共支付法币两万七千八百九十六亿元。用国库的钱，用印刷厂印发的钞票，来购买自己发行的库券，这对回笼通货，你补财政收支有什么作用?对于恢复债信又有什么效果?
没有经过多长时间，问题就清楚了:发行美金公债和库券，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在一阵锣鼓之后，就开始转移了方向。四月至八月中旬期间，是募销债券的高潮，当时每天有记录，每月有合计，经募的花样也层出不穷。到了八月十八日，外汇管理办法又有所变更，由于牌价关系，短期库券暂行停售。九月份起，虽仍照官价继续发售，而代销单位仅限于四行两局，每月发售额也有规定。这说明重点已经转移了。
八月十七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了新的外汇与修正办法，这是张公权一个新的大胆尝试。新办法规定于一万二千元官价外汇之外，另开放商汇市价。除生活必需品之棉花、米麦、面粉、煤及焦煤五种日用必需品仍按官价结汇外，其余进出口贸易以及非贸易收支，包括侨汇，均由指定银行按市价买卖，此项市价由新成立的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随时根据市场情况调节，逐日挂牌公告。八月十八日第一次挂牌，将市价汇率定为美金一元折合法币三万九千元，较原官价一下提高三倍多。
新办法公布后，开始市面反映还好，有的人以为这个办法还是从实际出发，可能对促进出口，增加侨汇，减少走私，进而对平衡国际收支可以起一点安定作用。在这以前，国民党的许多办法，都是不切实际的居多，这个办法，针对若干主要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因而人们对它抱有某种期望。
但是外汇汇价问题，根本上是一个通货贬值问题，是一个国内财政和国际收支问题。财政收支和国际收支不能平衡，通货无限制膨胀，平衡基金委员会又无力供应大量外汇头寸，其结果必然是外汇市场出现官价、平准会市价和黑市汇价三种价格。后来的事实也确实如此。黑市依然猖狂，走私无法禁止。出口和侨汇收不到预期效果，问题还是老样子存在。但关键似乎移转到金钞黑市方面，一般工商业者不敢把问题触及到根本性的全面内战这一实质问题上，而只是空喊取缔金钞黑市。金钞黑市本来是可以制止的，但决不是国民党腐朽政权所能办到的事。
张公权原来并不热衷于金融管理这套办法，但他官瘾较大，自负较高，在碰了一系列钉子之后还想作最后挣扎，最后拿出来的一张牌就是加强金融管理。这正是“图穷匕首见”，在各种经济措施失效后，就只有把主要希望寄托于政治高压手段了。
四、金融管理与张公权
从抗日战争胜利，截至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上海解放为止，短短四年期间，中央银行五易总裁，其中张公权任职一年零四个月，还算是比较长的。包括解放战争前宋子文、孔祥熙在内，历任中央银行总裁中，张公权是比较干练而有才能的。
一九三五年前在中国银行一个相当长的阶段，张公权主持中国银行行政和业务，使中国银行逐步具有资本主义现代化金融机构经营色彩，有一定功绩。特别是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潜改帝制,为了镇压反对派，准备内战，屠杀人民，当年五月十二日竟下令中交两行所发钞票停止兑现。当时张公权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任副行长，他毅然说服行长宋汉章拒绝执行，组织股东联合会，五月十三日正式通告中国银行钞票一律兑现，这样不但消除了一场大的金融风潮，而且使中国银行信誉大增,抵制了外商银行的窥伺，为民族金融业树立了楷范。张公权当时所采取的办法，现在看来还是应付得当的。他在极短期间组成股东联合会，将全行行务名义上归股东联合会主持，所有资产负债由股东联合会管理，钞票准备金移交股东联合会保管，所有存款均到期立兑。
张公权爱好学习喜欢和青壮年中比较有才能的人接近，在金融业中他拔擢了一批青壮骨干，和宋子文、孔祥熙有很大不同。在他任总裁期中，他带进了吴大业、方善桂、周舜莘、滕茂桐等人，较之孔宋的班底要好得多。他每天起床较早，喜欢早晨约个别人到他家里商谈问题，一道吃早点。他很注意锻炼身体，当时他住在长乐路，从长乐路到跑马厅这一段经常骑马，由跑马厅换乘汽车到行;在行内他只处理紧要公事，一般公文他都是晚间带回家批阅。
张公权具有资产阶级政客一些特点。他喜欢政治活动，政治上由研究系而转到政学系。国民党政学系初期主要人物是黄郛和杨永泰，后期的头头是张群和熊式辉，张公权和张、熊关系都极密切。中央银行当权人物，一般都不愿和新闻记者接触，张和新闻记者虽来往不多,但很想拉拢他们。在他任内,在外滩十五号还特别设立了新闻记者接待室,指定专人接待,并派我和经济研究处长冀朝鼎担任中央银行发言人，和新闻界及社会人士保持联系。
他出任中央银行总裁期间，正是国民党政府经济金融极端困难的时候，他还想千方百计在继续内战中，帮助蒋介石找条出路。他对于内战的严重性不是一无所知，但由于顽固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以及他一心一意想跻身于国民党最上层的领导行列，他从来也不谈这个问题。有次我在他家里和他谈起这件事，他讲张群也不敢这样谈，要谈和平首先得离开国民党政府，得离开蒋介石。 关于实施金融管理，他是在发行美金库券及公债失败，经济改革方案行不通，新外汇及贸易办法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之后，才认真考虑的。一九四七年四季度后，张公权在南京经常谈到金融管理问题，这是俞鸿钧后来告诉我的。本来金融管理的权力，主要是在财政部，但张公权硬是要把金融管理的职权，由财政部转移到中央银行。俞鸿钧也没有争。最初决定在全国四个大都市成立金融管理局，名义上由财政部及中央银行双重领导，但局长要由中央银行推荐，副局长由财政部指派。局长权力相当大，并不需要事事请示，这样自然而然地把金融管理职权，由财政部转移到了中央银行手里。
一九四七年九十月间，张公权曾两次约我到他家里商谈金融管理问题。他详细询问了我的意见，特别是对于我在一九四六年五月至十一月间，三次到广州、香港所了解的走私、套汇的情况最感兴趣。最后他拿出财政部所拟具的设立金融管理局组织规程草案，叫我和刘攻芸仔细研究。他并且表示对我们讨论后决定的意见都支持，并要我带着这些意见去南京向俞鸿钧汇报。
刘攻芸当时是中央银行副总裁兼业务局长，是张公权在中国银行时代提拔起来的人。除刘攻芸外，还有霍亚民、戴自骞、陈长桐等，后来都成为中国银行的高级骨干。抗日战争期间，张公权担任交通部长，刘攻芸先任邮汇局长，后任四联总处秘书长，深得张公权的信任。
五、上海金管局与大金钞案
金融管理局组织规程草案，明确规定设置金融管理局的目的，是所谓防止各地金融机关之投机及非法活动。设置地点，先定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四处。职掌非常广泛，重点是在上海。张公权通过刘攻芸和我商量，要我兼任上海金融管理局长。我当时感觉，对于一般金融机构的检查及监督比较好办，但是对于黑市上黄金外币及套汇的检举及取缔，就很困难。刘攻芸极力劝我把上海金融管理局长职务担任下来，并说可以推荐一个人协助办理取缔黑市工作。
十二月二日国民党行政院会议通过金融管理局组织规定，决定在四大都市设立金融管理局。并决定我担任上海金融管理局长，原河北省财政厅长及河北省银行总经理施奎龄任天津金管局长，中央银行稽核处副处长高方任广州金管局长，经济研究处副处长林崇墉为汉口金管局长。
当时行政院长张群及张公权对于成立金融管理局寄予了很大期望，特别是对上海。因为上海物价经历了十月及十一月两次大涨风，经济崩溃好像就在眼前。十二月金融管理局成立，蒋介石还特别召见了四个局长，勉励一番。我在南京和俞鸿钧几次谈话中，他并不认为金管局能起什么作用，因此对于张公权要把金管职权抓在中央银行手里，也抱着无所谓态度。甚至在组织规程中有这么一条，金融管理局为安定市场，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时，得商经当地中央银行之同意为之，他也同意了。中央银行总行设在上海，上海金管局的重要措施，都是请示张公权决定。
在我担任上海金融管理局长任内，处理了几件比较重大事情:第一，是所谓大金钞案，在上海当时是比较轰动的。我兼任金管局长后，刘攻芸就根据诺言介绍邓葆光来见我，邓原来是刘攻芸任上海敌伪产业处理局长时的科长，原来是军统局经济科长，由军统介绍给刘攻芸。在上海敌伪产业处理局结束后，邓把接收的图书及经济资料，特别是正金银行全部中国及东亚的经济资料，集中起来，办理了一个东方经济研究所，自任所长，实际上是军统一个经济情报机构。
邓葆光和我谈，他为了搜集金钞黑市情报，已渗入黑市参加金钞买卖交易，但规模较小。他建议要取缔金钞及套汇黑市交易，必须打入黑市，掌握情况。我认为这种意见是对的。但我知道中央银行无法掌握他，可能受他的牵累，因此拒绝在组织上和经济上同他合作，只同意发生工作关系，同意由他们组织一个商行，参与金钞黑市买卖，每天供给金管局黑市交易情报，在检举破案时按照规定付给百分之三十奖金。
根据这样约定，由东方经济研究所成立“源通行”，直接参与黑市金钞交易。所有经过情况，我随时和刘攻芸商量并报告张公权。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麻烦，我又和当时上海市长吴国桢谈过，由张公权和吴国桢联名给国民政府打了一个报告，正式备案。
“沅通行”经过一个阶段活动，情况掌握较多。当时市面上黄金黑市活动越来越猖獗，金价愈涨愈高，不断刺激其他物价。张公权一再催我早日采取行动。我拟了一个计划，在某一天通过“沅通行”抛出黄金两百大条(二千两)。事前我和警察局长俞叔平联系好，由他指派行政处长阮光铭带领经济科便衣警察二十余人协助。当时上海金钞黑市交易，先在电话上讲定数量及价格，在约定地点，买卖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二百根大条我交给阮光铭，由他派便衣警察装成“沅通行”人员，在约定地点收钱交货时，将对方逮捕，送警察局拘留，绝大多数人都是人赃俱在，无可抵赖。经过初步侦讯，对平时交易较少的，在没收其黄金及贷款后，即予释放。对交易较多在黑市中最为活跃的，移送法院惩办，后来有三个人经过法院判处了徒刑。由于采取的是突然袭击方式，黑市投机商人猝不及防，受到严重打击，金黑市交易在一个相当时间完全停顿。当时张公权兴高彩烈，以为从此可以太平了。紧接着要我采取第二步行动，取缔套汇。但我从这次金钞案中，进一步看清国民党政权内部尔虞我诈、不择手段的倾轧情况，如果继续硬干下去，个人非常危险，因此我决定采取慎重态度。
关于取缔套汇问题,我在一九四六年几次到香港的行程中，比较摸清当时套汇的方式方法和它的关键所在。经营黑市套汇的不仅有部分银行钱庄，而且有大量外贸商行，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通过私设电台和香港互报行情，如果把私营电台封闭，黑市套汇等于失去耳目，也就无所施其技了。因此和张公权、刘攻芸研究下来，在设立“沅通行”的同时，允许东方经济研究所设立两部电台，代黑市商人收发香港套汇电讯，另方面通知警察局严格查封其他电台，这样香港套汇电讯大量集中到东方经济研究所，金管局对哪些行庄和贸易行在搞黑市套汇，就比较清楚了。
根据逐步积累的资料，某日金管局通知警察局，把发过套汇电讯的商行四十余家全部封闭，所有帐册都封存冻结。事前决定，在取缔套汇案中，不拘留人，一般也不给予处分，只是口头上警告，下次再作套汇交易，就要捉人和罚款。因此在处理过程中是比较风平浪静的。当时套汇通讯电稿，东方经济研究所每天抄送金管局，多的时候有三五十份，这些电稿都没有宣布。我从金钞案中吸取了教训，不愿多得罪人，因为那样既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徒然给警察局和特务机构制造敲竹杠的机会，而责任却要由金管局和我个人承担。
一九四六年我在广州、香港视察过程中，发现当时经营出口贸易商人，在出口结汇中，普遍都是隐匿或低报结汇金额,一般约低报百分之工十左右。例如一笔出口成交生意本为十万美金，但出口商和对方事前约定，报价及使用证只开八万，其余两万就存放在国外。
这里举一个事例，在当时社会上也是很轰动的。正明银行董事长姜锺麟，经营黄狼皮出口贸易，在国内外都很有名气，他个人独资创办的姜沅泰贸易行，是专营黄狼皮及其他毛皮出口机构。他用的会计主任是一个白俄，姜锺麟套购外汇帐，掌握在他手里，放在暗室，保管很机密。但这位会计主任为了贪图密报可以有百分之三十的奖金，他自己到金管局来揭发，并给了保存暗帐地点的一张地图。金管局根据他的报告，通知警察局，按图索骥，抄获了姜沅泰行全部套汇暗帐。
姜锺麟神通广大，当晚花了大量金条，把临时封存在警察局的暗帐，全部掉包弄走(关于掉包的事，我也是解放后才听到的)。但他并不知道检举人就是他的会计主任，即使把帐册换走了，也不能掩饰他逃汇隐匿的情况。当时姜锺麟到处活动，托人说情。我对来说情的交通银行副总经理李道南，和中国银行外汇部经理陈长桐讲，这次取缔套汇，不准备惩办一个人，叫他把隐匿的外汇交给中国和交通两行按官价结汇，并酌量处以罚金就算了。后来姜锺麟自动交出十万美金，另处分相当于三万美金的法币罚款，这笔罚金就给了那个白俄会计主任作为奖金，事情就这样结束。解放前夕，李道南曾两次约我去菲律宾到他主持的银行任负责人，我都谢绝了。
我曾在国民党财金机构工作多年，对于这个政权的腐败贪污情况，是知道一些的。但是在上海担任金融管理局长半年期间，我直接接触到的许多情况，却大大出于意料之外。真是豺狼当道，鬼蜮横行，令人触目惊心。我原来还比较天真，还想凭着一点热情，在滔滔洪流中，作一个中流砥柱。我依仗着有俞鸿钧和张公权的支持，同时自恃从来没有捞过钱，不怕别人抓辫子，其实这都是幼稚可笑的想法。
东方经济研究所是军统的一个经济情报机构，它利用中央银行的掩护，为非作恶，在大金钞案件中，一次获得了相等于六十根大条的奖金，引起了上海军警及特务机构的眼红，因此引起了相互间的严重倾轧。
当时大规模经营黑市金钞交易的投机商及黑市电台的主持人，都是有后台保护人并支付保护费的。有的是警察局，有的是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在抛售金条那一天，一次吃进金条最多的户头，是一个银楼业老板，他拜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负责人为老头子，当便衣警察在交易中要带走这个老板时，他电话找来这个保护人，金条是退还了，人不许带走。东方经济研究所曾密报过一个私设电台，这个电台的后台老板是稽查处经济科长张亚民，警察局根据中央银行指示封闭了这个电台，不久稽查处就查抄了东方经济研究所电台，以示报复。类似这样事情，非常普遍，挟嫌与诬陷的案子，更是层出不穷。
我个人感到这样继续下去，非常危险，因此到了五月份，我就毅然决然地辞职不干了。我向张公权详细汇报了内部黑幕情况，他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并同意我在他下台之前辞去金管局长职务。俞鸿钧开始是不同意我辞职的，我到南京把真实情况告诉了他，他也有些害怕，同意我先辞职。幸而我离开得早，不久蒋经国来到上海担任经济督导特派员，这时我已完全摆脱了金融管理局长职务，没有受到牵累。
张公权在我离开金融管理局之后，也就下台了。他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什么打算，什么计划，都不过是黄梁一梦。上海解放前夕，他离开了祖国，但他始终没有去台湾，在美国著书讲学，出版了一本《中国通货膨胀史》，揭露国民党利用通货膨胀，残酷剥削人民的罪恶。在他担任中央银行总裁这一段生涯中，有点像王熙凤治理大观园,虽然卖尽了气力,但一点也无补于“贾府”的实际。一九七九年十月，他在美国加里佛尼亚州逝世，终年九十一岁，临终遗嘱，将骨灰运回祖国安葬，表明他至死还是怀念祖国的。
本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辑，有李立侠编写，文字少有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