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张君睿
编发/史乎文乎
注：为使得大家阅读流畅，文章包含部分虚构情节
1974年11月初，当年的冬季征兵工作就开始了，当得知部队来征兵的消息后，我立马就去学校找到接兵首长报了名（当时的我，正在上高中二年级）。报完名后，经过体检、社会调查、家访、发放入伍通知书和领取新军装等流程后，在1974年12月17日，我和家乡县城的两百二十五名新兵一起，踏上了前往部队的路程。
我们这批新兵，虽然在1974年12月18日傍晚就到达了部队，但按照惯例，还是算1975年的兵。七十年代时入伍的兵，如果是冬季征兵，兵龄和工龄的计算，有着很大的差别。在计算兵龄时，均从次年的1月开始算起，以此类推。但在计算工龄时，还是以发放入伍通知书的年份为准。因此，我是1974年12月10日到达部队的，就是1975年兵。但我参加工作的工龄，还是从1974年12月算起。
当时，坐在开往部队的闷罐火车上时，看着那窗外不断闪过的、熟悉的家乡景物时，我的心里真是思绪万分，感慨万千。原因无他，只因为，我终于走进了那让我魂牵梦绕了四年的部队。我渴望当兵的梦想，源于上初一时，当兵退伍回来的堂哥，送给我的一顶旧军帽。
我的堂哥（我大伯的儿子），是1965年12月入伍，1971年3月退伍的。1971年3月底，当了五年兵的堂哥退伍复员后，穿着一身半新的军装来到了我家。五年不见（本来当兵满三年就能回家探亲，但因为一些原因，在当兵的五年间，堂哥没有回家探亲一次），印象中那个稚嫩的堂哥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位“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的成熟青年。
见到堂哥变化如此之大，当时刚上初一，还很稚嫩的我，一时间竟也不敢靠近他，就那样愣在了原地。见我呆呆的站在原地，堂哥笑了笑，然后朝我招了招手，示意我过去。看着眼前面带微笑的堂哥，我心中的忐忑与紧张也少了几分，于是我快步走到了五年不见的堂哥面前。
五年前，在堂哥当兵前，我俩最是要好。小时候的我，老是跟在堂哥身后，跟着他下小河摸鱼，上树摘果子。因此，在我走到堂哥身前时，他开心的站了起来，然后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几年没见，君睿都长这么高了。”
随后，堂哥又询问了我几个问题，在得知我的学习成绩还不错时，堂哥郑重地取下了他戴着的那顶半新的军帽，然后戴在了我的头上。要知道，在七十年代，军装可是最时髦的服装。因此，在学校里，谁要是能戴着一顶军帽去上课，那可真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所以，面对堂哥这突如其来的举动，面对这贵重的礼物，我一时间，更是愣在了原地，不知所措。
看着站在原地不动的我，堂哥再次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开了口，“学习成绩还不错就行，一定要加油。你堂哥我，就是吃了没好好上学，没文化的亏，要不然，肯定能留在部队继续工作。”说到此处，堂哥重重的叹了口气。紧接着，他仿佛又想起了什么，拉着我的手认真的说，“君睿，反正现在已经不能考大学，你最好的选择就是好好学习，上到中学毕业，然后报名去当兵。”
在七十年代，当兵穿上军装走进部队，是所有青年的梦想。因此，在听到堂哥的话后，我坚定的点了点头，向堂哥表明了我的决心。而堂哥，在看到我认真点头后，也是笑着帮我戴正了那顶旧军帽。后来，堂哥送给我的那顶半新的军帽，则是陪伴着我整个中学岁月，也成了我学生时代最重要的一个物件。
正在我思绪飘荡之际，忽然闷罐火车的一阵轰鸣声，把我拉回了现实。看着车厢里，或悲伤（这一离开家至少就是三年），或喜悦（马上就要走进那让人期盼已久的部队了）的老乡们，我也理了理自己的思绪，开始期待着那即将到来的部队生活。
1974年12月18日傍晚，经过闷罐火车两天一夜的轰鸣后，我们这批新兵终于到达了终点站。下车站队，在进行例行点名后，我们这三十余名新兵，就坐上了早已在站台等候，准备接我们的老解放卡车。之后，经过老解放卡车一个半小时的颠簸，在暮色苍茫时分，我们这一行新兵，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新兵连营地。
当时，坐在老解放卡车上时，一路上看着外面的景色，我心里就在想，部队到底是什么样。而当我们终于到达新兵连营地下车后，我看着营地四周的景象，心里却不禁充满了荒凉。因为新兵连营房四周，全部都是大山，而且那山上，也全都是光秃秃的，基本上没有什么树。虽然环境有些不尽人意，与我心中的期盼有着很大距离，但我在短暂的调整后，还是认真且坚定地投入到了接下来为期三个月的新兵训练中。
在七十年代时，新兵训练一般都是为期三个月，并且进程十分紧凑。在当时，我们每天早上都是6点起床，起床后先叠被子，然后在六点半进行跑步3公里的训练。训练结束后，打扫宿舍卫生。因为我们新兵连是刚组建的新连队，没有什么底子，所以当时我们的伙食标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差。每天的一日三餐，早饭基本上就是小米稀饭、窝窝头和一份榨菜；午饭的主食基本上就是二米饭（大米掺小米），菜就是白菜炒肉丝；晚饭的主食是高粱米饭，菜就是萝卜炒肉丝（有红萝卜和白萝卜）。
一日三餐，虽说有两顿都有炒肉丝，但说是炒肉丝，其实肉很少（基本上没有什么油水）。因此，当时的新兵们，因为每天的训练强度比较大，再加上饭菜少油少肉，所以都只能靠“量”来填饱肚子（每人每顿都至少要吃两碗大米饭）。记得当时，我们连里六班有个新兵，有一顿竟连续吃了七碗大米饭。当时我们全班（一排二班），在得知这个消息后，都是震惊不已。
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后，照例就是分专业、下连队，当时的我，被分到了机场四站连。去到四站连，在经过半个月的集训后，我被分到了冷氧站。刚到冷氧站不久，我就又被派去参加为期两个月的冷气员技术学习（在当时，我们机场四站连，有一多半的战友们都是学开车的）。
1975年6月中旬，结束了为期两个月的培训学习后，刚回到连队不久，连长（姓周，1960年兵，性格十分随和）就让我去参加飞行员体检。当时，在得知这个消息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十分符合飞行员的选拔标准。但在体检时，因为初到北方北方水土不服（我是南方兵），再加上鼻腔有一点问题，我最终与当飞行员擦肩而过，而这，也成了我心底一个永远的遗憾。
记得当时，因为与当飞行员失之交臂，所以在回到冷氧站后，我郁闷了整整一个星期。而在这期间，连队领导、班长和老兵们，对我都十分关心。指导员还跟我说了句，让我至今都记忆犹新的话——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之后，我就快速调整好了状态，重新打起了精神，开始积极地投入到制冷充冷的工作中。因为在工作过程中，我踏实勤奋，再加上一遇到难题，我就虚心向老兵们请教，因此没过一个月，我就能独立值班，制冷充冷，保障飞行员进行飞行训练。
记得当时，在机场，关于灶类和伙食标准，一共有四类。第一类是空勤灶，是专供飞行员用餐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2.5元。这个标准在当时，是非常高的。要知道，在七十年代时，新兵第一年的津贴每个月才6元，城市居民一家的生活费，每个月也不过10元。
第二类是地勤灶，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0.9元，一般是供机务大队以及其他有关人员用餐的。这类人员主要是负责对飞机的维修保养工作，岗位也十分重要。
第三类是后勤灶，也称机关灶、干部灶，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0.65元。这类灶的用餐人员就很多了，除了团里的机关干部外，还包括汽车连，以及负责油料、充电、充气、器材等后勤服务工作的技术人员（在当时，我们四站连吃的也是每天0.65元的后勤灶，伙食相对来说，还是很不错）。
第四类则是大锅灶（其实就是一类灶），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0.45元。这类灶主要的就餐人员是警卫连、农场以及少部分机关干部。如果仅按照就餐人数计算，大锅灶反而是机场里就餐人数最少的灶了。
在七十年代时，连队不仅是战斗连，还是生产连，所以我们四站连，也经常组织连里的一些战士，让他们参加生产劳动。而那些参加生产劳动的战士，往往都是领导有意安排的（能提干）。而我，在当兵第三年年底时，也就是1978年年底，也被连队领导到炊事班养猪（当时我们连队养有十几头猪）。
养猪，顾名思义，就是负责照顾猪的一日三餐。记得当时，在养猪时，我每天早晨五点就起床开始煮猪食（差不多需要煮两个小时），中午是11点开始煮，下午则是4点开始煮。虽然当时正值寒冬腊月，天寒地冻，再加上一天从早忙到晚，十分辛苦。但我从未抱怨过一次，而是全心全意的认真完成着养猪任务。因此，在我养猪的三个月里，我们连里的那十几头猪，被我养的是膘肥体壮，为此，我还得到了连长和指导员的多次表扬，也成了连里的提干苗子。
可正当我埋头工作，为能留在部队努力时，在1979年初，下发了不能直接从战士中提干的命令（以后想要提干，必须考军校）。当时的我，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心里真是五味杂陈，我本想也跟别的战友一样，直接退伍回家，但因为部队需要，我还要留在四站连，继续工作一年。
就这样，我继续在四站连埋头工作着，一年的时间是转瞬即逝，转眼就来到了1979年底，又到了当年老兵退伍的时间。在1979年12月底的一天，指导员找我谈话，希望我能转志愿兵，留在部队继续工作。但因为个人的一些原因（当时的我，已经24岁，再加上母亲身体也不好），我最终决定退伍复员，回到地方。虽然连长和指导员非常惋惜，但考虑到实际情况，最终还是同意了我退伍的请求。
就这样，1980年1月13日早上，在连队食堂吃完早饭后，我就拎着行李，带上个人档案，坐上了机场汽车，离开了自己工作和生活了五年的四站连。之后，经过绿皮火车两天一夜的轰鸣后，我终于回到了阔别五年的家乡，见到了久违的亲人。而后，在家里度过一个难忘的春节后，在1980年2月底，我就去到家乡县城的防疫站工作，开始了自己长达三十年的防疫生涯。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