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清样》—撰文 | 文一刀

6月20日上午10点半，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西安市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赵红专受贿一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赵红专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宣判后，赵红专表示认罪服法，当庭未提出上诉。根据刑事审判的上诉期限规定，如果其在10日内依然不提出上诉，就意味着判决生效、审判程序完成、赵红专的受贿案，结了。

就这么结了吗？从赵红专的角度来估计，如果确实就这么结了，那么在这个结果确定无误的那一夜，对他来说真可谓也无风雨也无晴：虽然12年高墙岁月也很不堪，但若与其身后那个10亿元的“黑洞”相比，用“胜利大逃亡”来比喻其实也不过分。

另一方面，如果确实就这么结了，那么对赵红专的功过是非评价几乎可以用接近“悲情”的词汇来描述。因为纵观公诉书中对其受贿经过的描述与指证，会发现从2008年至2016年的这8年间，在赵红专先后给14人帮忙办事，累计41次的受贿过程中，虽然触犯党纪国法不假，但若从社会江湖角度看，其行事却很守“规矩”：打招呼给人办事，事成之后收受他人钱财。这与许多落马者被曝出“只收钱不办事或者事情不成钱也不退”的行径相比显然“厚道”一些。

不仅是先办事后收钱（礼），公诉书中还曾显示过一段办完事收假货的过往：“2012年6月，为承揽西安高新区兴隆社区建设项目，西安建筑总经理贾某找到被告人赵红专请其帮忙，赵答应后给紫薇地产时任总经理的王某作了安排。2013年8月，贾某顺利承揽了兴隆社区五标段的建设工程。为感谢赵的帮助，贾某在2012年10月的一天，在赵办公室，送给赵4幅署名“崔振宽”的画（经鉴定4幅画价值共计为57．34万元）。同年11月的一天，在阿林鲍翅饭店吃完饭后，贾送给赵1幅署名“范曾”的画（经鉴定假画）。”

仅从这些来看，如果赵红专受贿案真就这么结了，那么一些人在中午吃完泡馍后，或许会一边扯块手纸擦汗抹嘴一边感叹“老赵是不错的人”。

事情果真就是这样风轻云淡吗？这么说其实为时尚早，因为若赵红专受贿案真就这么结了，那么留给公众的将是一个更大的宣念：当年套走10亿国家财政资金的三星拆迁案真相何在？到底该谁来负责？最后这钱哪儿去了？能追回来吗？想想10亿能建几所学校、修通几条断头路、架多少座立交桥、以及解决多少扶贫问题，就知道这对于西安来说不是小事。

在赵红专于2017年7月3日被查之前，已有8名西安高新区相关人员因在三星项目征地拆迁中因严重违纪遭查，后陆续移交司法起诉、审判、结案。他们当中的7人，被起诉及判决的罪名都是：“玩忽职守罪”。

其中，原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助理、副局级巡视员鲁良栋因“玩忽职守罪”被判四年。

西安高新区长安通讯产业园管理办公室拆迁一部原部长，案发前系西安国际港务区管委会征迁安置协调服务办公室副主任陈德明因“玩忽职守罪”获刑三年半。

原在西安高新区长安通讯产业园管理办公室工作，案发前系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政务中心员工邵荣因“玩忽职守罪”获刑三年半。

原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安通讯产业园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杨钟因“玩忽职守罪”获刑三年又四个月。

曾于2012年5月9日被借调至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安通讯产业园管理办公室工作，案发前系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社会管理局四城联创办副主任杨建平因“玩忽职守罪”获刑三年又二个月。

曾于2012年5月9日借调至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安通讯产业园管理办公室工作，案发前系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国土规划建设执法监察队副队长邵智灵因“玩忽职守罪”获刑三年又二个月。

曾于2012年5月9日借调至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安通讯产业园管理办公室工作，案发前系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康凯因“玩忽职守罪”获刑三年又二个月。

反差强烈的是，这些“玩忽职守”者此前还曾在西安高新区召开的“三星项目总结表彰大会”上获得“特别贡献奖”的表彰。

仅有一名核算人员被起诉的罪名为“受贿罪”，但受贿物品金额不足十万元。起诉书显示，“2012年9月底，范媚娜在担任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局会计核算中心土地核算部部长期间，利用其负责三星存储器项目拆迁安置工作会计核算的职务便利，在紫薇田园都市附近的素心铭茶餐厅，收受借用鸿建公司资质承揽拆迁安置工程的乔某、魏政委（均另案处理）给予的项链一条，为其在工程款结算方面及被拆迁户赔偿款支付方面提供便利。经查，涉案项链的价值为97708元”。

后因范媚娜在西安市纪委调查三星项目拆迁有关案件调查期间，主动交待其涉嫌受贿的案件事实并退赃，最终于2017年12月被以受贿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10万元。

对于三星拆迁案制造的窟窿，相关判决书显示：“经鉴定，拆迁面积由1119952.07平方米增加至2415129.90平方米，虚增了1295177.83平方米，导致西安高新管委会按照虚增后的拆迁面积向承揽拆迁的陕西鸿建公司多支付10.68亿元，鸿建公司将其中5.55亿元支付给被拆迁人，非法获利5.13亿元”。

与赵红专认罪伏法有所不同的是，审判中，这些“玩忽职守”者们对安在自己身上的罪名并不认可。

除鲁良栋之外的6名因玩忽职守罪被起诉的被告人在辩护中称，“其在三星征迁指挥部任职期间的工作职责仅是政策宣传、组织协调、数据统计，对实际拆迁面积没有审核职责,实际上也不具备履行审核职责的条件，报销审批单上”部门”一栏的签字是听从领导指示，事后集中补签，部分报销审批”部门”一栏并没有六被告人的签字，也就是说六被告人在签字时相关款项已经发放，或六被告人未签字，相关款项也已发放，故签字行为与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虽然这些辩护最终未能被法院采信，但却凸显出一个如10亿资金黑洞般巨大的讽刺：为这样一个巨额“财政黑洞”担责获刑的8名人员中，只有一人受贿了一条9万多的项链，其余7人都没受贿，只是“在任职期间，未认真履行监督审核职责，未能及时发现承揽拆迁工程的鸿建公司（另案处理）提供虚假评估报告虚增拆迁面积，即在财产报销审批单上签字确认，导致高新管委会按照虚增后的拆迁面积向鸿建公司支付巨额资金，给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

而时任高新管委会主任的赵红专，虽然在2008至2016年担任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招商局局长、西安航天产业基地管委会主任、西安市委常委、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兼）、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兼）期间，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通过“接受他人请托，在土地征用、协调办理土地手续、承揽建筑工程、项目进入产业园、企业经营发展等方面为其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了1130万元人民币、106万美元、20万欧元、20万新加坡元、20万港币、10.3千克黄金、5幅画，共计折合人民币2491.8709万元。

他却没有在10亿三星拆迁案中收受非法获利5亿多的拆迁公司的财物，这样的“好人”真是不多见，但如果赵红专受贿案就这么结了，一个这样的“好人”就会由此诞生。—《调查清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