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召集召开了在中国文艺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毛主席在会上发表讲话并作总结，后整理成为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主席的讲话首次系统阐述了党的文艺主张，创造性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等重要论断，明确了革命文艺的方向、道路等基本方针，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纲领性文献和重要里程碑。

5月23日的第三次会议，也就是最后一次会议快结束时，趁着落日的余晖，延安电影团的代表、摄影师吴印咸提议大家一起照一张合影，毛主席欣然同意。

座谈会在杨家岭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一楼平时兼作中办餐厅的不足120平方米的会议室召开。当时，室内光线较暗，无法拍照，大家就移到室外。在中宣部代理部长凯丰的号召下，大家一起动手把室内的桌凳搬出来。又在吴印咸的指挥下，在会议室门口摆成五排。一看还是站不开，就把附近的几根木头抬来用，这样才勉强排成了六排：第一排坐小马扎（或矮凳），第二排坐高凳，第三排站地上，第四排站条凳上，第五排、第六排站台阶的条凳上。这样，就高低分明，错落有致。

照相时，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坐在第一排，其他人则是自由坐或站，没有什么职务、地位的区分。钟敬之等人到前边正在施工的中央大礼堂工地上观看。刚一走到，回头一看照相队伍已排好，急忙回跑，同时喊着“等等我们”，总算挤在第三排边上。

话剧演员田方很想挨着毛主席坐，于是“抢占先机”，坐在了毛主席的左边，他回家后对妻子于蓝说：“闭幕前宣布毛主席和大家一起拍照留念，大家高兴得鼓起掌来。但是，很多同志都那么谦虚，不好意思靠近毛主席去坐。我不怕，我就要坐在毛主席身旁！”美术家张悟真见田方抢了好位置，便急忙坐在了毛主席的右边。朱总司令坐下以后，主动叫丁玲、李伯钊两位女作家坐在他旁边……

吴印咸的相机镜头很小，胶卷也已过期多年。而因拍摄的人又太多，怎样才能让照片没有一般大合影的拘谨和呆板，而使人物形象自然生动、呈现出团结、欢快、舒畅的气氛呢？他突然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办法。首先，他从前侧方向拍了一张，接着又从正面依次分三段拍了三张，最后将三张底片拼接合成一张底片，这才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留下这张弥足珍贵的合影照。

这张照片，可以说是延安时期参加正式合影人数最多的一张了。其中间大，两边小，呈斜边，就是因为拼接的缘故。其实，当时合影时，大家坐的形状，是平行的一条线状。而这张合影照经放大后依然能分辨出100多人的相貌特征，还是很不容易的。

现仅将坐着的第一排的人介绍如下：（左起）康生、凯丰、任弼时、王稼祥、徐特立、博古、刘白羽、罗烽、草明、田方、毛泽东、张吾真、陈波儿、朱德、丁玲、李伯钊、瞿维、力群、白朗、塞克、周文、胡绩伟。

在拍照的过程中，发生有这样一件趣事。吴印咸正在拍侧面照时，坐在第一排的刘白羽个子大、身体重，一不小心把马扎给压塌了，“咔嚓”一声，声响很大，引得人们一阵哄笑，眼光都转向他。吴印咸按动快门的手来不及停下，照的都是回头，只好作废重拍。而这时，带着相机站在一旁的另一位会议代表、摄影师郑景康按下快门，抢拍下这个场面，留下了座谈会合影照的另外一个版本。刘白羽那低头看马扎的狼狈形象也被历史定格了，生动记录了当时的融洽氛围。

当时会议的参加者并无严格限制，据多种不同记载，三次会议参加者有所不同，从七八十人到150人不等，而实际参加座谈会的大约有140人。在吴印咸所拍合影照中，则共有106人。而这也并不是参加座谈会人员的全部。事实上，有人跑到正在施工的中央大礼堂工地观看，误了拍照时间；有人去了厕所，所以没有拍上；还有极少数人不喜欢拍照，所以没参加。由于种种原因，有些人没有跻身合影中，这也为后来统计参加座谈会的具体人数带来了难题。

江青是个例外。她以毛主席秘书的身份参加了座谈会。第四排有个大空缺，就是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康生专门安排让她参加合影的，后来被毛主席制止，江青没有参加，因此我们看到在合影中，毛主席的右肩斜上第三个人的位置，即窗户前，两个人的身体没有靠拢，还留有一个空位，格外明显。

历史已经远去，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这张经典合影照历经80多年历史沧桑，今天来看仍是这样令人回味、感动和向往。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满满信心，他们的意气风发，他们对未来的憧憬，都写在他们的脸上，也在叩动着我们的心扉。让我们沿着他们走过的足迹，去开创中国文艺新的历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