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有哪些汉臣是皇帝绝对信任的？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很多读者都有自己心目中的人选，如范文程、李光地、张廷玉、刘统勋、于敏中等等。御史认为这些人其实都称不上是皇帝绝对信任的，真正称为君臣一心、言听计从的其实也就三个人。
第一个是嘉庆朝朱珪朱珪是乾、嘉时期名臣，如果按照资历和名气而言，朱珪不如刘墉、王杰、董诰。乾隆晚期，朱珪还在地方担任巡抚、总督，直到乾隆驾崩后，才被嘉庆调至京师任职。而且朱珪一生都没有进入权力中枢机构军机处。
是不是军机大臣不重要，重要的是朱珪和嘉庆帝之间有着深厚的私人感情。早在乾隆四十一年的时候，朱珪以侍讲学士的身份在上书房行走，教皇十五子颙琰读书。
朱珪博学也是好老师，颙琰勤奋是一个好学生，师生之间在一起也不算长，掐头去尾也就是三年多时间。然而就是这三年时间，让朱珪成了嘉庆帝最信任的汉族大臣。
嘉庆帝亲政当天，就迫不及待发出上谕，调朱珪入京在南书房任职，并加太子太保管理户部三库。
嘉庆帝亲政之后，面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如何处理和珅。当时朝臣中有不少建议将和珅党羽一网打尽，借此机会掀起一股反腐浪潮。嘉庆帝一时拿不准主意，曾几次向朱珪请教，朱珪认为，和珅一案不应该牵连太多，否则将会引起朝局不稳。
在朱珪的建议下，嘉庆帝仅处置了和珅及其个别重要的从犯，没有大范围牵连。应该说朱珪也是从大局着眼的，亲政之初不宜杀伐太重，且白莲教起义正如火如荼，稳定是首要的。
嘉庆帝本人性格宽仁，对朱珪更是言听计从，国家军政事务，实际上都是师生两人商量着办的。
嘉庆十一年朱珪去世，嘉庆帝悲痛欲绝，他亲自到老师的府上吊唁，晋其为太傅，赐谥文正。嘉庆一朝，朱珪在皇帝心目中的位置是无人可以替代的。
第二个是道光朝曹振镛曹振镛于乾隆四十六年中进士，凭借官二代的身份，仕途扶摇直上，嘉庆驾崩时已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兼管工部。
道光继位后，先帝遗留下来的托孤大臣几乎被一锅端了，处在二线的曹振镛被火速提拔为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一下子成了道光帝的心腹重臣。
曹振镛与道光帝不是师生关系，两人此前的交集也不多，然而君臣两人能够惺惺相惜，必然是有原因的。根子就出在“节俭”上，或者说曹振镛早已把准了道光帝的脉，为自己的仕途铺好了路。
道光一朝，将勤俭节约做到极致的就是道光帝和曹振镛二人，不过道光是真节省，而曹振镛是被迫节省。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曹振镛因此而大获圣宠。
曹振镛一定是个洞察力很强的人，道光继位后一心想做客守成之君，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执政原则，曹振镛作为首席军机大臣，百分百不走样以道光的意志为转移，凡事都是报喜不报忧。
后来曹振镛给他的门生们总结了一个为官秘诀——少说话、多磕头。正是在这种政治氛围中，朝野内外万马齐暗，若不是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道光帝还真就能蒙混过关了。
道光对曹振镛也是发自内心的信任，几乎人臣能获得的荣誉也都给他了，曹振镛作为一个毫无尺寸军功的文臣，居然数次绘图紫光阁，生前晋太傅，死后赐文正，就差配享太庙了。
第三个是咸丰朝杜受田相比较于朱珪、曹振镛，咸丰帝对杜受田的恩宠程度，几乎就达到了“父子”关系。杜受田原本是咸丰的老师，在道光朝皇子争储中，原本处于劣势的咸丰，硬是被杜受田抚上了皇位，就冲这一点，咸丰对他有感不完的恩。
咸丰初年，军机处、内阁形同虚设，国家军政大事咸丰从来不会询问军机处的意见，杜受田的话几乎就等同于圣旨。
从私人感情来看，咸丰早年丧母，道光去世后，只有杜受田能给他带来只有长辈才能给予的爱，加上咸丰帝本人执政能力一般，根本不具备乾纲独断的能力，他能依靠的只有老师杜受田。
杜受田是个好老师，个人品德也是没话说，遗憾的是他并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连张居正的背影都摸不着。就大清朝当时内忧外患的局面来讲，君臣二人根本拿不出什么好办法。
杜受田命不好，咸丰元年就去世了，这对咸丰的打击十分巨大，他亲自祭奠扶棺痛哭，下旨追赠杜受田为“太师大学士”，赐谥文正。
朱珪、曹振镛、杜受田三人，在清代历史上都算不上杰出大臣，在汉族官僚中，比他们能力强的人多了去了。只是他们因为各种机缘巧合，有幸成为皇帝绝对信任的心腹大臣，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富有戏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