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清高宗实录》的记载，乾隆皇帝去世时，国库存银有6939万两，家底十分丰厚。但这还仅是国库存银，内务府广储司的账上还趴着1200万两，这笔钱是皇帝私人财产，也是顺康雍乾四代皇帝积累下来的，史料中称为“祖遗内帑”，通俗地理解，就是清帝代代相传的小金库。

古话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作为天子富有四海，理论上来说整个国家都是他的。话虽如此说，但是自古以来，皇帝花钱也不能肆无忌惮，一旦超过警戒线，就会被天下臣民耻笑，弄不好还要戴上一顶昏君的帽子。

比如明神宗，就是一位爱财如命的皇帝，除了从太仓调银入内库外，还派太监到各省搜刮民财。明末李自成打进北京城时，国库空空如也，而大内府库却有几千万两存银。

顺治帝入关时晚了一步，这些巨额财富，都被李自成“载发长安”，无缘明君之内帑，或许这也是多尔衮对李自成穷追猛打的原因之一。

顺治年间战火频仍，军费浩繁，国库入不敷出。朝廷为了拉拢人心，又不准加征赋税，所以只能动用皇帝个人小金库。

皇太极去世时，其实也是给顺治留了一笔个人私产的，具体数字是多少呢？《清世祖实录》中只记了顺治元年九月，已将“盛京帑银取至百余万，后又不挽运不绝”。据大致估计，皇太极的个人财产，应该在三百万两左右。

到了顺治八年正月福临亲政以后，户部尚书巴哈纳奏称，“今大库所存仅有二十万两”，而百官俸禄共需60万两，顺治帝不得已下谕：“大库之银，已为睿王用尽，今当取内库银按时速给”。

顺治一朝国家财政始终没有大的起色，福临去世后广储司的账上只剩下105万两银子，比皇太极遗产少了三分之二。

康熙继位后，国库空虚，朝廷吃够了缺银的苦日子，康熙帝亲政后就迫切需要聚敛钱财，充实国库，增加内帑。

但是康熙帝一向自诩宽厚仁慈，不贪钱财，还不止一次斥责明帝取户部库银入内宫。因此，他不可能采取明朝昏君那样的做法，更不愿意背负坏名声，玷污圣明天子的光环。

既不从户部拿钱，又不能玷污圣名，这一看似无法解开的死结，却难不倒天纵英武的康熙，在他的经营下，内库不断得到充实。

皇帝敛财不管用什么办法，明也好暗也好，都会受到指责和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为此，康熙首先明确了一个总得态度，用他的话说就是：“内库银系朕之帑金，户部银库亦系朕之帑金，总无分别之处。”有了这个说辞，大臣们就无法反驳。

康熙敛财的办法是多样化的，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

其一、首开工程节省银

内外工程的修建、维修，是每年财政支出的大项之一，所需费用皆出自国库。但是物料采办以及工程费用的核算却是内务府。

内务府按照惯例，将工程承办给民间私人老板，这中间就存在巨大的差价问题。康熙正是看准了这一商机，出台了工程节省银，规定具体的比例是14%，这笔款项在户部拨款之后，直接划到广储司的账上。

比如工程预算为20万两，那么康熙啥也不用问，就有2.8万两的私人进账。

其二、出台草豆节省银

草豆是用来喂养军马的，属于军费开支的一项。从顺治时期开始，草豆都是由民间老板私人承办的，清初的“八大皇商”里头，就有人世代经营这一生意。

每一年户部会拨款给草豆商，由于这些商人是皇商，属于垄断经营，所报的价格也是市场的几倍，利润相当可观。既然是皇商，他们就得孝敬皇帝，康熙时期规定草豆节省银的比例是20%。

仅从康熙四十二年至五十三年间，一共11年负责采办草豆的皇商，向康熙帝孝敬了节省银90余万两，实际上这些银子都是出自国库。

其三、铜铅节省银

户部、工部下设的宝泉局、宝源局，每年都要铸造大量的制钱，所需的铜铅量十分巨大。京师不产铜、铅，这些原材料要从云贵和内地各省采买，然后运至京师。

与草豆采卖的性质一样，康熙帝也将这部分业务承办给了皇商，或是在特定时期交给江宁、苏州织造。所不同的是，铜铅的采购费用要比草豆高出许多倍，利润更加丰厚。

比如江宁织造曹寅就曾奉旨接收14个榷关的358万斤铜，每年向广储司交节省银12.5万两，后来又增至每年14万两。要知道，康熙晚年云南一省的赋银才10万余两，贵州12万余两。

以上只是康熙个人收入之一端，内务府还有其他方面的进账，比如最基础的皇庄、果园等经营，每年收入大致在15万两左右。

还有罪产入库，八旗人员，上至大学士、尚书、侍郎、督抚，下至中小官员，凡是犯了重大刑罪，家产照例都要抄没，所有田地银房店铺，以及家人奴仆都要变卖，送交内库成为皇帝的私人财产。

又，内务府实际上还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放贷机构，靠借贷内帑，收取高额息银。

至于康熙每年有多少个人收入，一直以来没有确切的说法，但至少是在百万两以上。当然百万两也不是纯收入，除去开销，一年的盈余应该也不是小数。

雍正继位后，广储司的账目上总存银为523万两，乾隆继位时增至665万两，至嘉庆继位时，已经达到了1200万两。这笔钱很少用于国家公用，一直传到了咸丰帝，要不是因为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可能还会传给溥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