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以前，全国8个总督里头最多只有一个是汉人，15个巡抚里头汉人也占不到一半。如果把时间往前推至乾隆朝，那么汉人担任督抚的比例就更少了。事实情况是，乾隆时期，汉人能做到巡抚已经是仕途的极限。
本来按照清代的官制，总督出缺，巡抚是第一候选人，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汉巡抚出任总督的概率极低，哪怕是有合适的人选，皇帝也会从第二梯队的旗人中钦点委任。说到底，总督作为一省或数省最高军政长官，一般不授予汉臣。
御史就以乾隆朝为例，来分析汉巡抚不能出任总督的几个原因。
其一、自顺治入关那天开始，就设立了政治壁垒大清是满洲贵族建立的政权，崇满抑汉也是历代统治者制定的基本国策。入关之初，因满、蒙大员不通汉文，各省总督、巡抚基本上以汉军旗人为主。
康熙以后，随着汉文化的普及和发展，旗人已经能熟练掌握汉语，在这个大前提下，满洲、蒙古出任督抚的频率渐多。这也显示出，哪怕同样是旗人，汉军与满洲、蒙古都还有显著的区别。
乾隆皇帝在满汉之分上，胜过康熙、雍正，也比嘉庆、道光有过之而无不及。乾隆是从骨子里防范汉人的，这一点从用人上最能体现，他宁可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培养满洲亲贵，也不用现成的汉人。
就拿第一次金川之役而言，首席军机大臣讷亲本不是一个知兵之人，却被派到前线主持军务；讷亲被正法后，又提拔毫无军事经验的傅恒出任经略。而事实上，用兵金川最合适、最稳当的应是岳钟琪。但因岳钟琪是汉人，才使得乾隆舍近求远。
各省督抚的任命同样也是如此，御史大致查了一下，乾隆朝陕甘、云贵、两广、四川四个偏远省份的总督，几乎没有汉人，仅有李世杰、孙士毅极个别深受乾隆信任的汉人，曾短暂出任过总督一职。
从统计数字上来看，汉人担任以上四省总督的概率为5%左右。这个比例几乎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其二、实在没人可用的情况下，以汉巡抚或大臣署理或暂任乾隆朝汉人出任总督的情况还是有的，而且也不是一两个人，比如两江总督，就有杨超曾、庄有恭、陈辉祖、李世杰、闽鹤元、孙士毅六人。
其中杨超曾、庄有恭、闽鹤元、孙士毅四人都是“署理”。署理是什么意思呢？和现在的“代”可能有很大的差距，代大部分情况下都可以转正，清代官场上的“署理”仅仅就是暂代的意思，是皇帝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或是正式委任者已经在路上。
可以这么理解，凡是署理总督的一般都难以实授。
李世杰与陈辉祖虽然是实授，不过任职的时间都很短，他们也是属于过渡性委任，最终都由旗员接替江督一职。
还有就是乾隆十九年，刘统勋以军机大臣、刑部尚书的身份，被委以陕甘总督。因为这一年乾隆决定对准噶尔部用兵，手里又没有合适的旗人，这才让刘统勋以军机大臣兼任陕甘总督。就这刘统勋都算是创下了记录，因为乾隆一朝，只有刘统勋一个汉臣担任过陕甘总督。
从官缺的角度而言，各省督抚本来就没有规定非得是旗人，会典中也说是“满汉并用”。可乾隆是发自内心抵触汉人出任总督，在他统治的六十年间，汉人出任总督比任何时期的概率都要小。
也不是没有例外，八大总督中只有直隶总督相对而言对汉人开放程度较大。这是因为直隶就在天子脚下，任何风吹草动都难以躲过皇帝的眼睛，用有才能得汉人担任直督，对朝廷形成不了任何的威胁。
其三、汉人任总督旗人就根本没有说话的余地乾隆时期满洲人口也就一百多万人，这还是男女老幼的总数。满人相比较汉人而言，不管是文化水平还是治理地方的能力，都要差上一大截。旗人只是凭借特权入仕，或是做到高位，但平心而论，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是不称职的。
不称职可以用权力来弥补，因总督基本上旗人，凭借一把手的威权也没有人敢正面反对或指责。但要是反过来情形就不同了，如果总督是汉人，巡抚是旗人，那么难免就会受制于人，最终也会沦为一个没有任何实权的“闲人”。
比如咸丰朝的湖广总督官文，他的能力比起湖北巡抚胡林翼来，差得何止万倍。可他是旗人又是总督，别人就拿他没办法。
胡林翼起初想弹劾官文，在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劝阻下才不得不强忍了下来。后来胡林翼想尽办法与官文交好，官文才将湖北的军政大权拱手相让。反过来看，假如胡林翼是湖广总督，而官文是湖北巡抚，那么毫无疑问，官文恐怕连说话的余地都没有。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后，各省一大批旗人总督，因失城丢地被革职查办，在无人可用的情况下，咸丰帝不得不启用汉臣，曾、左、李等湘淮军统帅，才逐渐取代旗人成为真正的封疆大吏。
事实上，乾隆的担心也不是多余的，太平天国以后，全国的总督、巡抚一多半都是汉臣，朝廷也因此失去了掌控权，并最终将大清朝送上灭亡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