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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了的清政府被迫和英、美、法、俄四国签订了丧权厚国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其中一款规定：外国船（包括兵船）可以往来于沿海各通商口岸。

1884年初，海军准将利士比接替了梅依的职位。

光绪十年二月十五日，法军攻下援越桂军长期驻防的北宁。

二月二十一日（3月18日)，利士比问法国海军部报告：

“根据我所得到的传闻，目前中国居民的最大忧虑，似乎是由于中国正规军参战保卫北宁，法国将会索取一大笔巨额赔款。”

二十八日(25日)又报称：

“中国的两广总督因我们在东京的胜利而惊恐万状，因为他无疑会特别害怕我们索取大笔的战争赔款。”

或许是由于利士比的这些报告，促使法国政府产生向中国索赔军费的念头。为了预防中国不肯妥协让步，以至法国为了勒索到赔款而需要进行夺取质押品的战争，利士比未雨绸缪，派出手下各舰前赴中国各海口侦探，其中，“窝尔达”号来到台北基隆港，“收集我们感兴趣的一切情报”。于是，舰长福禄诺一手导演了“三月十八日事件”。

三月十八日，“窝尔达”舰来到基隆港外，先是发出信号要求港方派引水员前来引港，但引水员以法船从未到过基隆(此时还没有法国商人来台湾贸易)，不敢代为引水，“窝尔达”号只得自行进港。

接着，法船员又找到当地专办洋船水菜的商家，要求宰牛两只作为船上食物，该商家不敢承办。法船又向英商得忌利士洋行提出买煤60吨，但洋行存煤不多，也不能满足其要求。

午刻，法舰派出两个船员登岸上山瞭望，偷绘基隆地形图。

事情至此，“窝尔达”舰的侦察任务本已完成，但福禄诺仍不满足，仍想考查一下守军的警惕性和抵抗意志。于是又借口清兵以戏狗为题，置骂法国船员，致函守军统领曹志忠，要求清方饬令管理炮台的武弁数员前往登舰赔礼认错道款，并嘱令设法弹压所部兵丁。

又以买煤不成，致函要挟基隆通判粱纯夫，第二天，由于没有得到答复，福禄诺又致函中方官员，公然以武力相威胁。

梁纯夫、曹志忠在法舰的胁迫下，一一屈从其要求，福禄诺见试探目的已经达到，遂于二十日启航出口。

事后，刘璈接到梁纯夫、曹志忠等人关于此事的禀报后，并未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只是对法舰以小隙挑衅，事出情理之外而感到困惑。

他上禀福建督抚，建议通过外交交涉的途径来约束法舰。

“观音桥事件”后赴华率领法舰的孤拔，曾向法国政府建议在中国沿海采取行动时，目标是旅顺、烟台、威海卫、吴淞、福州，但没提到台湾。茹费理却根据利士比的报告选定了台湾，“在所有的担保中，台湾是最良好的、选择得最适当的、最容易守、守起来又是最不费钱的担保品”。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三月十八日的“窝尔达”舰基隆之行，是法军侵台的契机和起点。对此，刘璈可是懵然无知的。

台湾岌岌可危了，靠谁来挽回危局呢？

清政府物色来挽救台湾危局的人选，是淮军宿将、前直隶提督刘铭传。

刘铭传，字省三，号大潜山人，公元1836年生于安徽肥西县。他年幼时生过天花，脸上落下麻子，身材也不甚高大，但神态气质别具一格。

陈衍所撰《刘铭传别传》称他：

“面黄黑，疏麻隆准，躯不逾中人，杂立稠众中，一望辄见，若高出人表然。”

在他一生的传奇性经历中，与日后领导台湾抗法战争有关的事情，大约有如下几件：

（1）志向远大。

虽然刘铭传出生于贫苦家庭，但据说从小胸怀大志，极有抱负，“尤好治兵家言，常以大兵家皆以治家列奇零之数，其正者则在治国”。曾多次登上家乡的大潜山巅，仰天长叹：“大丈夫生当有爵，死有谥。”

同治九年，李鸿章奏荐他督办陕西军务时称他：

“近年辞官归里，折节读书，深明大义，其志趣愿为国家效死。”

台湾史学家庄练也评论：

“刘铭传乃是一个有抱负有大志的功名之士，他很希望能够做出一番伟大的事业，以期对国家有所贡献。”

刘铭传这种强烈的报国情绪，在外敌入侵的危难时刻，很容易就升华为一种炽热的爱国精神。还在1883年初，他闻知中国出兵援越抗法，就自告奋勇，愿意率旧部万人前往越南作战。

现在，接受新命后，他的反侵略热情突出地表现为两点：

①赴机迅速。

受命后，刘铭传认为：“现值事机紧急，自宜早日到台，以免棘手。”于是顾不上调集旧部兵将，即孤身渡台。与之相比，早在光绪九年（1883年)便奉旨协防福建，光绪十年（1884年)八月又被命赴台协防的杨岳斌、光绪十年五月奉旨助滇的鲍超，均因行动迟缓，都未赶及战事。

②对敌态度坚决。

基隆守将曹志忠受福禄诺的愚弄，饬令将弁不准对法舰肇生事端，其实是放弃警戒；而基隆通判梁纯夫则出告示，要求商民与法舰正常贸易；这些做法，都很容易给法舰制造突袭基隆的机会。而刘铭传赴台伊始，因为法舰“费勒斯”舰尾随而来，并重施“窝尔达”舰的故伎，要求上岸联系购煤，即遭到刘铭传的峻拒，并下令军兵加强戒备。从而在法舰六月十五日的突袭中高度戒备，并战而胜之。后来，刘铭传在内外交困的艰难情况下，坚持斗争，最后领导台北军民取得抗法战争的胜利，都与他对敌态度坚决有很大关系。

（2）丰富的军事阅历。

刘铭传出身贫寒，十五六岁时曾贩过私盐，后来因为杀死一个侮辱其父的士豪，被乡人拥为当地的头目。当太平军、捻军在安徽活动时，1859年，23岁的刘铭传接受官府的招安，受委“办理本乡团练”，从此步入官场。

1862年，当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回乡招募淮勇时，已因功晋升为都司的刘铭传，经同乡张树声的介绍，投到李鸿章麾下，募成铭字营，随同征战。不到十年，刘铭传所率铭字营就发展为人数量多时将近二万人的铭军，成为淮军中的头号主力部队。

刘铭传本人也不断地擢升官职。1864年，他因参与镇压太平军有功，被授为直隶提督，赏穿黄马褂，赐头品顶戴。1868年，又因参与剿灭东捻有功，赏喝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同年，复因参与剿灭西捻有功，普爵一等男。

1871年，刘铭传奉旨督办陕西军务，成为当时淮系各将中官衔最显赫者。

这十几年出生入死的戎马生涯，使刘铭传获得了丰富的军事经验。

李鸿章曾奏称：

“查刘铭传智勇才略可当一面，于军事历著成效，久在圣明洞鉴之中。其治军以操练纪律为要，爱民除害为本，至其意度豁达，性情爽直，能驾驭将士而使各尽力，能决机俄顷而应变不穷。”

从而为他在日后领导台北抗法战争时，正确分析敌我力量的强弱对比，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指挥一支派系复杂、装备窥劣、训练不精、仓促组合的军队，战胜用先进的洋枪洋炮洋舰武装起来的法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接受西方的军事技术和先进思想。

刘铭传长期追随的老上司李鸿章是洋务派领袖，刘铭传受其影响和熏陶，潜移默化，也就亦步亦趋，接受西方的军事技术和先进思想。

台湾史学家王尔敏指出：

“淮军一直为开风气的先驱，使用新式枪槭，既多且精，随时代的不同而改进。并时各军，均不能及。”

刘铭传作为淮系首将，自然不甘后人，他在组建和指挥铭军时，很早就注意用洋枪洋炮来装备部队，聘请洋教习来训练士兵，刘铭传还和法国炮兵军官毕乃尔结成终生友谊。铭军内部分为步、骑、炮等兵种，所用枪械，悉改泰西新式，所以铭军的战斗力一直很强。

后来，刘铭传赋闲在家期间，设法购买了许多西方书籍和报刊的中译本来阅读，并经常游历江南，结交陈宝琛、徐润、薛福成等人，他们有的是洋务派人物，有的是具有改良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据说，有一次，刘铭传与人饮宴，酒酣耳热之际，他乘醉拍案而起，大声疾呼：

“公等识之，中国不变西法，罢科举，火六部例案，速开西校，译西书以厉人才，不出十年，事不可为矣。”

1881年，中俄因交收伊犁问题起衅，清政府特召赋闲已久的刘铭传入京计议军国大事。在陛见时，刘铭传上奏《筹造铁路自强折》，指出俄日两国正在加紧修筑铁路，以备入侵中国。建议清政府立即着手筹建南北三条铁路。刘铭传的建议终因守旧派的反对而不为清政府所采纳，但他是清朝官员中较早提出要修造铁路的人，在洋务运动中有其一定的地位。

在当时的武将中，像刘铭传这样主动地广泛地深入地接受西方的军事技术和先进思想，还是比较罕见的，因此，刘铭传堪称为“洋务将军”。

正是由于他洞悉中外强弱的对比，了解近代军事技术的发展情况，才使刘铭传在筹防台湾时能够抓住要害问题大力整顿，在作战时能采取比较灵活机动的战略技术，扬长避短，抵御并战胜法国侵略军。

然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刘铭传身上也有不足之处，其中与台湾战事有关的是：

（1）与左宗棠结怨。

淮系领袖李鸿章和湘系另一领袖左宗棠长期不和，作为李鸿章的得力部将，刘铭传自然不能置身事外。在督办陕西军务期间，刘铭传深受以陕甘总督身份亦督办陕西军务的左宗棠排挤。

庄练先生指出：

“刘铭传到陕将近半年之后，因感事事受制于左，处处遭其白眼，不但心中难堪，而且亦已意识到无法在此与左宗棠共建功名。”

这时，清政府有密旨给刘铭传，要他移密侦探左宗棠及所部湘军的情况，刘铭传在复奏时乘机说了左宗棠的不少坏话，此事被左宗棠知道后，遂与刘铭传结怨。

刘铭传奉旨督办台湾事务后不久，左宗棠也奉旨督办福建海疆事务，俨然成了刘铭传的顶头上司，而台湾道刘璈又是左宗棠一手扶植起来的老部下。他们两人内外勾结，上下夹攻，不顾台湾的抗法大局，一直不断地给刘铭传出难题、找麻须，最后，左宗棠甚至杀气腾腾地抓住刘铭传丢失基隆一事，上奏清政府，要求如同对待丢失北宁的前广西、云南巡抚一样，给予刘铭传革职拿办处分。

他们这些行动，给刘铭传带来了不少的干扰和压力，弄得刘铭传一度忙于应付，焦头烂额。

（2）与霆军结仇。

同治六年(1867年)三月，刘铭传在湖北追剿捻军时，与霆军统领鲍超相约，在尹隆河一带两路合击东捻。到时，求功心切的刘铭传不顾部下大将唐殿魁力主持重的意见，一意要行险邀功，于是不待霆军到来，就提前一个时辰孤军出击。结果，寡不敌众，反而陷入捻军的包围之中，大将唐殿魁等战死，刘铭传本人也丢盔弃甲，坐地等死，差点全军覆没。幸得鲍超率军及时赶到，内外夹攻，才救出刘铭传和铭军残部。事后，刘铭传为了推诿责任，就恩将仇报，伙同李鸿章上奏，讳败为胜，反诬鲍超不能如期约会，致陷铭军于险地。

清政府一时不辨真伪，颁旨谴责鲍超，鲍超好心不得好报，立功反遭谴责，气得发昏吐血，旧疾复发，只得向清政府乞病去职，所部霆军随之大部遭散。

霆军大将孙开华在此之前奉调福建，已带所部赴任。后来，霆军将领宋国永、曹志忠也先后到福建发展。抗法期间，曹志忠率所部六营守基隆，已升任署理福建陆路提督的孙开华刚率所部守沪尾，并先被任为台北诸军总统，后任帮办台湾军务，在军中地位仅次于刘铭传。

刘铭传赴台后，花了很大力气才笼络孙、曹二将，团结对敌。但孙开华对刘铭传积怨甚深，面和心不和。二人虽然勉强合作取得沪尾大捷，但关系始终不能融洽。当台北战局危急之时，尚能顾全大局，隐忍不发。当战事稍趋平稳，孙开华就附和左宗棠攻讦刘铭传，刘铭传也奏请清政府不要信任和重用孙开华，最终二人反目成仇。刘、孙不和，对刘铭传抗法事业自然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1871年，刘铭传在督办陕西军务任上称病乞休，获准赏假三个月回籍调理。孰料就在他离任期间，仍留驻陕西的部分铭军将士因不服新任统领曹志忠而哗溃。清政府迁怒于刘铭传，将其革职，从此，刘铭传赋闲在家13年。

然而，此时淮军已继湘军之后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主力部队，清政府要抗敌御侮，保家卫国，自然就要出动淮军，也就免不了要借重刘铭传这员淮系首将。因此，当中法衅起，战事日亟的时候，在清廷朝野中就不时发出要求重新起用刘铭传的呼声。

光绪九年（1883年）三月二十五日(5月1日)有旨，任命李鸿章督办援越抗法事宜，节制广东、广西、云南三省防军。李鸿章的任命下，朝野就有不少人建议清政府重新启用刘铭传襄助李鸿章。

四月十一日（17日)，监察御史陈启泰上奏：

“李鸿章旧部刘铭传颇具将才，海道进兵，似可责其独当一面。”

十八日(24日)，署左副都御史张佩纶也奏称：

“前直隶提督刘铭传，淮军名将，卓著战功。应恳恩令刘铭传襄办法越事宜，兼统两粤官军，或驻琼崖以窥西贡，或出南宁以至越边。洋枪精队始自铭传，粤东地方集兵购器尤属易易，应饬令募足万人，迅成劲旅，以赴机宜。”

在李鸿章幕下的阁学袁保龄，因闻刘铭传近颇奋发，有得旧部万人，愿往保越之说。认为如有朝命起用，优以事权，或当投袂而起。因而利用自己的私人关系，两次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力荐刘铭传可任援越抗法的重任。

但是，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朝野诸人这番荐举刘铭传的行动，都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

据说，当年参与镇压太平军时，刘铭传曾于常州无意中得到一件珍贵文物——“虢季子白盘”。曾中状元，两任帝师，官居尚书的翁同龢，也对文物酷爱如命，闻知此事后，多次托人欲以重金向刘铭传购买这件国宝，甚至愿意与刘家结为姻亲，但都遭到刘铭传的拒绝，翁刘从此交恶。

光绪九年（1883年），翁同龢得任军机大臣，权势炙手可热。可能是由于翁同龢的从中作梗，清政府虽然采纳了重新起用刘铭传的建议，但旨意却十分冷淡，既没打算让他“独当一面”或给予“襄办法越事宜”的头衔，也没有让他“募足万人，迅成劲旅”的意思，只是于四月十八日密谕李鸿章：

“提督刘铭传系李鸿章旧部宿将，声望夙著，如令其调募数营，统带前赴粤西作为后路援军，于事能否有济，著李鸿章悉心酌度，据实复陈。”

当时，奉旨督办广西关外军务的是徐延旭，这是一个不懂军事而又年老多病的文官，而统带关外边军的分别是刘铭传的多年旧将记名提督黄桂兰，以及题奏道赵沃，这三个人无论资历或是职衔都远远不如刘铭传，更不用说军事才能了。

但如刘铭传遵旨调募数营，前赴广西作为后路援军的话，就将成为听从徐延旭、黄桂兰等人节制调遣的偏裨之将，这就不是重用刘铭传，而是侮弄和调侃他，拿他来开玩笑。李鸿章深知刘铭传生性倨傲，做事喜欢独当一面，不肯轻易下人，即使对待他这个多年的老上司，每“抗论大计，辄面赤眦裂”，因而肯定不会接受清政府的这种安排。

果然不出所料，李鸿章奉旨函招刘铭传来沪面商，探询他能否遵旨酌调旧部统带赴粤。刘铭传表面上感激恩知，誓当及时图报，却借口“旧患目疾，现值肝阳上冲，目蒙愈甚。若冒暑远役，诚恐办事掣肘，病更加剧，而于事仍无所裨助，昨已回籍就医”，将事情推脱了。

后来，黄桂兰因兵败北宁而服毒自尽，出身淮系的两广总督张树声受牵连去职，曾有函抱怨刘铭传当日不肯出山相助黄桂兰：“又恨阁下之遗弃世事，不肯折棰以清羌胡也。”

李鸿章等人并未因此而罢休，一有机会，他们就接二连三地上奏，要求清政府重新起用刘铭传。如光绪九年七月二十五日(8月27日)，太常寺卿吴大澄《请命将出师以解越南之危片》称：

“前直隶提督刘铭传，才略过人，身经百战，年力稍壮，旧部亦多劲旅，若能假以事权，必可胜封折之寄。”

八月二十八日(9月28日)，李鸿章借复陈北洋防务情形之机奏称：“刘铭传非独当一面，不能罄其所长。”

当时，山西巡抚张之洞，亦欲上折保荐刘铭传，事前，曾有函征求李鸿章的意见。李鸿章复函暗示非朝廷予以重用，刘铭传不会轻易出山。虽然张之洞未接此复函即已于十二月初六日（1月3日)上奏，但对于李鸿章的意思早已心领神会，因而在奏折中不仅要求清政府重用刘铭传，还建议破格予以文职，奏上后，清政府十分重视，批转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大臣会同妥议具奏。

两衙门复奏称：刘铭传等“曾著战功，应否调京备用，伏候圣裁”。

可能由于执政者与刘铭传的积怨未消，所以这些奏复呈上后，又没了下文，要求重新起用刘铭传的努力再次失败了。

光绪十年（1884年)二月，原班军机处因北宁之败全遭罢免，刘铭传的对头翁同龢亦出局。新的军机处组成后，刘铭传复出一事才有了转机。

光绪十年二月初八日(3月5日)，张佩纶上奏《拟请武科改试洋操折》称：

“起鲍超、刘铭传辈以任洋务，未必胜任，然欲选中国之武将，再求一如鲍超、刘铭传者，能乎。”

北宁战败后，前敌需人，三月初四日(30日)，江南道监察御史吴峋上奏《边事屡败，请简任宿将折》，奏荐鲍超、刘铭传称：

“虽有訾议，要为中国名将，徜蒙天恩加以巡抚衔”，使刘铭传统现有淮军，由轮船到广东，陆行出关，于战事必有好处。

二十五、二十六两日，清政府接连收到工科给事中秦钟简、通政使司参议延茂的奏折，要求重新起用包括刘铭传在内的宿将。同时，清政府又接到李鸿章报告利士比率法舰八艘向北开驶，有并力内犯的迹象。

局势危急，清政府才于三月二十六日(4月21日)颁旨：

“前直隶提督刘铭传统兵有年，威望素著，前患目疾凉已就痊。现值时势艰难，需材孔亟，著李鸿章传知该提督即行来京陛见，以资任使。”

清政府准备如何任使刘铭传呢？

接奉赴京陛见的朝首后，刘铭传先到南京，与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曾国荃会晤了两次，商量日后两人互相协作的事情。

五月二十日(6月13日)，他航海到达天津，不但见着老上司李鸿章，也与恰巧逗留此处的新授署理两广总督张之洞、会办福建海疆事务张佩纶、会办北洋海防吴大澄等相逢。

这样一路联络，不但使从未筹办过海防的刘铭传集思广益，开阔眼界，而且联络各方大员的感情，奠定定日后闽、粤、南北洋四处督抚联合援台的格局。

在天津，刘铭传与李鸿章等人盘桓十余天后，才转赴北京。闰五月初二日(24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召见了刘铭传。

陛见时，刘铭传上奏了《避筹整顿海防讲求武备折》，其中条陈了海防十事，包括：严守商埠和产煤之区；改建各海口炮台；筹办新式海军；购买外洋新式枪炮等。这个奏折大概是刘铭传和李鸿章商讨后的结果，因为在此之前，他并未实际筹办过海防，如果没有李鸿章等人的悉心指点，很难设想他会说出如此中肯的意见。

不过，此折并未针对台湾防务立言，也是他未被内定督办台防的一个标志。

至于清政府授给刘铭传巡衔督办台湾防务，可能是出于如下原因：

（1）当清政府官召刘铭传后，四月十二日(6月6日)，署国子监祭酒李端芬奏清清政府破格重用刘铭传，加上有张之洞、吴恂等人的前奏，所以才有授刘铭传巡抚衔事。

（2）在刘铭传陛见前，清政府已得知台湾镇道不和及法舰侦察基隆等事，法军的侵台野心已昭然若揭。特别是台湾防务并不可靠，急须职务高于并能够驾驭台湾镇道的知兵大员前去镇守。

（3）大概在刘铭传陛见后的一二天后，清政府便得悉援越桂军在观音桥与法军冲突并开仗的消息，中法关系呈现微妙局面，《中法和约》面临被撕毀，中法战火将会重开的危险，由于福禄诺曾代表法国声明：“和局不成，将取台湾、福州。”因而台湾岌岌可危。

此时清政府已在各地添派大员：云南加派鲍超，广西新派潘鼎新，广东是彭玉鳞和张之洞，北洋是吴大澄，南洋是陈宝琛，福建是张佩纶和杨岳斌。

所以顺理成章，才有了闰五月初四日（6月26日)的谕旨：

“前直隶提督刘铭传，著赏给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所有台湾镇道以下各官均归节制。”

刘铭传奉旨督办台湾事务的第三天，中法关系急剧恶化。

一个索赔，一个坚拒，互不相让，关系濒于破裂。局势如此紧急，刘铭传虽然毫无准备，但他挂念台湾安危，决定不等调集旧部兵将即孤身赴台。为此，他于闰五月十二日(7月4日)，向慈禧太后、光绪帝匆匆陛辞请训，随后又请执政的醇亲王奕譞指授方略。

诸事粗有头绪后，闰五月十六日(8日)，刘铭传在天津启用“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前直隶提督关防”的木质大印。十八日（10日)，刘铭传乘船离开天津南下，于二十日（2日)到达上海。

在上海，他停留了两天，一是筹运沪宁所拨军械；二是设法订购新的军械；三是招集一些幕僚随员。刘铭传从上海乘船启行，于二十四日(16日)到达基隆登岸。

关于刘铭传航海渡台的经过，曾经流传有这样一则轶闻，即刘铭传用计巧妙地摆脱法舰的袭击阴谋。

如《纪刘省三宫保守台湾事状》一文称：

刘铭传督办台湾事务“命下之日，有以书致公京师，谓敌将邀于海，而为公危者。公阳惧，先期征师船为卫，至沪上，更示趑趣状，而阴则潜舟以济。比至，敌人蹑公者之舟亦至，而已无及矣”。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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