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29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视觉中国图

每年从北京回深圳过春节，假期生活总是很平淡。一来，这里很少有大城市打工族回到县城乃至乡镇老家后，发现某时兴店铺下沉或新通了高铁的新鲜感；二来，我是年幼时举家离开湖南老家入粤定居，亲戚们大都不在深圳，自然也听不到那些家长里短的家族八卦。于是，为数不多的娱乐，就只剩下听听我在深的朋友们，如何在各行各业搏杀过又一个年头。

今年，阿海（化名）的故事令我感触最深。

我与阿海是同龄人，相识十余年了。从法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2021年，他加入了国内一家顶级律所的深圳分所，隶属于一个主做资本市场和投资的非诉讼业务团队。按阿海的话说，他们的主要业务有两块：其一，在国内，公司如想上市，按照规定，就需要聘请律师事务所，对自己过往数年内的法律合规情况做尽职调查，出具法律意见，其中包括企业历史上的股权变化、运营是否合规、资产是否真实等，如有瑕疵，律所还要协助企业整改。其二，则是协助诸如私募基金这样的投资主体，分析、调查被投资的企业在过往数年内的法律合规情况。

听着像是与金钱共舞的好生意，曾经也确实如此。阿海说，前几年，为一家企业做上市的法律业务，业务周期通常是3年左右，收入可达500万元；做投融资的法律业务，周期只有2个月左右，但收入也能达到10万-20万元。一年下来，团队的业务额能有600万-700万元，阿海也能拿到30万元左右的收入。

然而，前述种种只能算是往日荣光了。阿海向我感慨，他们团队的业务在2024年已经降至冰点。就资本市场而言，一年里都没有打算在A股上市的新客户聘请他们，只有些进行中的存量业务；投融资业务相较前一年也减少了20%左右。

一面是市场冷清，另一面，还有同行疯狂打价格战。阿海记得，有同行把A股的上市业务费用降低到了120万元。投资领域与之类似，阿海团队不得不把收费降至10万元以内。

收入自然而然随之下降。团队的业务额相较2023年降低了20%-30%，阿海自己的薪水也降了10%。这个降薪幅度不算大，但他也知道，这是老板在勉强维持，就在一两年内，薪水或许还会继续往下走。

阿海觉得，转折点发生在2023年。那年，新冠疫情结束，经济尚待复苏；作为投资业务的大客户，不少私募基金到期清算；此外，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正式启动。在阿海看来，这本是一个不错的制度，旨在缩短上市流程，但在一些特定领域的企业会卡在证券交易所审核问询环节或注册环节，尤其是后者，有的甚至一卡就是一年。而此前，企业通常等待3-9个月即可。

发生这些“意外”的缘由，网上流传着风言风语，个中真伪，阿海也很难分辨。但感受到风向转变的部分企业，开始用脚投票。阿海说，在上市问题上，企业开始变得审慎；即便打定主意要上市，一旦被卡狠了，企业也可能中途放弃。而阿海团队通常是先收一部分委托费用，等到上市完成后再收全款，一旦企业半路“跳车”，就意味着他们工作没少干，最后却只拿到预定款项的不足一半。

新年伊始，阿海试图找些新出路。当然，他也没有什么能扭转市场境况的高招，只能盘算着原地做些修修补补。例如，劝客户去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虽说相较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其流通性没有那么好，股价也没有那么高，但企业在那里上市的门槛相对低一些。另一条出路，就是去发掘港股、美股的上市法律业务，虽然收费没有A股的高，但风险相对小，可预测性强，业务周期也更短，性价比不错，还算有些赚头。

“不能说完全没有出路，但是新加入这个行业的人会比较难。然后还要降低预期，要再达到以前的收入水平是不可能的，但同时你的工作量又不会变少太多。”阿海感叹。

说到这，我不由得想起2021年的深冬。那年12月底，我在辽宁出差，室外是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严寒与大风。有一天，阿海突然在微信上对我说，他或许马上就要迎来涨薪，这让刚刚工作不久、囊中羞涩，又饱受气候摧残的我很是羡慕。那个冬天对我们两人来说，都已是时过境迁。

南方周末记者 姜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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