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孙立天和他的新著《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商务印书馆，2024）。

明末清初跨越16至18世纪的西学东渐为何在清雍正时期戛然而止？占据主流的解释是，中西文化之间存在冲突。按照这一解释，因为文化冲突，清朝禁止基督教也成了历史的必然。然而，《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商务印书馆，2024）的作者孙立天先生认为，这种解释充满了历史学家的后见之明，有些论述甚至有选择性运用史料的嫌疑。在此背景下，孙氏打破陈规，从历史深处的细节入手，仔细钻研中西文史料，聚焦清前期顺治、康熙、雍正三朝西方传教士与满洲权贵圈的交往，厘清了诸多历史的细节——这些细节颠覆了过去基于文化冲突的宏大叙事，展示出历史的偶然性，为我们了解清前期天主教传教士与清廷交往的真相提供了别样的视角。

“红票”是康熙五十五年（1716）用满、汉、拉丁三种文字写就的公开信。信的大意是，康熙帝两次（1706、1708年）派使者前往欧洲联系教皇，却始终未有回音。为此，皇帝不得不公开发出红票，交给前往欧洲的西洋人，向罗马教廷喊话。由于康熙帝两次派出使者以及红票本身均在《实录》《起居注》等清代官方文献中找不到记录，故世人一直不知道红票背后的故事。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发现红票的手稿后，虽然敏锐地意识到其在中西交流历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但囿于当时的条件，也无法破除手稿的谜团。红票让孙立天注意到康熙帝与西方来华传教士的密切关系：康熙帝两次派出的使者都是传教士，红票上还有十六位传教士的签名。由此，孙立天以细腻的笔法，剥茧抽丝，一层一层地揭开了传教士与清朝前期满洲权贵圈交往的精彩历史。

早在明清鼎革之际，传教士与顺治帝、豪格（皇太极长子、顺治帝长兄）等满洲权贵以及康熙帝母亲娘家人（佟家，从龙入关的辽东汉军旗人）有着密切往来。由于满洲社会的独特性，这些传教士都以“包衣”（满洲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奴才）的身份进入帝王或者贵族之家。他们通过西学，特别是武器制造和天文知识，成功地获得清廷权贵的信任与重用。一直到雍正朝禁教，传教士在清朝内政外交等诸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康熙亲政后，传教士与清廷的关系进入蜜月期。从铲除鳌拜到中俄谈判，都可以见到传教士的身影。孙立天注意到，皇帝将传教士视作包衣奴才，将他们纳入内务府管辖之下。与传教士相关的诸多事项，都被视作康熙帝的家事，与外朝处理的政务有别。然而，这些“家事”中也不乏实为国事者，比如康熙帝与教皇的交流，实为国事，因为被康熙帝视作家事，而未被记录在清朝官政书中。这种撇开外朝，利用自己包衣公开处理国事的做法，彰显了康熙帝与传教士的特殊关系。孙立天认为，清朝皇帝将传教士纳入内务府这一满洲制度，彰显出清代内廷的满洲特性。

过去学者将鳌拜等四大臣辅政期间，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与杨光先之间围绕风水和历法之间的斗争视作中西文化冲突。孙立天指出，这种视角忽视了满洲统治者的角色。众所周知，顺治帝的遗诏全面否认了他的“汉化”政策，鳌拜等辅政大臣的统治更加倾向于恢复满洲文化。满洲统治者不能简单地视作汉人精英的代理。同样，激烈反对天主教和西洋人的杨光先，也不是儒家士大夫的代表。孙氏令人信服地证明，汤若望案的本质是满洲统治者要打压朝中汉官势力，与中西文化冲突无关。汤若望本人与汉人士大夫中的名流交往密切，他获罪是因为他在钦天监的职务，而不是他的传教士或西洋人身份。孙氏的这一发现，从事实上推翻了过去基于中西文化冲突的理解。

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下，康熙朝晚期罗马教廷内部的“礼仪之争”（主要争论清朝天主教徒是否可以按照中国习俗祭拜祖宗、孔子等），被视作中西文化冲突的经典例子，也是清廷禁教的主要原因。康熙帝作为传教士的主人，自觉有义务帮助他的包衣，故深深卷入了罗马教廷内部的纷争。在1706年接待了教皇的第一次使团后，康熙帝于1706、1708年两次派使者前往罗马交涉礼仪问题。在未获回音的情况下，康熙帝公开发布红票并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教皇很快派使团前往北京。1720年，康熙在接见教皇使团时，就“礼仪之争”发出威胁，表示“以后西洋人不必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这一句话多次被历史学界引用，作为康熙帝有禁教意图的铁证，甚至被视作雍正帝彻底禁教的先声。

孙立天令人信服地证明，这句话只是康熙帝的谈判技巧。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教皇特使很快抛出中国天主教徒参与中国礼仪的八条通融条款——它们都被康熙帝接受。教皇和信仰天主教的法国、葡萄牙等国以及康熙帝都对这一结果满意。这表明，“礼仪之争”没有引发所谓的中西文化冲突。恰恰相反，八条通融条款表明中国文化可以包容天主教。而后雍正帝彻底禁止天主教，主要是因为传教士们参与了皇位争夺，加之雍正帝本人崇尚佛学，对西学并不感兴趣，故禁教就是雍正帝的个人选择——与中西文化冲突的宏观叙事无关。孙氏的这一论断直接颠覆了长期以来学界的认知：清廷禁教是“礼仪之争”及相应的中西文化冲突的结果。

简言之，孙立天为我们重塑了清前期中西交往的历史，为学术界作出了原创性的贡献。该书文笔细腻流畅，阅读体验极佳。孙著的畅销表明，今天的图书市场急需这种融学术性、思想性与可读性于一体的作品。同时，孙著也为学界留下一个大谜团：雍正帝禁教但没有禁西学，清朝的文字狱也没有祸及西学，西方来的传教士在清廷一直服务到1837年（距鸦片战争不到三年），西学在华的传播为何中断？（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胡祥雨

责编 刘小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