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接近开始时，我在“专科以上毕业生就业训导 F”任过训导员。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我在“留日学生训练班”任过指导员。一九三八年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成立后，我任过主任秘书委员。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举办后，我名义上在第三期受过训(不住团听课)，还兼任过几期的指导员，最后在“高级班”受过训。抗日战争期间，我先后视察过各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西北训练团”和“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兼任过“北平市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主任。蒋介石举办这些训练究竟为了什么?在实施训练中用了些什么反动手法?训练的结果到底怎么样?我的这篇文字力图记下一些事实，备将来参考之用。
一、中训会和中训团是怎样产生的
一般人说的“中央训练团”，是指重庆浮图关(后改称复兴关)的“中央训练团”。但是从一脉相承的历史来看，应该追溯到“庐山训练团”、“峨嵋山训练团”和“珞珈山训练团”。大家都知道，“庐山训练团”和“峨嵋山训练团”的训练内容，着重在军事，受训的人员基本上是国民党将领，目的是为了“剿共”。“珞珈山训练团”是在抗日战争开始、国共第二次合作后在武汉举办的。它表面上是号召抗日，骨子里仍然是为了“防共”、“溶共”。以上几次训练计划的实施，陈诚是实际负责人，其具体情况，我不大清楚。只听说，在珞珈山训练中，有所谓“战时工作干部”(结后派往前方和敌后)和“三民主义青年团”(“三青团”刚刚成立，由康泽实际负责)等训练班，同时还成立了四个“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其中的一团后来迁到四川綦江(教育长是桂永清)，四团迁到西安(教育长是葛式柴)。“浮图关”三字在四川和“糊涂官”同音，当时社会上流传着“浮图关训练糊涂官”的谚语。蒋介石将浮图关改名“复兴关”，意在表示他要“复兴民族”，实际上是自欺欺人。
“中训团党政训练班”第一期是借重庆南温泉中央政治学校校址办的。第二期移到浮图关上(在四川军阀混战时期是重庆的军事要塞)。第三期以后，在浮图关下开辟广场，赶建半临时性房屋(为防敌机轰炸)，可容千人左右。
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是一九三八年夏季，在武汉珞珈山仓促成立的，未及开展工作，武汉失守，就迁往湖南祁阳，继迁桂林，最后到了重庆。先是陈诚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任中训会主任委员，李扬敬任主任秘书。不久，段锡朋继李为主任秘书。朱怀冰、周亚卫曾任副主任委员。会里大部分工作人员是和陈诚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如何联奎任秘书兼处长(后任副主任委员)，实际上是陈的代表。吴正任总务处长，张璇任秘书等，都是陈的同乡或亲信。我任秘书是通过张厉生向陈介绍的。张正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打电报给中央抚恤委员会(王法勤任主任委员，我任秘书)，将我由重庆调去武汉。我在南京“专科以上毕业生就业训导班”任训导员时(班主任丁维汾介绍我去训导班)，张任训导处长。
中训会迁重庆后，在上清寺原美专校旧址办公。它和中训团的组织和工作关系很微妙。因为,从一般组织形式的表面来看,中训团好象隶属于中训会，但是从人事安排和成立经过的特殊情况来看，它们不完全是领导和被领导关系。为什么?首先因为蒋介石是中训团团长，陈诚是中训会主任委员(据说，蒋还兼中训会委员长，但对内对外行文从未用过这个名义)，陈不能给蒋下命令。其次，中训团的成立，时间上早于中训会。在庐山训练团、峨嵋山训练团，甚至珞珈山训练团时期，根本上还没有训练委员会。迁重庆以后，先是陈诚以中训会主任委员兼中训团教育长，等到陈诚由中训团的教育长升任中训团副团长后，段锡朋继陈任中训会主任委员,段也不好给陈下命令,更不用说对蒋了。这个微妙关系，彼此都心领神会，所以遇事随时商量，表面还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顶牛、磨擦和扯皮等等现象。特别由于段锡朋以中训会主任委员兼任中训团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从人的内部联系沟通上也无形中减少了一些可能发生的问题。
中训会和中训团相互间，是小分工，大合作。蒋介石以中训会委员长兼中训团团长，实际上是以中训团为主。他从未到过中训会，也未听说他以委员长名义召集中训会委员开过会。后来陈诚兼任副团长，也只是蒋的一个陪衬。陈借此把他曾负实际责任的教育长让给王东原。王和陈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关系密切。王在何键部下任团长时，是“马日事变”的发动者之一。因而在反共大前提下，蒋和陈对他是信得过的。他更是事事体会蒋、陈的意图，甚至他一举一动，也尽量模仿蒋，深得蒋的赏识。直到抗1战争结束，蒋拿湖南省政府主席一职来酬劳他，这不是偶然的。教育长下设有教育长办公室，一切上是下令的机要文件都要经过这个机构，餐饮和、李迈先是负责工作的人员。这无形中抬高了王的地位和权势。至于副教育长，由每期党政班调训的高级军官中选派，如宋希濂、张轸、黄仲珣等都曾任过副教育长。团内一般事务和对外行文，用办公厅名义。刘绍先(据说是陈诚保定军校五期同学)曾任过办公厅主任，王原一、谷宗瀛任过副主任。下设总务处，冯庸任过总务处长。
中训团主要由教育长下的办公厅、教育委员会和大队部组成。中训团党政班的训练实施，掌握在教育委员会。中训会主任委员段锡朋兼任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它的职责主要是制定教育计划，安排课程时间，印发教材和聘请接待讲课人员。讲课人员除军事部分外都由段出主意和具体安排。讲课人员多半是国民党中央政府各部会头头(有时由有关司、局长代讲)，另外还聘请当时“名流学者”(如部分西南联大教授)。郑彦棻、赵普炬先后任过教育委员会主任秘书，李瑞衡、俞汝朋等任过秘书。教育实施，除讲师外，就是指导员和训育干事。专职训育干事经常住团，他们参加小组讨论，进行个别谈话，和受训学员接触较密，如赵普炬、刘侠任、李冶民、陈必贶、屈卓吾、卢则文、李光烈、沈清尘、王耘庄等;还有鲁自诚，在解放后，他说他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员。另外，从每期调训学员中选派部分训育干事，可不参加军事训练，以示照顾。指导员在党政班前几期，多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设计委员，如屈武、李世璋、程希孟、胡伊默、张良修等。之后，多为中央和省的简任职人员，一面名义上受训，一面参加指导工作，可不住团，也可不听一般讲课。无论训导干事或指导员，锦经常参加受训学员的小组讨论，并作简短的讨论结论，把学员的发言作为思想考核的资料之…。
中训团不象庐山、峨嵋山训练团那样的军人性质，调训的多是行政人员，有关的中训会也是国民党中央的一一个部门，但是领导的上中层多是军人，而且顾名思义，团长、教育长、大队长。中队长等一系列组织编制都和军事分不开,就是团内的文职人员，也用“同少将”、“同上校、”“同上尉”等军衔，无论军职或文职人员，都着军装，行军礼。作息吹军号，有时还在半夜里搞紧急集合，讲话中提到“领袖”、“委员长”或“总裁”时,都要记正，号称军事化。正是在军事化的口号下，受训学员必须绝对服从。他们的生活、行动必须符合军事要求(如立正、注目、排队等等)。蒋介石不止一次地借口某人的行动举止违反军事要求，在大庭广众之下破口大骂，来显示他那个军事独裁者的威风。
二、中训团的总目标和操纵训练的人
任何人到了中训团，一看它的种种标语口号，对于它要干作么，就可以思过半了。从关上到关下，先要经过一个大门。门两旁，上联是“顶天立地”，下联是“继往开来”，意思是唯我独尊，目空一切。进入团里以后，礼堂、操场，一切集会的地方,大字标语更是五花八门。首先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其次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还有“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军事第一,胜利第一”,“训练重于作战，干部决定一切”，等等。这一系列的口号，都是为了体现蒋介石实行法西斯独裁这个中心目的。几乎每个星期日上午的“中训团纪念周”和开学、结业典礼时，蒋反复宣读和诽解的都是这些。在一般情况下，蒋总是指定人照他预先写好的小册子(陶希圣就是为他写小册子的一个人)宣读，如《中国之命运》、《力行忻学》、《政治的道理》、《科学的学庸》，等等。我就被他指定(通过段锡朋)宣读过几次。其实宣读以后，他讲的往往是另一回事，东拉西扯，信口开河。除去孔孟以外，他经常引证董仲舒、王阳明、曾国藩等人的片言只字，为他的法西斯独裁作注释。
为什么这个时候成立中训团，为什么着重搞党政班，为什么提出以上这些口号和标语，这不是偶然的。在日本军国主义步步进逼、国共再度合作的局面下，抗日战争开始了，这是形势所迫。蒋对合作、对抗战无诚意，当然也无决心。虽然在一九三八年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但在他思想上占主导地位的却是利用抗战的口号，消灭他实行法西斯独裁的障碍-中国共产党。因此，共产党主张抗战、民主、团结，蒋介石则搞他的妥协、独裁、分裂，所谓“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一点也不错，制造“皖南事变”,消灭英勇抗日的新四军，就是最突出的一例。名曰“统一政令、军令”，实际是“限制共党”，“处置共党”。他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抗战的胜利果实要由他一手抢占，所以需要及早培养一大批得心应手、听他指挥的反共骨干分子。这就是中训会和中训团整个反动工作的总目标。
对这个总目标,中训会和中训团的头头们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则存在矛盾以至勾心斗角。陈诚、张厉生、王东原为一方，陈果夫、陈立夫为一方，朱家骅为另一方，段锡朋为了达到他个人的企图，圆滑地周旋于三方之间。蒋的野心，二陈很清楚。所以中训团迁渝以后，陈果夫首先打主意把党政班附设在南温泉的中央政校(后改称中央政治大学)内。可是蒋不愿意这样，陈诚和段锡朋内心里更不赞成。他们想要抬高中训团的地位，引起人们的重视，更方便地实现蒋介石的阴谋，因而极力设法避免为CC的篱笆圈起来。重庆浮图关是过去军事上的交通要衡，改名“复兴关”，意在显示他要使之变做“复兴民族”的“圣地”。这个题目看起来很大。陈果夫寸权不让，他利用他当时任军事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主任专管人事的地位，尽量把权力扩大起来，包罗一切，于是全国范围内，特别是中层官僚(当时约略相当于国民党官阶的“荐任”)以上的党政军人员，尽入彀中。因此，党政班每期调训什么人的权力便紧紧地操在陈果夫的手中。每期调训人数、类别、级别和具备条件(如党团员、表现如何等)都由第三处提出来。然后由陈果夫找中训会的主任委员段锡朋、中训团的教育长王东原，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有时也找张厉生参加，他是当时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的实际负责人)共同商量。在商量过程中，一般增减改动不大。他们商定以后，交中训会，由中训会通知有关单位，依照指派受训人员名单分发注意事项(报到日期和应准备事项等)。这样一来，中训会只是办个调训手续，中训团也好象成了代第三处实施训练的工具。再加上训练期间对受训人员的基本考核(第三处派人去中训团,还有的由陈果夫约定谈话)和训练后的通讯联络以及个别人的“升、迁、调补”，都由“第三处”直接或间接上下其手。因此，受训人员无论愿意与否，都免不了受第三处不同程度的控制。
在中训会和中训团的人事安排上，原和陈诚有关系的人居多数，特别是领导阶层。段锡朋继陈任中训会主任委员后，秘书和处长、科长有些变动。陈在中训团任副团长后，把教育长一职让给王东原。这是因为陈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地位在当时很重要，周恩来、黄琪翔、张厉生都是副部长，同时，政治部下边还有个第三厅(郭沫若主持)和设计委员会，特别是政法委员会，延揽了各方面的若干知名人士，蒋认为情形复杂，必须让陈集中力量去应付。不过，陈的政治部中的一部分人，曾调到中训团兼任过指导员，不久又离开了。王东原表面上综揽一切，实际上直接受他指挥的只是教育长办公室、办公厅和军事大队部。至于教育委员会，在段锡朋兼任主任委员的情况下，可以说是实施训练的中枢。
段锡朋原是“AB团”的头头，听说后来并入CC，不过以后由于陈立夫把他从教育部次长的地位上排挤下来，很不得意。张厉生原也是CC中人，因和陈立夫不合，改投陈诚，并组织“诚社”小组织。朱家骅虽然是CC的头头之一，但不甘居陈立夫之下，想独树一帜。段、张、朱对陈果夫表面上尽量敷衍，对蒋介石唯命是听。段锡朋对陈果夫的意见相当重视，对陈诚、张厉生、王东原和朱家骅也不得罪，特别对朱家骅还多方拉拢。因为段锡朋在“五四”运动时期，是北大的小头头之一，他一直想利用北大的关系，拉拢一部分北大毕业的同学(我和中训会的何联奎、易克嶷、彭钧、戴轶群、张希之、王耀漳、赵太侔、杨玉清、李泰华、刘玉田、萨师炯、何兹全、郑合成等以及中训团的赵普炬、屈卓吾等，都是北大毕业学生)作为他的政治资本，所以当时西南联大(包括北大)若干教授，无论在他们参加中训团讲课和受训或参加国民参政会开会时，段和朱都要约请他们吃饭、座谈。
根据以上情况，可以粗略知道中训会和中训团领导阶层的政治背景以及他们在实施训练中的地位。
三、中训团实施训练的内容
掌握实施训练的主要机构是团里的教育委员会。实施训练的骨于，除由团向外聘请的兼课人员外，就是专职的训育干事和调训人员兼任的指导员。受训人员的考核，主要靠专职训育干事。他们分组负责，每大组人数大体上和中队人数仿佛。进行考核的依据，首先是受训人员在入团时的填表(依照规定格式，提出问题，逐一答复和受训人员的自传(入团前写好，要答复预先提出的要求，如对抗日战争、对共产党的认识等等)，以及受训人员入团后的日记;其次是受训人员在小组讨论中的发言(专职训育干事记录其发言要点，进行分析讲评，指导员也参加，小组讨论每周两次)。此外，训育干事还要分别找受训人员个别谈话，询问受训人员对某些问题的看法，考查其思想动态，特别注意受训人员临结业前的思想变化(和入团时比较)。在结业前，受训人员要写受训的心得体会，这等于受训的思想总结。
在施训期间，军事训练相当突出。中训团除团长、教育长外，还有副教育长、大队长、中队长、区队长。副教育长和大队长，一般是由调训的军长、师长之类的现职人员兼任，按期轮换，可以说一面训人，一面受训。根据蒋的观察结果，这些人有时外迁，有时调职或罢免。至于中队长以下，人选比较固定。他们和受训人员同吃、同住、同操练，借以考核受训人员的日常生活和言论行动，有时还检查受训人员携带的东西。
综合教育委员会、大队部和其他方面(如特别党部等)把考核的结果，加以整理，汇报给教育长。其中比较特殊的，由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段锡朋或教育长王东原分别接见谈话(陈果夫、朱家骅也有时约集一些人谈话)。最后评定的所谓“优秀”的受训人员，要报告团长，由蒋介石分别召见。召见前，由教育委员会和大队长提出见蒋时怎样进门、注目、行军礼、答话和退出,以及种种注意事项。蒋在召见时，一般问话很简单，但十分注意人的相貌、态度、谈吐、举止，好象相士给人相面一样。因此，由于被召见人员过度紧张，仓皇不知所措，每每发生笑话。
中训团实施训练的具体内容，可概括分为:精神训练、政治训练、业务训练(根据每期受训人员的业务性质，重点稍有不同)和军事训练，其中以精神训练为主。精神训练包括“总裁训话”。每个星期天上午，蒋介石照例出席中训团举行的纪念周，亲自讲话，虽然一般备有别人为他写的小册子(如上所述)，可是他讲的不是针对时事(多半攻击共产党)，就是借题骂什么人。中训会编的“总裁言论”，也作为讲课教材。归根结底，是封建、法西斯的一套。政治训练，主要是《总理遗教》(抽掉三大政策)和《总理行谊》，再加上戴季陶的《三民主义哲学基础》、《党员守则》。陈立夫的《唯生论》，也是讲课的一种教材。这些教材实质上都是违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业务训练，基本上是约请国民党中央有关部长级的人来团讲演。讲演内容都是事先编印好的，有时多少结合受训人员的具体工作，临时口头补充一点。实际上讲课的，有些是部长级的人委托司局长级的人去代替。出国人员的训练和一般党政人员的训练内容，稍有不同，主要是增加一些对外宣传的材料。约莫在一九四三年，蒋介石下了一个手令，大意是出国人员必须先到中训团党政班受训。他还在团接见出国人员，包括去美国实习、参观和使领馆人员。训练的中心意图，是让出国人员对有关抗日战争问题、共产党问题和其他政治、经济等重大问题的思想和言谈，都符合蒋的要求。但是因此曾引起国际上，特别是美国的注意。记不清哪一年，美国人心血来潮，要求参观中训团。这在无形中“将”了蒋一“军”，使蒋左右为难，非常尴尬。蒋如果接受美国参观的要求，就会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暴露他的法西斯面目;如果蒋谢绝参观，又苦于不能言之成理，而且可能得罪美国。不久，美总统罗斯福死了，这个问题遂被搁置下来。出国人员受训问题，曾引起过美国人的怀疑，担心他们接受了蒋的什么特别使命，到美国后有什么不利于美国的活动。听说，为了这个问题，国民党政府曾做过一些解释，才平息了下去。蒋对出国人员的训练是有一种打算的。因为随国民党逃往重庆的经济、科技人员并不是那么多，蒋对美援抱有不少的幻想，特别是他预计，抗战一旦胜利后，需要大批人员去接收敌伪产业并接受美援，所以就在报上大登其招考去美实习生(?)的广告。但蒋认为，这些出国人员未必完全可靠，他深恐这些人和美国人接触后，万一泄露天机，对他有所不利，因此，才专为出国人员开了一个班。这些人员出国前，蒋还在中训团召见训话。可是后来听说，美国对参观实习人员仍然不大放心,在参观实习中,有某些防范和保留。蒋为了同美国拉交情，在罗斯福逝世后，特地在中训团为之开了一个规模盛大的追悼会。可见，蒋对中训团训练出国人员，是煞费苦心的。至于军事训练，重点不在一般的基本训练，而在对受训人员实施军人精神教育和进行生活行动的考核，如上所述。
中训团的受训人员和国民党军队一样，要集体入党。直接办理集体入党手续的，是中训团的特别党部。称特别党部，就是说它不同于省、县和各级的普通地方党部，它直属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教育长王东原是特别党部的特派员，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段锡朋也兼特别党部委员。原任训育干事的吴景新兼特别党部书记长，主持日常事务。党政班每期开始以后，先由已经参加国民党的受训人员分别组成区分部，开展活动。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在尚未参加国民党的受训人员中征求党员。事实上在那样情况下，一般受训人员，无论内心如何，多半得表示同意。然后由特别党部召开大会，让受训人员宣誓集体入党，并发给党证。党证上都有冠以“特”字的编号，并指示他们于结业后回到工作地区或所在单位，正式参加国民党组织。据我了解,这些人回去后,并不一定都向国民党当地党组织报到，除非有人要参加党的选举或当地党部需要这个人的选举票。此外,区党部和区分部绝少活动。
国民党的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在一九四五年前半年，曾经在中训团这个地方召开，并选举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不少中训团结业的学员，成群结队地组织起来竞选，其中有“抬轿”的，也有找人“抬”的，热闹非常。其实，内幕是分赃。我就是利用中训会这一股力量得到中央执行委员这个头衔的。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为了讨蒋介石的喜欢，事先得到蒋的默认，发起为蒋铸造九个鼎，准备献给蒋。这九个鼎当时放在中训团内。在即将举行献礼的时节，不知什么人对蒋说了些什么，蒋勃然大怒，骂得朱难分难说。后来，这九个鼎也不知抛到那里去了。
在中训团实施训练期间，有没有国民党特务活动呢?我想提几件事情来说明:(一)中央调查统计局徐恩曾主持讲课中的业务演习，主要是调查统计。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郑介民讲的关于情报的课程中，听说还讲到密电码。中统局副局长郭柴峻，经济处长李超英，科长谢永存等，常到中训团去找人谈话;(二)有的受训人员被指出，说有共产党或左倾嫌疑,如何基沣、胡仁奎、周北峰、崔戴之、梁霭然、秦丰川等，因而这些人中，有的在结业以后仍被留下考查或观察了一个时期，才准回去。
调集受训人员，有规定标准(如思想、工作表现等),但是实际并不那么简单。被调的受训人员，心情复杂，有愿意利用被调训机会往上爬的，有希望借调训去重庆走一趟看望故旧找寻门路的，有根本不愿意受训又不得不去的，还有被上级怀疑或不满意，借调训把人调开的。因此，有些受训人员，一来一去和在受训期间，不但态度不同，在受训期间也有各种各样的活动，这是毫不奇怪的。
中训团党政班每期受训人员临近结业时，举行全体聚餐，蒋参加，发给每人照片一张，并由侍从室第三处派人去团专讲受训人员结业后通讯联络办法。这个办法的内容要点是:(一)受训人员结业后返回原单位，须参加本单位或本地区已经编成的通讯小组并参加各种会议和其他活动;(二)按月向第三处通讯，汇报本人情况、所在单位工作情况、人事动态和当地政治、经济、社会情况(如异党活动等);(三)个人要求事项(如工作是否合适等)。这样规定，为的是使所有受训人员，一般都和第三处有所接触(实际上有些人不理会通讯小组，当然其中也有某些人是小组核心)。各地的通讯联络虽不一样，无形中多少也起一点情报网的作用。
中训团内还有个励志社(励志社总社的分社。一般军事机关设置的分社，象是军人俱乐部)。它搞新生活运动，也搞跳舞和下棋等等文娱活动。受训人员有的入社，有的根本不去。看来它也是整个反动训练的组成部分。三青团中央团部，除康泽讲课外，吴兆裳经常去中训团。
在中训团内，曾经附带举办过音乐人员训练班、童子军人员训练班、兵役人员训练班等。这些班,主要是借用中训团的地点，当然中训团在工作人员和一般事务方面也给予帮助，可是总不能和党政班相提并论。
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据我记忆，中训团的党政班，约略举办了三十三期，受训人员共有两万人左右(党政班初办时，每期人数较少，以后最多时近一千人)。训练期间基本上为一个月，有时稍有延长。受训人员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文职多于军职。文职一般为荐任以上，如县长、县书记长、中学校长、省级科长或委员、厂长，中央各部门，包括司、局长、大专学校校长、教授、路局局长等。原来蒋介石的意图，是把全国荐任以上的党政人员都调训一遍，然后周而复始。但是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不久解放战争开始，他顾不得继续调训了，无形中好象告一段落。到一九四六年前半年，中训团迁移南京，王东原已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段锡朋病重入医院。这时，中训团完全由蒋经国实际主持，黄杰任教育长。中训团办过青年干部训练班，大约是为蒋经国培养骨干，详情不悉。
四、高级班是为了培养“直接”干部
蒋介石原来的主观愿望是要统一中训团党政班受训人员的意志，集中他们的力量，作为他的忠顺学生，形成从上到下的核心集团，一呼百应地去进行他的法西斯统治。可是，实际上有些人靠拢他，还有些人离他远点，甚至反对他，大部分人是看风使舵。因此，训练的结果蒋并不满意，也不可能满意。于是，他又想了一个披沙炼金的办法，缩小圈子，提高要求，在党政班的基础上，举办所谓高级班。经过高级班训练的人，号称是他的“直接”干部，设想使用起来更能得心应手。因为党政班受训人员规定在荐任以上，高级班受训人员要求简任以上，至少是入了班就好象踏上简任的阶梯。每期训练期间约半年。难怪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对于高级班受训人员的提名，你争我夺，在施训期间，国民党内CC、复兴社、中统、军统、西山派、桂系、改组派等等，也是遇有问题，彼此勾心斗角，互相倾轧。
高级班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前后办过三期。这个班，对于中训团象是半独立性质。因为地点虽然在中训团范围内，可是行政、人事和教育另有一套。班主任，先是张厉生，后是陈仪。经常在班内办事的靠一位秘书。我于一九四二年参加第二期受训时，秘书是刘公武，队长是刘振世。每期受训人数约为一百至一百二十人。三期受训的共约三百人左右。受训人员按照他们担任的业务，分为若干互助组，如政治、经济、教育、财金等，并分期和国民党中央有关部门取得联系，特别关于讲课和小组讨论中提出的问题更是如此办理。有关主管部门也乐得同这些受训人员来往，从中选拔和拉拢,请客吃饭是司空见惯。每期结业前组织参观，有关机关组织招待。照规定，高级班受训人员要从党政班结业人员中挑选,可是事实上还是分赃办法。陈果夫(因为他是第三处主任，主管人事)提名最多，不是他提名的，也必须经过他的同意。此外，朱家骅、张厉生(代表陈诚)、段锡朋各占一份。有时，为了一个人，争论不休。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们为了高级班结业人员的官职分配，勾心斗角，也特别尖锐。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积累反动政治资本的一种手段。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来北平(先后任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河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是经过陈诚提出，段锡朋促成的，不过他们并没有想到北平市长一职。此外，根据我不完全的记忆，高训班的学员派充要职的还有:温崇信任国民党北平市政府社会局长，程厚之任北平市民政局长，张道纯任北平市地政局长，张鸿渐任北平市公用局长;曹锺麟任天津市民政局长，陆涤寰任天津市卫生局长,屈卓吾任天津市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副教育长;谷春帆任上海市财政局长(他没有参加过中训团党政班);常文熙任北平中国银行经理，赵普炬任天津农民银行副经理;在北平的接收敌伪机关工作中，张果为任财政部特派员，李锐(湖南人)任经济部特派员，陈克孚任教育部特派员;李献琛任直接税局长，郭紫峻代表中统常驻北平，杨格任平津区铁路局秘书:姚子和任河北省省政府秘书长，孙振邦任河北省民政厅长，瓮墨山任河北省党部宣传部长兼省参议会议员;董文琦任辽宁沈阳市长，白世昌接收沈阳教育机关。高伯玉接收旅大，尚传道任吉林省民政厅长、长春市长，刘凤竹任吉林教育厅长，万异任外交部亚洲司长，陈必贶任湖北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教育长，韩联和任福建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教育长，陆冠莹任广东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教育长，黄维炎任农林厅长，倪仲涛任广西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教育长;黄朝琴任台湾省参议会议长;还有行政院参事张平群，教育部专员温麟，司法行政部查良钊(任职不详)，中央宣传部电影处长罗刚;此外，刘侠任、杨玉清、张大同、陈惕庐、高其冰、董赞尧、沈清尘、杨锦昱……等等，任职不详。高级班受训结业的人员，一时不能派定工作的，则给予第三处视察名义。他们一般为蒋介石抢劫胜利果实卖了力，这也就是蒋介石举办高级班的主要政治意图。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间，在北平的高级班同学，为蒋介石六十祝寿，还集体写制了硃红寿屏，突出地表现了和蒋的特殊关系。
党政班结业人员，蒋原不许组织同学会，据说是为了防止国民党内部派系纠纷的加深和扩大。可是，对于高级班结业人员却要他们采取“国父实业计划分会”的形式，实质上代替同学会的作用。“国父实业计划会”的大头儿只能是蒋介石本人兼，但是实际主持这件事的是陈立夫，而这个分会的小头儿却是中统局长叶秀峰。这个分会设在重庆上清寺春森路，象是一个什么俱乐部。在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监委员选举之前，我去过一次。这是因为叶召集在重庆的高级班结业人员开会，鼓励大家参加竞选，骨子里是陈家想包办，事实上还是各走各的门路。一九四六年冬，第一次国民大会开会时，我在南京中山东路看到这个分会的牌子，进去一看，中统局秘书王述先住在那里。由叶任分会会长、王任秘书,这两件事联系起来看，令人怀疑中统对分会有个什么企图。
五、中训团式的训练在各地推行
在中训团党政班之上办高级班，是蒋为了“拔尖子”，让这些人直接听他的调度指挥。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他还设法扩大中训团式的训练面，让“触角”深入到各个角落，来扩大反动影响和声势。
为了实现以上的反动意图，蒋介石首先在新疆办中训团分团。这个分团是在盛世才归顺国民党中央，亲自到了重庆，经过协商组成的。本来根据中训会制定的各级干部人员训练大纲，各省都要分别设立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专区设训练班，县设训练所。而特别准许盛在新疆设分团，这显然意在抬高新疆，也是抬高盛的地位，以区别于一般省市，含有对盛鼓励和羁縻的意味。
分团的教育长由国民党中央任命盛世才的弟弟盛世骥担任，另外加派中训团教育委员会的专职训育干事陈必贶、屈卓吾等任分团的训育干事(同时国民党在新疆设省党部，派黄如今任书记长)。不料为时不久，到一九四四年，陈、屈等突然被捕。经过国民党中央和盛几经交涉，陈、屈和其他同时被捕人员才回到重庆。盛因而也改任国民党政府的农林部长，当然分团也随之取消。
根据中训会各级干部人员训练大纲，蒋管区各省先后成立地方行政干部人员训练团，有的还设置了区训练班和县训练所。这在当时各省市当局，表面上是遵照国民党中央规定，仰体蒋的意旨，实际上各省市当局也是企图把全省干部掌握起来，听他们的话，在人事上自成系统，独立门户，以便于实行一省范围内的小法西斯主义。
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四年，中训会曾经派我去贵州、广西、湖南、江西、福建、广东、陕西、甘肃、河南、四川、西康等省，视察各级训练工作。湖北、云南、绥远三省虽然也分别举办了训练，可是我未来得及去视察。抗日战争胜利后，河北、江苏、浙江、北平、天津也相继举办训练。各省市训练团主任照例由各该省政府主席、市政府市长兼任，但是团主任一般只参加开学、结业典礼、选任教育长和核定调训计划等，不主持日常训练工作。团里日常训练工作，完全由教育长负责。中训会行文也只同教育长打交道。省市团区班以至县所的训练计划，省照例报中训会备案。中训会也偶尔提出一点不同意见。但等到公文发下去，训练已经告一段落了。不然，就是相应不理。
当时福建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团主任是福建省主席陈仪兼，教育长是韩联和。陈常在南平，省政府在永安，团址在闽西三元。连城设有县训所，未开学。福建的主要口号是“用必训，训必用”。省范围内人事上的升迁调补，都和省干部训练密切结合。有些省也仿效它。江西团主任由熊式辉兼，教育长是张含清。省政府和团都在泰和。赣州梅林设有训练班(当时蒋经国在赣南任专员)。广东团设在韶关，主任由李汉魂兼，教育长为陆冠莹。广西省团主任由黄旭初兼，教育长先为卢象荣，后为倪仲涛，团址在桂林。湖南省团主任由薛岳兼，教育长在杜建时调国防研究院后，由刘某(?)继任，团址在耒阳。四川省团主任由张群兼，教育长为孙则让，训练中多少夹杂一些山东邹县“乡村建设”的味道。团设在成都。贵州省团主任由吴鼎昌兼，教育长为赵连福，团设在贵阳;安顺设有县训所，正在准备调训。西康团主任由刘文辉兼，教育长为王靖宇，团设在雅安;荣经设有县训所，团和所都无调训人员。陕西省主任由熊斌兼，教育长为宋邦荣，团址在西安。同时,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在西安，由胡宗南主持，葛武棨任教育长。它调训华北敌后的国民党部分工作人员，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相配合。陇海路干部训练班也在西安施训，教育长为王锡符。甘肃省主席谷正伦，未在该省设省训团，把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工作委托“西北训练团”办理。“西北训练团”实际上和“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一样，同属于胡宗南势力范围，教育长是余纪忠。河南省训团主任由李培基兼，教省长好象由秘书长马蕴华兼，但因该省正受严重旱灾影响，处于停顿状态。此外，湖北省训团主任由陈诚兼，教育长是左铎。云南省训团主任由龙云兼(以后为卢汉)，教育长由民政厅长李培天兼。绥远省训团主任由傅作义兼，教育长人选不详，团址在陕坝。抗日战争胜利后，江苏省训团主任由王懋功兼，教育长为许闻天，团址在镇江。浙江省训团主任由陈仪兼，教育长为戴轶群(以前为陈惕庐)。河北省训团主任由孙连仲(以后为楚溪春)兼，教育长为张希之(以后为王锡符)。湖南省训团主任由王东原兼，教育长为陈必贶。天津市训团主任由杜建时兼，教育长为曹钟麟，副屈卓吾。北平市训团主任由刘瑶章兼(一九四八年十月开始，约两个月结束)，教育长由人事处长张叙青兼。其余省市不详。以上各省市训练团的设置规模、调训和施训以及结业后通讯联络办法，都以中训团为样板，具体而微。但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从中央训练团到各省市训练团都已是尾声了。中训会表面上主管全国训练，实际上主管的限于各省市训练团、班、所。如果更认真地讲，各省市一般还有省市训练委员会的组织，而且省市训练的人事、经费、计划，都由省主席、市长安排。省市训练计划，虽然报到中训会，中训会也很少提出什么意见，就是提出意见来也未必为省市重视。中训会设有指导处，所谓指导、考核工作的内容只是这些。何联奎和我都曾兼任过指导处处长，以后谢仁钊、屈凌汉、姚子和也先后任过处长。另外，中训会设有编审处，杨玉清、赵太侔、李泰华等曾任处长，除编辑《总理遗教》和《总裁言论》外，多半是就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的教材分类选编，供各省市训练之用。
结束语
(一)、蒋介石举办各种干部训练的目的，集中到一点，就是推行他的法西斯主义。具体地说，他要在抗战的幌子下，压迫以至消灭共产党和八路军。为了实现这一阴谋，他需要先培养一批听他指挥的干部，统一反共思想，同时缓和国民党的内部矛盾。
(二)、蒋搞的各种训练(可以上溯到三十年代)，在当时可以说炙手可热，无孔不入，不但在国内发生一定的政治影响，流毒很广，而且还引起了国际上的密切注意(特别是美国)。
(三)、在训练各个方面，蒋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主要由于他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倒行逆施，自欺欺人，势力越来越缩小，群众反感越来越大，他个人就越来越孤立，以至最后逃奔台湾。虽说设立了庞大的训练机构，也难支持他的反动统治。
一九七九年八月
夲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四辑，有刘瑶章编写，文字少有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