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IMF发布了今年第一份全球经济展望报告。
报告预计2025年和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均为3.3%，低于历史（2000-19年）平均值3.7%。2025年的预测与2024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WEO）的预测基本相同，主要是因为美国的上调抵消了其他主要经济体的下调。预计2025年全球总体通胀率将下降至4.2%，2026年将下降至3.5%，发达经济体比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更早回到目标水平。
中期基线风险偏向下行，而短期前景则以不同的风险为特征。上行风险可能会在短期内提振美国本已强劲的增长，而其他国家的风险则在政策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偏向下行。政策对正在进行的通货紧缩进程的干扰可能会打断货币政策转向宽松的进程，对财政可持续性和金融稳定产生影响。管理这些风险需要政策高度重视平衡通胀和实际活动之间的权衡，重建缓冲，并通过加强结构性改革以及加强多边规则和合作来提升中期增长前景。
影响因素
全球经济保持稳定，尽管各国的稳定程度差异很大。由于一些亚洲和欧洲经济体发布的数据令人失望，2024年第三季度全球GDP增长比2024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预测的低0.1个百分点。
第三季度中国同比增长4.7%，低于预期。在房地产市场延迟稳定和消费者信心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净出口增长快于预期，只能部分抵消消费放缓快于预期的影响。印度的增长也放缓超过预期，主要是由于工业活动减速幅度大于预期。
欧元区经济增长继续低迷（德国的表现落后于其他欧元区国家），这主要反映了制造业和商品出口持续疲软，尽管消费随着实际收入的复苏而回升。
在日本，由于供应暂时中断，产出略有萎缩。
相比之下，美国经济势头依然强劲，在强劲消费的推动下，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同比增长2.7%。
全球通货紧缩仍在继续，但有迹象表明，一些国家的进展正在停滞，少数情况下通胀率持续走高。过去几个月，全球核心通胀率中值略高于2%。名义工资增长显示出放缓的迹象，同时劳动力市场继续正常化的迹象。尽管核心商品价格通胀已回落至趋势水平或低于趋势水平，但许多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和欧元区）的服务价格通胀仍高于新冠疫情前的平均水平。欧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也持续存在通胀率走高的情况，这反映了一系列特殊因素。
在通胀愈发顽固的背景下，各国央行在宽松周期中采取更加谨慎的行动，同时密切关注经济活动和劳动力市场指标以及汇率走势。一些央行正在加息，标志着货币政策出现分歧。
全球金融状况总体上仍较为宽松，但不同司法管辖区的情况也存在一些差异。发达经济体的股市因对美国更加利于商业的政策的预期而上涨。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股票估值较为低迷，美元全面走强（主要受对美国新关税和更高利率的预期推动），导致金融状况趋紧。
过去一个季度，美国政策利率预期路径与其他主要发达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的差异有所扩大。在此之前，今年早些时候全球货币政策曾出现过一段同步时期。对欧元区和一些主要新兴市场经济增长乏力的担忧，增加了投资者对其央行将以比《2024年10月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图1.1）发布时预期更快的速度放松货币政策的预期。然而，这种预期并不适用于美联储。中长期美国收益率在同一时期有所上升，而其他主要发达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收益率则有所下降，利差扩大导致美元兑主要货币走强。此外，尽管最近的数据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可能正在走向更好的平衡，但通胀上行风险可能会继续对收益率施加上行压力。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加剧也导致美元普遍走强。地缘政治风险的加剧，以及贸易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元兑欧元走强。就新兴市场货币而言，对美元贬值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对国内财政前景的担忧推动的，尽管后者的重要性在各国有所不同。在货币面临压力的同时，新兴市场也出现了资本净流出。
总体而言，尽管全球金融状况总体上仍较为宽松，但自10月以来略有收紧（图1.2）。受对企业有利的政策组合预期推动，美国股票估值在2024年第四季度继续创下新高。尽管如此，这已被长期利率上升的影响所抵消，导致净利率略有收紧，尽管与上一季度非常宽松的水平相比。然而，新兴市场的风险资产似乎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货币前景表现出更大的敏感性，这反映在更紧缩的金融状况上。市场参与者正在密切关注关税政策和地缘政治风险，因为这些可能会影响市场情绪，可能导致风险资产在目前高估值的情况下大幅重新定价，从而导致全球金融状况突然收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急剧增加，尤其是在贸易和财政方面，各国情况有所不同（图1）。对2024年新当选政府政策转变的预期影响了近几个月的金融市场定价。一些亚洲和欧洲国家的政治不稳定局势扰乱了市场，并为财政和结构性政策停滞不前的进展注入了额外的不确定性。包括中东在内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全球贸易摩擦仍然高涨。
未来展望
IMF 工作人员的预测假设发布时现行政策有效。考虑了近期市场发展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加剧的影响，这些影响被认为是暂时的，大约一年后就会消退，但避免对目前正在公开辩论的潜在政策变化做出任何假设。
预计2025年能源商品价格将下降2.6%，高于10月份的预测。这反映了油价下跌，原因是中国需求疲软以及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加上包括俄罗斯在内的部分非成员国）以外国家的供应强劲，但部分抵消了由于天气比预期更冷和供应中断（包括中东持续的冲突和天然气田停产）导致的天然气价格上涨。
由于恶劣天气影响大型生产商，食品和饮料价格相对于2024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有所上调，预计2025年非燃料大宗商品价格将上涨2.5%。预计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利率将继续下降，但速度不同，反映出增长和通胀前景的变化。预计2025-26年，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经济体的财政政策立场将收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财政政策立场也将收紧，但幅度较小。
预计全球增长将保持稳定，尽管表现平淡。2025年和2026年的增长预测均为3.3%，低于历史（2000-19年）平均水平3.7%，与10月份基本持平（表1；另见附件表1）。然而，总体情况隐藏着各经济体之间的不同路径和不稳定的全球增长状况（图2）。
在发达经济体中，增长预测的修订方向不同。在美国，潜在需求依然强劲，反映出强大的财富效应、较少限制的货币政策立场和支持性的金融条件。预计 2025年的增长率为2.7%。这比10月份的预测高出0.5个百分点，部分反映了2024年的延续，以及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和加速的投资等强劲迹象。预计2026年的增长将逐渐降至潜在水平。
在欧元区，预计经济增长将回升，但速度将比10月份预期的更为缓慢，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继续影响市场情绪。2024年底增长势头弱于预期，尤其是制造业，以及政治和政策不确定性加剧，导致2025年增长率下调0.2个百分点至1.0%。2026年，随着金融条件放松、信心改善和不确定性有所消退，在国内需求增强的推动下，经济增长将升至1.4%。
在其他发达经济体，两股相互抵消的力量使增长预测保持相对稳定。一方面，预计实际收入的回升将支持消费的周期性复苏。另一方面，贸易逆风（包括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急剧上升）预计将使投资保持低迷。
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预计2025年和2026年的增长表现将与2024年大致相当。相对于10月份的预测，中国2025年的增长略微上调0.1个百分点至4.6%。这一修订反映了2024年的结转和11月宣布的财政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加剧和房地产市场拖累对投资的负面影响。预计2026年的增长将基本保持稳定在4.5%，因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消散，退休年龄的提高减缓了劳动力供应的下降。在印度，预计2025年和2026年的增长将稳定在6.5%，与10月份的预测一致，与潜力一致。
在中东和中亚，预计增长将回升，但低于10月份的预期。这主要反映了沙特阿拉伯2025年增长下调1.3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OPEC+减产协议延长。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尽管该地区最大的经济体预计增长放缓，但预计2025年整体增长将小幅加速至2.5%。预计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增长将在2025年回升，而新兴和发展中欧洲的增长预计将放缓。
2025年和2026年的世界贸易量估计值略有下调。此次修订归因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急剧增加，这可能会对贸易密集型企业的投资造成不成比例的损害。尽管如此，从基线来看，不确定性加剧的影响预计是暂时的。此外，鉴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加剧，并预期贸易限制将收紧，一些贸易流量的提前加载在短期内提供了一些抵消作用。
预计通货紧缩将继续取得进展。与2024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预测的偏差很小。劳动力市场的逐渐降温预计将抑制需求压力。再加上能源价格的预期下降，预计总体通胀将继续下降至央行目标。话虽如此，预计2025年美国的通胀率将接近但高于2%的目标，而欧元区的通胀动态预计将更加温和。预计中国将持续低通胀。因此，美国和其他国家预期政策利率之间的差距将变得更大。
未来风险
从中期来看，前景风险的平衡偏向下行，全球经济增长预计将低于2025-26年的平均水平，五年预测约为3%。相比之下，短期风险可能会加剧各国之间的分歧：美国的风险偏向上行，而大多数其他经济体在政策不确定性加剧和持续调整的阻力下（尤其是欧洲的能源和中国的房地产），风险普遍偏向下行。
保护主义政策的强化（例如新一轮关税）可能加剧贸易紧张局势，降低投资，降低市场效率，扭曲贸易流动，并再次扰乱供应链。短期和中期经济增长可能受到影响，但不同经济体受到的影响程度不同。
在减税等新扩张措施的推动下，美国放松财政政策可能会在短期内提振经济活动，并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轻微的积极溢出效应。但从长远来看，这可能需要进行更大规模的财政政策调整，这可能会对市场和经济造成破坏，包括削弱美国国债作为全球安全资产的作用等。此外，为放松财政政策提供资金而增加借款可能会增加全球对资本的需求，导致利率上升，并可能抑制其他地区的经济活动。
美国的信心和积极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放松管制的推动，可能会同时提振经济的需求和供给侧。虽然放松过分严格的管制和减少对企业的繁文缛节可能会通过增加投资刺激美国近期的增长，但美元升值可能会加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资本外流的风险，并推高风险溢价。此外，过度放松旨在限制冒险和债务积累的管制，可能会在长期内给美国带来繁荣与萧条的动态，并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影响。如果财政前景疲软或结构性改革进展停滞，宏观金融稳定的下行风险可能会加剧。其他供给侧冲击，例如由于移民流入美国人数减少而导致的劳动力中断，可能会永久性地降低潜在产出并在调整期间提高通胀率。
这些因素在短期内对美国经济的提振将进一步凸显各经济体的增长模式差异。如果关税和劳动力减少的负面影响占据主导地位，全球经济活动以及美国经济活动可能会在中期内受到负面影响。不确定性很高：每个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国家会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受到贸易和金融联系的影响；对其他国家采取的行动的政策回应可能会以各种方式发挥作用，包括报复性关税的升级；不同的政策组合或不同程度的政策变化的影响可能会大不相同。
这些因素可能会对通胀动态产生相反的影响。关税对通胀的影响程度尤其不确定。虽然最近的实证研究发现关税对进口价格的传导作用很高，但对消费者价格的传导作用估计较低，且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然而，与之前的贸易争端相比，有几个因素表明，这次关税上调对通胀的上行风险可能更高。首先，全球经济正在走出近年来最严重的通胀飙升。通胀预期，尤其是许多发达经济体的通胀预期，目前远高于央行的目标，高于2017-21年的水平（图3）。其次，许多主要经济体的周期性状况比2016年更有利于通胀上升。第三，以限制特定的、难以替代的材料或中间产品的形式采取的报复措施可能会对总体通胀产生巨大影响。
通胀压力再度上升的风险可能促使各国央行提高政策利率，并加剧货币政策分歧。利率持续走高可能加剧财政、金融和外部风险。由于利差和关税等因素，美元走强可能会改变资本流动模式和全球失衡，并使宏观经济权衡复杂化。
除了经济政策转变带来的风险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可能加剧，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再次飙升。中东和乌克兰的冲突可能会恶化，直接影响贸易路线以及食品和能源价格。大宗商品进口国可能受到特别影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滞胀效应加上美元升值。
从好的方面来看，如果美国新一届政府能够重新谈判现有的贸易协定并达成新协议，全球经济活动可能会出现反弹。这可以更快地缓解不确定性，并且对增长和通胀的干扰要小得多。通过增强信心，这种合作成果甚至可以支持投资和中期增长前景。
其他政策方面的势头也可能促进经济增长。许多国家可能会采取结构性改革，以防止与表现更好的国家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增加劳动力供应、减少错配、加强竞争和支持创新的努力可能会提高中期经济增长。
政策
在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政策需要控制短期风险、重建缓冲，同时推动提升中期增长前景的努力。
货币政策应确保价格稳定，同时支持经济活动和就业。在通胀压力持续存在且意外上行风险上升的经济体中，需要维持限制性立场，直到有更明确的证据表明基础通胀正在持续回归目标。在经济活动迅速降温且通胀有望持续回归目标的经济体中，采取较少限制的立场是合理的。
无论如何，财政政策都应巩固，使公共债务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并恢复更灵活应对所需的空间。巩固路径需要根据特定经济体面临的条件进行仔细调整。它应该是规模可观但循序渐进的，以避免损害经济活动，清晰地传达以避免债务市场的混乱，并且可信地实现持久的成果。采取有利于增长的方法并减轻对穷人的不利影响可以帮助保持经济潜力并维持公众支持。
各国货币政策路径的差异可能导致汇率和资本流动出现重大波动。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综合政策框架》所述，调整政策利率和允许汇率灵活性对于外汇市场深度大、外币债务水平低的国家是明智之举。对于那些外汇市场深度浅、外币债务水平高的国家，临时外汇干预（前提是外汇储备充足且使用谨慎）、资本流动管理措施、宏观审慎政策或三者的某种组合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与适当制定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相结合，以保持宏观金融稳定。
除短期外，还需要采取果断的政策行动来增强经济活力，刺激供给侧，并应对本已黯淡的中期增长前景面临的不断上升的风险。劳动力市场、竞争、医疗保健、教育和数字化方面的有针对性的改革可以恢复生产率增长并吸引资本。积极沟通以建立共识并与主要利益相关者持续接触，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设计和有效实施考虑改革分配影响的措施。
最后，多边合作对于遏制分裂、维持增长和稳定以及应对全球挑战至关重要。贸易政策应符合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法律框架，同时应清晰透明，以减少不确定性、降低市场波动并减轻扭曲。应优先考虑恢复全面运作良好的WTO争端解决机制，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在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中实现各国对增强韧性的愿望的明确性和一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