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36年5月，与蒋介石长期闹对立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胡汉民在广州逝世，蒋趁机要求两广当局加强与全国的"精诚团结"，拟取消西南半独立状态。
胡汉民
控制广东军政大权的陈济棠闻讯，忧心如焚，担心被蒋吃掉，便派他的老兄陈维周去见蒋，刺探消息。
陈维周见到了蒋介石，了解到蒋果真要决心解决西南问题。
意思是由中央协助广东出兵，解决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
陈济棠得知这一消息后，更加不安。
他分析，中央既可授意广东解决广西，又何尝不会反其道而行？
与其坐等中央分化两广，各个击破，倒不如采取主动，先发制人。
于是陈济棠便积极联合广西李宗仁和白崇禧，以"要求中央领导抗日"的名义，于6月1日通电反蒋。
消息传出，全国震惊，史称两广"六一"事变。
当年，我还听到一则传闻，陈济棠发难，还基于迷信心理。
他的老兄陈维周精于占卜之术，陈济棠也满脑子迷信。
先是陈母去世，陈氏兄弟便精心择定风水宝地下葬，据说是选定在洪秀全墓地附近。
陈维周见蒋时，暗自为蒋相了面，断定蒋有下台的征兆，心中暗喜。
随后，他专程到了溪口蒋的老家，特意查看了蒋母的坟地，又认定蒋母的坟地风水不如陈母的坟地风水好。
陈维周回到广东，将这些情况告诉了陈济棠，令陈济棠转忧为喜，动了起兵发难的念头。
为慎重起见，陈济棠又招了些江湖术士算卦。
陈在广东，有"南粤王"之称，江湖术士顺竿爬，说陈有天王之相，起兵倒蒋必胜，而且断定"机不可失"。
这里的机，是时机，天机的意思。
陈济棠发难之后，对于广东问题，蒋介石采取分化的手段，先收买了陈济棠的空军司令黄光锐。
7月4日，黄率飞行员40余人，分驾飞机数十架，飞往庐山投奔蒋介石。
黄光锐
空军造反，对陈济棠是致命的一击。
随后，蒋又收买了陈济棠的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第二军军长张达。
余汉谋通电拥护中央，对陈济棠实行逼宫，限陈在24小时内离开广东。
张达也声明拥护中央。
这样，陈济棠被搞垮了。
7月18日，陈宣布下野，随即到香港去了。
陈济棠算卦所得"机不可失"，和黄光锐驾机投蒋，被世人传为笑柄。
所谓"机"不可失，实为"飞机"不可失，丢掉了空军，陈济棠发难便大势已去，不仅未能成功，反而丢了位子。
在当时，这则笑话传得到处都是。
2
为对付"两广事变"，起初，蒋调集多路部队，拟用武力解决。
兵力布置大体是：
以驻贵州的薛岳部威胁桂北边境，以原驻福建的蒋鼎文部威胁粤东边境；
调甘丽初部集中衡阳，调陈诚、卫立煌等部集中湘、赣边境，做好了进攻两广的准备。
"两广事变"发生时，我正在庐山休假。
突然接到命令，调我师南下集结于粤、赣交界的大余，在此之前数月，我师奉命自福建龙岩移驻皖赣边界的望江一带，我奉命即刻下庐山赶到部队，这时部队已经做好了开拔的准备。
随即，我师以日行军60里的速度，沿九江、樟州、吉安、赣州一路南下，花了个把月的时间，穿越整个江西省，于7月初到达大余，与孙元良部第八十八师会合。
随后，我师与第八十八师继续南下，占领了南雄。
我们占领南雄时，正值余汉谋通电、陈济棠下野，消息传来，上下官兵都松了一口气。
但是，紧接着，又接到南下命令，蒋介石是要我们这些部队做主力占领广州的。
我师和第八十八师马不停蹄，又昼夜兼程赶到了韶关。
这一路上，广州的粤军已让开道路，未遇到战斗。
我们赶至韶关后，又与刘戡部第八十三师会合。
我奉命率本师和第八十三、八十八两师，自韶关车运广州。
当时，自韶关至广州的铁路，货车停开，专用运兵。
四五天后，我们全部到达广州，各师按指定位置警戒，未与粤军发生冲突。
进驻广州之后，因部队无重要行动，我得空会见在广州的旧友，相互赠送些字画、礼物等，难得轻闲几日。
8月11日，蒋介石鉴于自己的部队已占领广州，城里局势稳定，遂亲抵广州，着手处理广西问题。
8月底，蒋在黄埔军校举行全国高级将领会议，在黄埔行辕宴请团以上将领，他强调，广西的将领要反抗中央，是统一的障碍，中央要一方面贯彻和平统一的主张，设法劝导，希望广西方面觉悟，一方面也不得不在云南、贵州、湖南、广东等省配备适当的兵力，以便在和平绝望的时候，扫除障碍。
根据蒋的这一方针，我部第十师、第八十三师由广州西进到广东四会一带集结待命；
汤恩伯、薛岳等军自贵州向桂北窥伺，陈诚的第十八路军则循西江而上；
余汉谋军则自高州一带进逼桂南；
何键则取道湘南向桂北一带压迫。
大兵压境，对广西造成强大的军事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李宗仁、白崇禧向蒋提出了六条要求：
一、关于抗日问题，中央承认以中日现有状态为基础，积极准备抗战，如日人再前进一步，立即实行全面抗战，抗战一开始，广西保证出兵参加作战。
二、中央收回以前调李、白职务的成命，重新协调职务。
三、中央辅助广西自事变以来的财政开支及部队复员费用。
四、复员后，广西保存部队编制员额及经常费用。
五、中央特派大员入桂和谈，公开昭示信守。
六、和议告成后，李、白通电表示服从中央领导。
鉴于此，蒋派人赴桂，重新任命了李宗仁、白崇禧的职务，达成和议。
9月17日，李宗仁则只身飞广州谒蒋，言归于好。
这样，广西问题随之解决。
3
鉴于"两广事变"广东、广西问题均已和平解决，1936年9月下旬，我第十师奉令调往信阳，第八十三师调广水，以火车输送，到达驻地后进行整训。
这一个时期，全国各地各界人士抗日救亡呼声日益强烈，国人均已看到日本侵占东北后，又染指华北，其野心是要侵占全中国。
延安中共方面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深得人心，国民党军队内部主张抗日的情绪也在滋生高涨。
然而蒋介石仍以延安中共军政力量为隐忧，视为心腹大患，一意孤行，倡导"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企图以消灭中共军政力量为主旨。
10月下旬，蒋介石借口避寿，抵洛阳，实则策划对陕北用兵。
基本部署是：
由军政部次长陈诚驻前方督剿，调嫡系之精锐部队250个团约30余万军队，以蒋鼎文为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樊崧甫、万耀煌为总预备队。
同时，蒋介石逼迫东北军张学良部、西北军杨虎城部继续"剿共"。
原张、杨部曾对陕北用兵，遭到失败。
后见全国抗日救国情绪高涨，特别是东北军官兵思念家乡为日寇蹂躏，无心与中共作战。
张学良曾至洛阳，力加阻止蒋对陕北用兵，然而蒋的决心不变，张学良遭到蒋的严厉谴责。
这期间，我接到卫立煌的通知，大意是蒋已内定他为进入陕北之主帅，要我师并要我转告第八十三师做好进军准备。
我接到卫立煌的通知后，十分忧虑。
时正值全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日、图存救亡，置民心于不顾，再掀起内战，恐怕军心不稳、士气不振。
另基于过去在江西对中共军队"围剿"作战之教训，很难说能够打胜，内乱时间一长，不仅苦于人民，而且势必为日寇入侵造成可乘之机。
蒋介石现已决心对陕北用兵，先期召集各军政要员抵西安西京招待所。
12月4日，蒋又飞抵西安，往华清池，以华清池作为"剿共"的临时行辕。
鉴于张、杨二部无心"剿共"，蒋介石对他们摊牌：要么将两部全体将士开赴陕北前线"进剿"红军，中央军随后接应，要么就将东北军调福建，将西北军调安徽。
两种选择对张、杨二部均极不利。
在此情况下，张学良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向蒋哭谏，想以诚意感化蒋介石。
蒋仍毫无所动。
于是，张、杨二部对蒋实行兵谏，于12月12日晨，扣押蒋介石和其军政要员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陈调元、蒋作宾、万耀煌、蒋百里等十余人，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我接到卫立煌的通知后，十分忧虑。
时正值全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日、图存救亡，置民心于不顾，再掀起内战，恐怕军心不稳、士气不振。
另基于过去在江西对中共军队"围剿"作战之教训，很难说能够打胜，内乱时间一长，不仅苦于人民，而且势必为日寇入侵造成可乘之机。
蒋介石现已决心对陕北用兵，先期召集各军政要员抵西安西京招待所。
12月4日，蒋又飞抵西安，住华清池，以华清池作为"剿共"的临时行辕。
鉴于张、杨二部无心"剿共"，蒋介石对他们摊牌：要么将两部全体将士开赴陕北前线"进剿"红军，中央军随后接应，要么就将东北军调福建，将西北军调安徽。
两种选择对张、杨二部均极不利。
在此情况下，张学良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向蒋哭谏，想以诚意感化蒋介石。
蒋仍毫无所动。
于是，张、杨二部对蒋实行兵谏，于12月12日晨，扣押蒋介石和其军政要员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陈调元、蒋作宾、万耀煌、蒋百里等十余人，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有两支部队的军事行动对局势影响很大。
一是驻洛阳以西的第四十六师樊崧甫部，未及接南京命令，即率部抢占了潼关要地，为后来各军能迅速集结到潼关打开了通路。
再就是东北军驻洛阳的一个炮兵旅，12月11日晚，张学良曾电令该旅黄旅长进占陇海铁路的洛阳火车站，以阻中央各军向潼关集中，但这位黄旅长不仅未执行进占洛阳火车站的命令，反而将张学良的电令交给了陆军军官学校驻洛阳分校教育长祝绍同，致使张学良图在洛阳阻止中央军向潼关集中的企图落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