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二年（建炎元年）（1127 年）三月，孙觌在金营中整整拘禁了七十多天，到三月二十三日放孙觌等人还，得归京师。次日孙觌便请了假，既不曾去中书后省，也不去直学士院上班。

三月二十七日，金人认为不该放走孙觌，又回过头来追捕他。开封吏卒四处搜找。孙觌因邻居刑部郎中张卿材的帮助，自匿躲藏起来才没有被搜捕到，算是逃过一劫。这样东藏西躲的日子，让他这个从未上过战场的文人胆战心惊，怕死，谁没有啊？！孙觌虽然害怕担忧，但更是对他服侍的大宋王朝的前途忧心忡忡。

金人册封张邦昌(1081-1127)为帝，国号大楚。至此，北宋王朝宣告灭亡。孙觌并没有象某些卖国求荣的官员盲从张邦昌，为求官爵而去伪楚朝任职。这正应验了被大宋击败的五代后蜀主孟昶花蕊夫人那首灭亡诗：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却无一个是男儿!

四月十五日，谁说“却无一个是男儿？”孙觌虽然居家晋陵。他还是给大元帅康王赵构写了封信，上奏状请兵马大元帅康王赵构听政、主持政局。这封信除了以示表忠外，还有联络康王的意思。见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四记载

那时，何㮚与徽宗、钦宗两帝一同被当作俘虏押往北方，何㮚跟随皇帝到燕山，写下《金营题诗》：“念念通前劫，依依返旧魂。人生会有死，遗恨满乾坤。”身为北宋最后一任丞相的何㮚，与张叔夜半路绝食而亡，年仅39岁。后来南宋一首《咏史》诗云：

“陈迹分明断简中，才看卷首可占终。

兵来尚恐妨恭谢，事去方知悔夹攻。

丞相自言芝产第，太师频奏鹤翔空。

如何直到宣和季，始忆元城与了翁。”

靖康之变是导致北宋灭亡的重要历史事件，也被认为是中原王朝历史上最大的耻辱。在这场灭国的灾难中，北宋的两位皇帝宋徽，钦宗被入侵的金军俘虏，包括整个北宋朝廷在内的王公大臣和十余万汴梁百姓都被转移到了北方，昔日繁花似锦的东京城化为一片废墟。

北宋就这么灭了，它首先是从里边先烂了，是个“朽画船”，这是司马光的比喻。这个朽画船是经不得一点风吹浪打，但它恰恰遭遇到一个如此野蛮的金国，所以，它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关于北宋的灭亡，深知大宋政治的司马光在其编纂《资治通鉴》中极有先见之明地将其定性为“乱亡”。作为一部为了巩固封建政权“资治”而编写的政治史书，司马光把历史上的君主根据其才能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五类。

再看看宋徽、钦宗当时昏庸发聩的所作所为，这个“乱亡”的定性，恰如其分，十分中肯。在宋钦宗在位的14个月的时间中，他任用了26名宰执大臣，可见他无定力且不能分辨忠奸，容易被小人迷惑，最终误了大事，也断送了北宋及无数生灵。

靖康之耻，给后人带来耻辱感的同时，更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教训。后人或怒斥北宋君臣不争气、昏聩，但是这样人其实在后世仍有很多，令人警醒。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靖康之耻”比起当年李煜受到的耻辱，那可是一点都不差。这对赵匡胤的子孙后代来说，倒是因祸得福。赵光义的篡位竟成黑色幽默。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倚，古来如此。

话说靖康二年，既建炎元年（1127）五月，康王赵构收下了玉玺和孟皇后的诏书，领兵前往南京应天府。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即位，宣布靖康二年自五月以后改为建炎元年，南宋自此建立。

不管怎样，宋朝的国脉算是延续下来。逃过一劫的赵构成了南宋的开国皇帝，是为宋高宗。南宋朝初建，迫于形势起高宗起用抗战派李纲为宰相，但不久赶走李纲，同宠臣汪伯彦、黄潜善等奸佞小人放弃中原，从南京（商丘）应天府逃到扬州。后用岳飞、韩世忠等大将抗金，但大部分时间仍重用主和派的黄潜善、汪伯彦、王伦、秦桧等人，后来甚至处死岳飞，罢免李纲、张浚、韩世忠等主战派大臣。

建炎元年四月二十四日，新任皇帝高宗赵构到了南京（今商丘），下旨召集所有官吏，令臣充管押圭宝使。二十五日由太后差遣，直接赶到高宗所在地南京商丘。四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孙觌给康王赵构写信拥立康王为新皇十天后，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孙觌与御中书舍人李擢奉传国宝，迎立高宗，参加受敕，仍为中书舍人。

这里普及一下：敕，是皇帝下达的诏书，可以是封赏，也可以是训诫。受敕，就是接受皇帝下达的诏书。它是中国古代由皇帝亲笔填写日期;因官僚奏请而颁发的皇帝命令称敕旨;皇帝训诫百官用论事敕;由尚书省粘连牒文发出的敕书称为敕牒。宋代除沿用唐制外，又增加敕牓一种，用以诫励百官，晓谕军民。元代封赠官员有宣命和敕牒两种，封赠一至五品官用宣命，以白色纸缮写;封赠六至九品官用敕牒，以赤色纸缮写。

“四月二十四日，陛下行台至南京，有旨推发，一应官吏，以臣充管押圭宝使。”“（建炎元年四月）二十五日方参假受勅，太后临遣，径赴行在。”见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四记载

另据《皇宋十朝纲要校正》卷十九记载：“（丁未靖康二年四月）癸未（康王）至南京，甲申，元祐望太后遣吏部尚书王时雍、开封尹徐秉哲奉乗舆服，御中书舍人李擢、孙觌奉传国宝至。”

能够奉上传国宝（玉玺）献给新皇帝，这是何等的荣耀，又怎么可能是卖国求荣的奸侩小人呢？

建炎元年四月末，孙觌在家闲居还不到一个月，孙觌奉旨接诏回京，赶到高宗所在地南京（商丘），仍被任命为高宗的中书舍人，正四品。还是皇帝的贴身大秘啊，掌起草诏令。

可是，没过多久，孙觌就因代草降表遭到马伸弹劾。建炎元年六月，因有臣僚上书称孙觌“受伪楚官爵、与商言论”，遭居家待命、散官安置的处分。

看见没有，孙觌这几年起起伏伏、几上几下的命运都是随着当朝宰相的更替而变换着。李纲在相仅三个多月，李纲解职后，孙觌和其他被贬官员成了李纲施政严峻专断的例子而被召回。

其间的五月，李纲复相，孙觌听闻朝臣议论自己“受伪楚官爵”，这是要排挤孙觌下台，故意在找他的碴，孙觌以进为退，立刻写下《辨受伪官状》自辩.见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三，又见明钞本《南兰陵孙尚书大全文集》卷二四《辨受伪官状》。

孙觌向皇帝申诉道：“伏臣自靖康元年八月和州召还，十月蒙赦召试中书舍人兼侍讲、资善堂撰文官”。《辨受伪官状》清楚地记录了孙觌自己第二次随钦宗入金营的大致过程：“自拘执敌营七十余日，至三月二十三日放还”，钦宗一行被金拘营七十余日，“二十七日，金人以臣原非放还人数，复见追取。虽一时窜匿得免，而开封吏卒围第追捕，窘辱百端，忧悸成疾。”

关键是孙觌请假条都存档在中书省学士院，都是有据可查的事。当时由于战乱信息堵塞，加上，总有人别有用心，大放谣言，蛊惑人心。

建炎元年十二月初三日，孙觌任权直学士院。“皆渊圣皇帝亲擢，诏札居存。又因提举东壁统制官不散持友，例降三官。至今尚未牵复”，以此辨明“受伪官”之说。由此可见，孙觌代草降表是情势所逼，并非出于自愿，而且降表是由包括宰相何㮚在内等四人共同商议，经钦宗审定同意的，且是圣命难违，孙觌只是下笔代为草拟，绝非孙觌一人之过。

又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曰：“渊圣皇帝将还宫，而金帅宗维未得见，欲先得表，乃命中书舍人晋陵孙觌秉笔，而何㮚辈润色之。孙觌绍兴末有书与朱倬云，渊圣幸青城金人索表，翰林学士吴幵、莫俦皆称病，时觌承乏西掖奏曰，虽非臣职，事君父在难不敢辞表。”见影印文渊阁四库本《鸿庆居士集》卷八《乞出第一状》

这就是前面提到的《与朱侍御书》文，也记录了此事的后续发展变化：“建炎初，上驻跸维扬，言官马伸论孙觌草表之罪，上曰：“大臣误国至此，教他怎奈何？”

从高宗的这句话里可以看出，赵构对孙觌代草降表之事并不以之为孙觌之过，而是奸臣误国造成的。朝廷也并未因此对孙觌予以处罚。孙觌在《与朱侍御书》之二中详细叙述了代草降表的经过，钦宗与孙觌的对话可知，钦宗命孙觌草降表，且不得推辞，无奈之下自己与何㮚等四人共同撰写。

站在第三者旁观的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记载除具体人员和细节上虽有出入以外，其他与孙觌《与朱侍御书》之二中所述相同，综合这两段文字，能够比较客观地还原代草降表之事的真实情况。孙觌草拟降表无疑，而降表实际上非他一人完成，而是随行四位大臣集体商讨的结果。

孙觌事后回忆道：“靖康国破，渊圣降表。亟欲援吾君挤陷于不测之危险，岂复计此身诛绝于中兴之后。”见影印文渊阁四库本《鸿庆居士集-与朱侍御》卷十二

后来，清代大学者王夫之在《宋论-徽宗》中对孙觌的表现所作的最准确的评判：“以爱君之切，而不忍逆君之命；以忧国之至，而迫欲为国宣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