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清样》— 撰文 | 文一刀
最近西安的造词热潮当中又增加了一支“劲旅”——西商。因为才疏学浅，刚看到这个词，初曾误以为是“西安商人”的简称。当时心想，照这种简化法，咸阳的成为“咸商”、榆林的为“榆商”、延安是“延商”，还能搞个组合：咸鱼上面撒些盐，但最难的是商洛，总不能叫“商商”吧。
后来才搞清楚，原来此西商并非现代汉语中惯常理解的西安商人之简称，而是指明清时期居于陕西和山西一带的商人群体。这一群旧时曾被称作西商的山、陕商人从经营盐业以及茶﹑马﹑布匹﹑粮食中获得厚利，后因利益原因又出现分化，因而随着陕西商帮与山西商帮的分道扬镳，西商这个概念也成浮云往事。从这一历程来看，西商其实只是一个曾阶段性出现过的称谓，通俗点说就是一个短命的叫法，而且与一直沿用的晋商、陕商（近几年又被陕西‘发扬光大’为秦商）因有所重叠而极易混淆，西商的叫法其实很少被人使用。
因而这个词突然出现严格来说并不是造出来的，而是从尘封已久的茶马古道间突发奇想又挖出来的，一群砖家拍拍上面的尘土，带着如淘宝捡了个漏般的兴奋，献给某些头头脑脑，也不知是出于何种考虑，西安目前正在将这个流落已久的短命概念进行发扬光大，为此还要搞一场“世界西商大会”。
今年伊始，西安就表现出对于“商帮”的罕见热情，半年来，社会各界都在以密集的行动推动“浙商入陕”，其迫切之情几乎到了连拉带扯的程度；
7月，虽然已经是意兴阑珊加日薄西山，第八届全球秦商大会还是在西安开了起来，秦商与浙商在会间也进行了有趣的对话，伴随着复星系上市公司股票的诡异暴跌以及其本人的种种传言，作为浙商代表的郭广昌也在开幕当天报了平安；然后就是：8月下旬，首届世界西商大会将在西安召开。
真有点儿像对春联，上联是全球秦商、下联对世界西商、横批是对话浙商。于是乎我们看到，浙商，你喊他西进、西进，保你穿金戴银；秦商，也吆喝着复兴、复兴，别当现代孬种；而如今，又从故纸堆里淘出个木乃伊似的老词儿—西商，然后如获至宝地高唱：归来吧，归来呦，在外发财的游子。可是，事情有这么简单吗？
滥觞老瓶还能装多少新酒？
目前极力鼓动的这些概念，无论是浙商西进还是秦商西商，其实都是使用多年的“老梗”：秦商是对原有陕西商帮的提法狡黠地进行了更新，一方面与陕西的别称三秦相符，另一方面也可借着大秦帝国的连接让秦商的想象空间更大一点；西商前面已经分析过了，是一个阶段性的提法，山、陕商人散伙了这个称谓也就没了；至于说浙商西进或者更具体一点说浙商入陕，那也是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的事情，此后的二三十年其实浙商都是主动、自发的实施西进。
上世纪的7、8十年代是工业为王的时期，搞农业不赚钱，计划经济下从事农业主要是靠挣工分，壮劳力一个劳动日能挣10到12个工分，女的也就7、8个工分，折合人民币不到一毛钱，因此作为一个陆域和资源小省，浙江的资源瓶颈长期存在，当时搞农业只能等死、饿死。
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大批浙江人迫于生计，到中西部地区从事修鞋、弹棉花等务工活动，又从“三无”（无资金、无厂房、无铺面）开始，带着石刻、竹编、箍桶、裁缝、弹棉花等百工手艺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等小生意来到西部，以肩挑背扛的方式进行商品贸易。
看起来他们从事都是“被别人看不起的事情”，但其实却非常实惠，比如当时扛一台补鞋机蹲在路口，补一个窟窿就两毛钱，但“老陕”们就没人干，或者不敢或者不愿。直至今日，在西安钟楼附近还曾有许多妇女坐在路边吆喝着“补衣服吗”，据说利润可观，只是最近在西安强力整顿市容中这些人才基本看不到了。
江浙的制造业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在初期的原始积累过程中，陕西不仅为其提供市场，更重要的还有给其廉价甚至是白送着至关重要的生产资料。据一位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西工大并从事多年工业的老人回忆，即使在那个特殊的十年期间浙江乡镇的社办企业都没有停过，至今老人提起自己40年前去浙江出差时的见闻依然唏嘘感叹。当年他去的地方是浙江省慈溪县湖北公社南风塑料厂，300多人中有80多个业务员，为联系业务在全国各地到处跑，厂长一年的奖金就8万元人民币，“要是在西安，敢发发8千就把你逮了”。
这样的社办企业主要是从事加工制造，而且业务繁忙，其中的玄机正是计划经济的荒谬之处。计划经济下各大国有工矿企业基本不考虑销，主要职责是把下达的生产任务按时完成，为求业绩，当时的厂领导会提出类似“一年的任务半年完，半年的任务一月干”的口号，可在十年动乱时期工厂里也是人人忙于文斗、武斗哪里有人干活？这就为活跃在江浙的众多社办企业提供了业务机会，这些任务就分包给他们干了，在农业壮劳力苦干一天只能赚一毛钱的年代，这些社办工厂里一个小时就能挣7、8块钱。不仅如此，计划经济的工厂什么都是按计划来，设备不管用不用也都有到期报废年限，大量设备到了期却都没怎么用过，精明的浙商们又用黄鱼干、小蜜桔这些土特产开路将这些快“报废”设备以极低的价格“买”回去，这些设备加工生产出的产品最后又卖回来，陕西的国企完成了任务，江浙的社办企业赚了钱。
80年代中期以后改革开放渐成气候，“老陕”们也开始明白过味儿了，开始提着红枣、小米这些土特产跑了起来，不过市场化大潮的列车一旦开动，后来者想挤出个一席之地已是难上加难，因为已经提前上车的浙商中，有许多此时已经实现了创业资本的原始积累，他们现在开路工具早已不是土特产而是升级为装着大团结的公文包了。
90年代末期，特别是自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完成了第一轮积累的浙江人和浙江企业，带着资本、品牌和较先进的经营理念，在商贸物流、基础设施、旧城改造、资源开发、工业生产、国企改造等领域，在西部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大资本运作，实现了从商贸物流、商品生产向品牌经营、资本运作的新跨越。
有实力的浙商看到来这里的行商老乡众多，就开始投资建起了市场，像西安的康复路交易市场，云南的螺蛳湾市场、重庆的朝天门服装市场等都是早被浙商接手，并且在浙商西进过程中迅速发展起来。
从这段实实在在的历史可以看出，这几个时期浙商西进的主动性一直很足，西部吸引浙商首先是西部资源众多，开发暴利令人眼红，资源黄金十年期间哪里还用得着招商，浙商是挤破脑袋、争先恐后地往山西、陕西跑，谁不让他来他跟谁急，以至于山西、陕西的煤老板、油老板中其实相当比例都是温州、福建人；其次随着西部大开发等扶持政策实施，西部在基建、城建等原本落后的领域投资空间大、需求足；第三，浙江省本身管理比较开明，早已用“浙江人经济”取代了“浙江经济”概念，对应地也将生产要素在全国乃至世界的统一大市场中进行配置，本身就有西进的动力。
因此在这几十年间，从个体到群体，从分散到集中，从市场到实业，从游牧式到扎根，浙江民资的外流、西进，实际上是企业在更大范围里参与市场竞争、优化配置全国甚至全球资源、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扩张行为。而现在，形势已突然变得让人有点儿认不得了：金融危机、新常态、去库存、去产能、供给侧改革、环境保护....人人日子都很难过。2012年浙江省甚至把“浙商回归”列为了“头号工程”，希望通过此举能度过艰难的产业转型升级期；
同时，近几年复杂诡异的国内外形势让资本积累了一茬又一茬的浙商开始萌生“保命、保钱、保安稳”的心态，除了一些已经上道没法刹得住车的主，但凡有回旋余地的估计在心底里都已步入“高打墙、广积粮”的阶段，即使有个把胆大的，面对如此形势也只能报着短平快的投资心态前行，有一些也演化为“开厂不如盖房，盖房不如买房，买房不如炒房”的路径。
此时有人提着那个用了几十年的“浙商西进”的老瓶过来说：“来来来，伙计，到俺家走嚯两口”，你说他是喝呢还是不喝呢？所谓浙商西进，实则已近黄昏，至于说啥子秦商、西商，也都是老瓶难装新酒。
他秦商他西商都要经商
电影《三枪拍案惊奇》的片尾曲中有两句引用了秦腔的歌词，稍微完整点儿的秦腔唱词是：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走一步退一步等于没走，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这些唱段基本是一群闲得生烦的关中汉子在扯出的闲淡，但也生动反映出陕西人面对皇天厚土交织的辉煌与沧桑而显露的无所适从，这就是关中地区的神韵，当西安逐渐发展成一个五方杂处、不上不下、牛掖马不掖的“国际化大都市”时，这种过于悠久的人文精神从某种程度上便成为胡董乱抡投机者的福音与规规矩矩经商者的梦魇。
先简单梳理一下历史流变。西安的建城史可谓历经大起大落，曾经的十三朝古都让西安享有过千年辉煌，唐宋之后开始逐渐衰落，近代仍勉强在全国保有“一方重镇”的地位，建国后的计划经济时期西安的势头又有所回升，成为国家在“一五”“二五”和“三线建设”时期重点布局建设的工业基地，当时国企军工高校纷纷落户，苏联的156个援助项目有17个落在西安，西安成为落户项目最多的城市，比中部六省的总和还要多，交通大学，华东航空学院等高校及科研院所也相继动迁过来，上世纪70年代之前，西安在全国十个特大城市内相比差距并不大，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西安仍能生产出大量优质产品并创造出很多著名品牌；然而好景不长，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后，劣势的地理位置和传统保守的观念导致西安不断错失发展机会，近二十年来更成为“扶不起的阿斗”。
时至今日，西安已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气质，它既有昔日都城的怡然大气，但又早已没有了皇城的繁文缛节，里里外外还总透着生冷的野性。曾经的辉煌与眼前的失落再加上长期形成的因循守旧的做派，导致大部分西安人（当然，陕西人更是如此）对于探索外面的世界兴致不高，更谈不上开拓了。
但历史造就了陕西人骨子里又深深根植着一股子执拗与不服，以及喜欢托大、扎势的情结，人们习惯于称他们为“老陕”，而对于曾经的近邻兼合伙人的山西人则会称为“老西儿”，同样是老，虽只多了这么一个“儿”却反映出“老西儿”比“老陕”多出的几分细致、精明和变通。正是这种特定的群体性格特征，让“老陕”们只会将一腔子心劲儿都投射在每个人自己脚下固守的“一亩三分地”上，对于开拓、冒险、闯荡这些事情，他们的态度往往是对别人、尤其是外来人说：“你弄、你弄，弄好咧饿给你打工”，即使稍微有些抱负的也不过升级为：“你弄、你弄，弄好咧给饿分些”，这样的氛围导致了西安的市场上永远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而本土企业即使曾有一些也一度干出了点儿名堂，最终都只落得个一声叹息。
但事物总是有正反两面，宏观层面“老陕”们可以出于懒得去争计而拱手相让，但一旦事态的发展触及了他们自己脚下固守的那“一亩三分地”上，千百年来形成那种种执拗、不服、粗放、暴烈就会全面爆发，形成当年八百陕西冷娃“先跪天，再跪爹娘，高吼秦腔，先肉搏最后跳向黄河”的对抗情绪，估计经历过城中村改造的对此多少都会有些体会，当这种人文被畸形的商业环境、畸形的社会治理体系所误导、传染后，又导致陕西、尤其是西安市场的微观层面异常错综复杂、非常难搞。
这种环境下，往往是那些胡董乱抡的投机者还能如鱼得水，依规守矩的经商者却举步维艰，时间久了，无论是秦商也好西商也罢，只要是规范化的商，估计大多也会望而却步。所以说谈到招商，与其把大量精力投向“招”，肯定不如踏踏实实回归本分，也就是先按照现代商业文明、现代经商之道，立起规矩和秩序，商不招自来。正所谓：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他秦商他西商都要经商，有桌子没板凳让人咋来，有板凳没桌子喊也白喊。—《调查清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