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并比较过东西方文明的人相信都会有此疑问：都是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都有相同的树木花草、虫鱼鸟兽，为何东西方文明差别会这么大？为何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根本上解决人类饥饿和贫穷问题的科学会诞生在西方？

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文明起源问题，和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生存模式导致的差异化，在我看来，有一点不容忽视：东西方文明关注的焦点。总体而言，面对同样的自然界，东方文明将目光聚焦于动物身上，力求从中找到做人的道理，而西方文明一开始就关注了静物，从中逐渐发现了隐藏在物质世界背后的客观规律。

东方文明关注动物，从中竭尽所能找到做人道理

毫无疑问，东方文明较西方文明起源早了很多。早在公元前26世纪，黄河流域就诞生了古老的中华文明，并形成了群居化的部落特征；西方文明只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方才诞生了城邦文明，相比于东方文明，西方文明起源晚了足足有2000年。

正所谓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中华始祖虽然早早来到世间，但面临的生存环境是十分险恶的，而且很不幸的是，中华始祖刚刚学会走路，就面临着新石器巨大哺乳动物的威胁。有史料证明：夏朝所在时期，当时庞大的猛犸象尚未灭绝，这对中华始祖们的生存环境构成了极大的考验。

也正是因为巨型哺乳动物构成的巨大威胁，为了蝼蚁般求生存，中华始祖便天然将目光聚焦于动物身上，并因此流传了很多恐怖而又神秘的传说：比如年兽，比如《山海经》中各种稀奇古怪的怪兽，都是祖先关注动物的有力证据。

在这个与天斗、与地斗，与巨型动物相抗衡的艰难过程中，祖先充分发挥聪明才智，想出了很多克制巨物的办法，比如面对年兽，祖宗想到了在火种燃烧竹子产生噼噼啪啪的响声，以此吓跑年兽的办法。这便是爆竹的由来。

为了庆祝祖宗想到生存办法，同时加强记忆以防丢失，便于子孙后代生存繁衍，形成了春节的风俗习惯代代传承。所以说，春秋作为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节日，不仅是祖宗战胜困难的有力见证，更是中华始祖全方位关注动物的基因所在。

之后，随着新石器时代结束，横行在华夏大地上的庞然大物一个个倒下，属于人类的时代总算来临。中华始祖们也没必要将全部精力都用在防备庞然大物身上，而是可以关注下自身的发展。

但因为关注动物的基因刻在了骨髓之中，使得中华老祖宗们没办法转变态度，从而发现更大的世界。考虑到存在抱成团的人类群体如何管辖的现实需求，以及如何在人类社会中做好个人的问题，中华老祖宗只好再次从动物界中寻找答案。

结果发现：老虎是百兽之王，额头上的王字分外耀眼。老虎力大无穷，横行山林，保持着动物界的生态平衡。受此启发，中华老祖宗便认定了人类世界也应由一王统治人间，靠着他的武力保持着人类的生态平衡，而且“一山不容二虎”，故而“人世间也只能有且只有一个王。”这为君主专制打下了坚实的动物界基础。

再随着社会的发展，部分有识之士发现人类社会的管理完全照搬照抄动物存在问题，简单而言就是太蛮横、太粗野，不利于人类群体的稳固。出于对动物的质疑，他们仔细观察发现：动物不能说话，所以野蛮行事，而人类天生能说话，理应文明示人。

故而，中华老祖宗提出了“鹦鹉能言，不离飞禽；猩猩能言，不离禽兽”的文明化观点，主张用德行感化世人，以礼仪教化百姓，使人类脱离动物界的禽兽本质，转而达到人类独有的文明特质。如此，中华老祖宗通过关注动物，经历了由害怕动物，到学习动物，再到区分动物的过程，创立出了德和礼，使得中华文明向着做人、立德方向狂奔前行。

西方文明关注静物：发现科学真理

相比于东方文明，西方文明由于起步较晚，因此并没有被巨型野兽攻击，必须群体协作的现实问题，也就不存在从动物界中学习做人、治人学问的必要。反之，借助于发展起来的生产力，独立的个体完全可以在世间生存，完全没必要从大流、听号令，所以个性保持得较好。

当然，对于如何做人，西方文明也与东方文明一样“不落窠臼”，早期古希腊诞生出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等一批能言善辩、教人做人的哲学家，并且开设了培训班，门下弟子也是三千，影响力十分巨大。

但是因为没有东方文明“德”的上纲上线，也没有礼的严苛束缚，使得西方文明在探讨如何做人的大方向之下，还“纵容”了关注静物的小分支的存在，比如阿基米德的几何学、浮力定律，纵然是亚里士多德，也对车子的运动特性表现出了浓厚兴趣。

也正是因为西方文明对关注“静物”的纵容，并逐步发现了一批可以被反复检验的真理，这引起了更多西方哲学家的兴趣，并由此创立出了将真理放诸于实践检验的实践科学。

公元1600年左右，西方的伽利略、卡文迪许、培根等纷纷加入，第一次将真理的判断标准正式交给了实践而非动物或者圣人，并开创性地提出了动手思考（hands-on thinking），最终促使客观真理大发现，也直接促使了科学时代的伟大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