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中华文明史的人都知晓：中华文明起源非常之早，彼时尚处于新石器时代，哺乳动物异常巨大，庞大的猛犸象尚在大地上称王称霸。此时刚进化成人的中华始祖们，势单力薄，力量对比悬殊，如何生存成为中华始祖们面临的重大、也是唯一课题。

圣人的频频出现，根源在于中华文明起源过早

为了对抗险恶的外部环境，中华始祖们借鉴了渺小蚂蚁的生存模式，提炼出了“团结就是力量”的生存规律，并将其牢牢刻在了中华民族的记忆中，代代相传。因此中华民族的子孙万代都群居而生，并且时时将自己比喻成蝼蚁，激励自己在逆境中的生存斗争精神。

奠定了群居动物这唯一前提之后，中华始祖们便想方设法将群体力量发挥至最大化。中华始祖们通过考察狼群、羊群的生存模式，再次获得“重大发现”：强有力的领头者是关键，于是中华文明义无反顾扎入了君主和君主专制的“深渊”中了，并越演越烈。

有了君主这个现实需求，就会有相应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课题研究者。他们争相斗法、琢磨君主治国之策，为此，先后涌现出了道家、儒家、法家、名家、墨家等诸子百家思想，也先后诞生出了老子、孔子、韩非等一批圣人贤者。

圣人有些“狂妄”：上天将“德”降于我一人身上，我背负使命：“教民怀德”

由于各个圣人贤者都只是将自己脑海中的理想社会注入到了治国之策中，并没有经过实践的充分检验，为此难免存在相互矛盾之处，甚至有的时候诸子百家思想严重对立、水火不容。这对于统治者而言实在烦躁，亟需一种思想“统一天下”。在汉武帝的授意下，儒家思想一统天下，成为了思想正统，影响后世2000年。儒家创始人也一跃而起，由原本处处碰壁、郁郁不得志的“复古之人”一跃成为圣人。

既然是圣人，他的思想必然是最完美、最美好的，是不容置疑的存在。对于这一点，圣人本人也丝毫不谦虚。《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在被宋国司马追捕、落魄流亡期间，弟子害怕，孔子却说：“上天把德行降生于我一人身上，他能把我怎么样？”

也正是因为自诩自己是德之标准，圣人感觉自己身负重大使命：“教民怀德”，故而纵观圣人一生，都是在指责别人礼仪、道德不规范，进而说教的“艰辛历程”。

圣人的“德”，与当今完全不同，充满了“依附”的味道

既然是“德”，那一定是好东西咯？

“德”在今天意味着是公德、美德，是一个人良好品行的表现。一个人有“德”，表示他没有私心，一心为公；一个人有“德”，表明他顾及他人，不会为所欲为；一个人有“德”，表明他举止优雅、衣着得体。

但在圣人所在的年代，“德”之意味，与当今有着莫大不同，充满了“依附”的味道。圣人的“德”为何呢？圣人曾说：“文王之德乃是至德”，也一再表明：文王之后的周礼都在他这儿，可见他对文王之德的推崇备至。

那么“文王之德”为何德呢？司马昭说得很直白：昔日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其仍视殷商为正统，故后人称之为至德。当然这个后人包含了圣人。

由此话可知：圣人所谓的“至德”，不过是事主的忠心罢了，是一种纵然自己有实力也不会造次的依附之心。

那么文王之德真的是“至德”吗？很显然不是，周文王没有灭商自立，主要原因还是怕天下人诟病，故而在位期间装装样子捞取好感，再唆使御用文人造足舆论，待风向大变再让儿子去干叛逆之事，这哪里是至德？

也正是因为文王带了这个好头，后世的曹操、司马昭无不以此为模板进行篡位复制，不仅干了鸡鸣狗盗之事，还为自己树立了牌坊，这哪里是至德？

圣人“教民怀德”目的：他要“治你”，儒家弟子这句话非常直白

既然圣人的“至德”并不怎么样，争议很大，为何他要“教民怀德”呢？很显然主要目的是要“治你”，有两方面原因可以解释：

1.既然君主的作用无与伦比，作为“为君主分忧”的圣人，必然事事都为君主考虑，急君主之所急，想君主之所想。君主想怎么“治人”，圣人必然也不能免俗，必然也是站在“治人”角度考虑问题。

2.圣人的目标是不是“治你”，儒家的后代弟子戴圣在《礼记·冠义》中说得很直白：“故孝悌忠顺之行立，而后可以为人；可以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孝悌忠顺是儒家的经典教化，是德的重要体现，从中可以看出，事主忠心就体现在其中。

“教民怀德”中的“德”是孝悌忠顺，教授“孝悌忠顺”的目的是“为人”的前提，“为人”的目的是“治人”，够直白吧。

所以说，圣人为何要“教民怀德”？他的目的很纯粹，就是要“治你”。对于圣人的这种“野心”，儒家后世弟子戴圣的这句话，已经非常直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