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儒家思想，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董仲舒。

众所周知，孔子虽然创立了儒家思想，并“不辞劳苦”、不遗余力地周游列国进行传播，以期能得到君主的采纳，建立理想中的以德为先、以礼为教的大同世界。但在那个“礼崩乐坏”、以实力论英雄的时代，孔子的这套治国理论无疑于“痴人说梦”，故而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

不光孔子在世的时候，没有君主采纳他的那一套“克己复礼”的复古哲学，就连孔子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儒学依旧是被边缘化、被排斥的对象。

虽然孟子和荀子接过孔子的接力棒，继续传承着儒学，但秦昭襄王的一句“儒家思想对于治国没有用”，就让荀子怀疑起了人生，并对儒学思想做了更改，以致后世学者认为荀子不是一个纯粹的儒家学者。

为何后世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都奉儒家为正统呢？为何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呢？根本原因还得归结于一帝一学者，帝就是汉武帝，学者就是董仲舒。

在孔子死后700年后，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开始了儒学治国的旅程。因此，说到汉代儒家，董仲舒被认为是当之无愧的代表。班固引刘歆语称赞董仲舒：“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认为：“孔子之文在仲舒。”

既然旁人都充分肯定了董仲舒的儒家学者人设，作为当事人自然也要发声，不仅言必称孔孟，说话必引《诗》《书》，其思想学说更是以儒家经典《春秋》为根基。另外，为了充分彰显他站队儒家的坚定立场，他立马发起了对与儒家相对立的法家的严厉批判，主要表现在：

他对秦朝发表了言论，称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这里的“帝王之道”“文德”均对应的是儒家思想。也就是说，秦朝因为没有实行儒家思想治国，导致善恶不分、公平不再，是值得后世人警醒的地方。

但据此就认定董仲舒“独尊儒术”倒也有失偏颇，因为孔子的某些观点，他并不认同，甚至可以说坚决反对，比如说教化百姓方面。

我们都知道，关于如何治理国家、规范社会秩序方面，孔子曾有著名论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齿有格。”

在孔子看来：采用法家思想中的政令和刑罚治理国家、约束百姓，虽然短期内凑效，但却是一种积攒仇恨的举动；反之，采用儒家思想中的道德和礼法治理国家、约束百姓，不仅能达成目标，还能激发百姓的感恩戴德之心。孰好孰坏，一目了然。

为此，孔子强调教化百姓，即通过崇德尚礼的先期教育，触动百姓心中那颗柔软闪亮的内心，再激发出深藏在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仁爱和善良，如此，即便是杀无赦的犯罪分子，在这一番教化下，必定痛改前非、浪子回头金不换。

说了这么多，其实大家都很熟悉，就是我们日常教育小孩中经常用到的说教大法：作为父母的常常化身为道德的标杆，并居高临下地教育小孩：你今天某某行为是不道德的，是心术不正的表现，是未来犯罪的前兆，得改！

对于这一点，董仲舒是不敢苟同的，因为他觉得，完全按照孔子的道德教化来激发民众的羞耻心，从而使得其痛哭流涕、痛改前非过于理想化了。因为某些人天生就是“反骨”、一肚子坏水，光通过教育感化，是万万行不通的。

对于董仲舒而言，他将人分成了三类，依次是“圣人之性”“斗宵之性”和“中民之性”。

“圣人之性”不教而善，是能够自觉履行道德义务的典范，根本不用教，而且还能够起到表率的作用；“斗宵之性”教也不善，即便你磨破了嘴皮、嗓子说得冒了烟，他还是之前的那个他，鸡鸣狗盗、杀人放火还是少不了；

“中民之性”就像蚕茧和卵。卵只有通过孵化才能成为雏禽，茧要经过缫丝的过程才能生出蚕丝，也是最需要教化、最有潜力教化的一类人。这才是孔子念念不忘的教化对象。

对于“斗宵之人”，董仲舒觉得除了刑罚别无他法，这表明董仲舒在自我标榜儒学正宗传人身份的同时，在猛烈批判仇敌—法家思想的同时，还是不免其俗地吸收了对方较好的一面。只不过为防别人给他扣“表里不一”的大帽子，他将刑罚解读为“阴阳刑德”，认为对于“斗宵之人”的刑罚，主要应由老天爷去办（遭天谴）。

但是不论董仲舒想如何撇清关系，也不论董仲舒想着如何标新立异，阴阳刑德思想的理论源泉毕竟还是法家，只不过来源于较为温和的齐法家《管子》。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董仲舒并不如传说中说的那样的纯粹儒家，他也是充分吸收了法家的思想为他所用，故而著名道家学者陈鼓应并不认可他的儒家属性，认为他应属于“杂家”。

综上我们不难下结论：作为汉代标杆大儒的董仲舒，但他并没有“独尊儒术”，对于孔子主张的感化教育，他觉得在“斗宵之人”身上就行不通，必须通过法家的刑罚予以惩治。因此若董仲舒在世，当有人说他“独尊儒术”，他必然反驳：谁说我“独尊儒术”了？孔子的“全民教化”这一观点，我就“坚决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