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历代读书人作为历代王朝极其活跃的一股力量，在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约束君王行为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最典型、也最能体现这种力量强大的当属孟子。孟子见到齐宣王之后，便开始循序渐进地给齐宣王下套，一步步染指齐国国政。

孟子先是问：“你的臣子有人将妻子孩子托付给朋友照顾，自己却跑到楚国游山玩水去了。等到他回来以后却发现妻子孩子忍饥挨饿，你说该怎么处置？”

齐宣王想都没想：“抛弃他，与他断绝来往！”

见到齐宣王上套，孟子接着问：“司法官不能管理下属？该怎么处置？”

齐宣王依旧上下唇一贴：“罢他的官。”

孟子嘿嘿一笑，问出重量级问题：“如果国君管理不好国家该怎么办？”

齐宣王傻眼了，忙“顾左右而言他”。

每每看到这个典故就忍不住发笑，倒不是笑齐宣王的甩锅，而是笑齐宣王的浅陋，他是真不了解读书人的个性。历代读书人始终活在想象空间、沉沦于孔子编制的道德世界中，对世界的纯洁程度已经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只要他们一睁眼，放眼望去，这个世界太脏、太污秽了，没有一个地方是干净的。

故而在孟子看来，齐宣王国家管得实在是太差了，没有一个地方能入他的法眼，所以齐宣王应该“慧眼识英才”，招纳孟子入朝拜相，好好整顿这个污浊不堪的齐国。

对于雍正，眼中装满纯净水的读书人自然也不能放过，开始了铺天盖地地口诛笔伐，因此流传至现在，有关雍正的评价多见于负面，比如“改诏夺位”、“骨肉相残”，还有说他谋父、弑兄、贪财、好杀，活脱脱一个腹黑的恶人形象。

当然雍正背负这些恶名也并非空穴来风，毕竟长期处于九子夺嫡的高强度斗争中，脾气再好的人估计都要被逼成神经病。况且正所谓“无毒不丈夫”，历代帝王登基之后为了稳固皇位难免大开杀戒，雍正自然也不能免俗，为了皇位下狠手、猜忌人的案例不在少数。

雍正有多腹黑？有多睚眦必报？得罪他的人下场有多惨？别的不说，《雍正王朝》中列出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在雍正扬州筹款期间，与其兄公然与雍正作对，结局怎么样呢？有多“惨”？原本一坨坨的富商只能被迫转行做乞丐，并且为了混口饭吃不得不街头“劲舞”。

这位仁兄就是仁季安，是江南巡盐道任伯安的弟弟。虽然“无官一身轻”，但与其兄任伯安一样，都是拜在九爷门下。并且靠着九爷这棵大树经营多年，已经是身价过千万的江南富商。当然任伯安、任季安自然也对九爷投桃报李，按期给九爷进贡银两。

黄河发大水，国库竟然拿不出银两赈济灾民，康熙只好命雍正（当时还只是贝勒爷身份）下江南筹款。当雍正以钦差身份到达扬州时，不曾想任伯安、任季安两位盐商大佬铁公鸡一毛不拔，暗地里串通盐商拒绝捐款，这让负责督办此事的雍正和十三爷气愤不已。

好在就在这关键时刻，十三爷半路截到了九爷写给任伯安的书信，拿捏到了把柄，任伯安、仁季安不得不“慷慨解难”，一下子捐了200万两银子。事后，任季安郁闷地捧茶吐槽道：“四爷十三爷这一来，被弄走了200万两银子，其中100万两原本孝敬九爷的，这下能赎罪吗？”

由任季安这番十分不爽的言论中可以得知：他是坚定的九爷门人，生是九爷的人，死是九爷的鬼，而且很懂得规矩，定期给九爷“朝贡”。既然他一心只想着九爷，自然选择与九爷的对手四爷对抗，这一把虽然输了，后面路还长着呢。

以雍正的腹黑性格，我们基本可以判定任伯安、任季安两位兄台前途危矣，果然任伯安在密谋出路过程中，因为手握《百官行述》为雍正所知，于是派出了更狠的打手年羹尧前去截胡。为了杜绝后患、留下把柄，年羹尧直接手起刀落，将他们统统赶尽杀绝。

至于任季安，有可能躲过了年羹尧的屠杀，悄悄掏出了江夏镇。但是他这一出逃，意味着经营多年的盐商身份彻底作废了。这下估计后悔了，之前只知道敛财、讨好九爷，没有学得一星半点的谋生手段，干啥啥不行只能沿街乞讨了。

果然，在李卫担任江苏巡抚之时，为了贯彻雍正制定的“摊丁入亩”政策，他特地找来了一班乞丐摇着快板，一边“劲舞”一边说唱。在这群衣衫褴褛、披头散发的乞丐当众，我们看到了任季安那张熟悉的脸。

之前开口闭口办完银子的富商，如今被迫“转行”做沿街乞讨的乞丐，并且为了一口饭街头“劲舞”，真正让人深深感叹一句：谁要与雍正作对，想知道结局有多惨？仁季安就是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