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中华文明的人都知晓：虽然时代的车轮不停向前旋转，但历代封建王朝似乎都“故土情深”，始终重复着前一百年上升、中间一百年拉平、最后一百年衰败直至灭亡的300年王朝更迭律，历经2000年，雷打不动。
虽然历代封建王朝不乏圣人、智者和饱读诗书的大学问家，使得人文文明蓬勃发展、长势喜人，但物质方面终究还是停留在春秋战国水平：战国时期的冷兵器一直到了清朝还是战场主力；颠簸的马车依旧是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臭烘烘的马桶依旧是文人雅士的如厕神器……
故而，近代有着悠久文明的古老中国在面对工业革命武装一新的西方侵略者，被揍得109年站不起来也是意料之中。荷兰学者弗洛里斯·科恩曾一针见血地点评：令人称奇的是：中华文明长期不结果实，只在原地旋转不停；一手策划了九一八事变的日本战犯石原莞尔也有同感：中国有着高度文明，但物质方式极其原始。
按照马列主义哲学：生产力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基准，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很可惜，被历代王朝把持的中原沃土，生产力进步维艰，纵然中华老祖宗在人文方面创造了璀璨的文明，但终究“物质决定意识”，历代封建王朝便在落后的生产力中重复着新生——短暂的繁荣——最终灭亡的窒息式循环。
历代王朝的窒息式循环：先有虚无的理想，再直面拥挤的现实
有句话说得好：如果生活一眼望到头，这样的人生无疑是让人绝望的。既然封建王朝短暂存在的大框架定下来了，按理说置身其中的人民应该会患抑郁症。但令人称奇的是：这种现象并没有发生，反而作为精英的士大夫阶层越活越有盼头、越活越有理想。
其中最具典型的便是封建士大夫的理想追求：从早期的“三不朽”到如同坐上火箭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谓是思想有多远，他们的理想就会飞到多远。
为何他们如此有理想呢？这不得不提中国文化特有的现象：痴迷于对上古理想社会的追求。
熟悉中华文明的人都知道：历代王朝读书人都对上古理想社会充满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早期的当属《诗经》中的《硕鼠》，认为当前的环境充满了剥削压迫，十分不满，于是追求上了“乐土、乐国、乐郊”等理想中的生活环境；之后，孔子主导的儒家思想横空出世，开始编制出了“以德为先，以礼为教”、人人都是君子的理想社会，这其中的理想社会基本就是上古时期。随后儒家下一代弟子又编制出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大同世界。
可以说：对于上古时期的、充满了公平公正、没有私心的理想社会的追求贯穿了整个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这体现出了历代王朝士大夫阶层对现状的不满，既然无力改变现状只能沉浸在上古社会的追忆当中了。如果他们清醒一些就会发现：上古时期所谓的大同社会根本不存在，不然《诗经》中的《硕鼠》为何会嚣张？
如此说来，不论是上古社会，还是当今时代，都不存在所谓的人人都没有私心、人人都是君子的理想社会，封建士大夫阶层的追求可谓是虚无缥缈的。这种明知不存在却偏要去想的“变态心理”，起因于当前现实的无奈。
当前现实为何无奈呢？很容易理解：生产力低下导致物质资源匮乏，养不活那么多人。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源，养活更多的子民，人类第一想法是拼命生孩子，为开疆拓土提供劳动力。但发现这就是个死循环：增加的人力根本平衡不了所需的资源，资源更不够分了。于是人类的第二想法就是发动战争，掠夺别人的资源。所以古代战争频发、饥殍遍野等人间炼狱景象，就是这么来的。
拥挤的现实如何解决？集权制度破土而生，结果王朝崩塌而亡
对于因生产力低下导致的拥挤现实如何解决呢？“聪慧”的老祖宗又想到了一个“好点子”：集权。当前世界不是人多拥挤、资源不够分吗？每个人不都怀有私心、都想多吃多占吗？那除了培养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让他主持公平，方才是唯一解决办法，故而中华文明很快、“很轻松”地朝着集权和家天下走去，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聪慧的”老祖宗考虑问题不是方向错了就是考虑不周：明明是生产力低下导致的资源分配不足问题，他偏偏觉得是人的私心作祟引起的，于是盼着强有力的领导人来主持公平；却不曾想：领导人一旦集权成功之后，他的私心膨胀得比天还大，明明跟普通人一样就一个胃，偏偏要将全天下的资源搂在怀里。本想着他来主持公道，没曾想这样一搞就更不公平了。
中华老祖宗这才有所察觉，于是对领导者提出了很多要求，希望他能善待子民，别滥用民力激起民变。却依然再犯之前方向性错误和考虑不周全的错误：没有反思集权制度的劣根性，更没有觉察“治物”、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性。
令中华老祖宗没想到的是：集权不仅没能带来他想要的人人都没有私心、人人都是君子的理想社会，反倒拉了仇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凭啥你姓朱的能当皇帝？我就不能？你以为你是神，谁不知道你也有七情六欲，也是吃喝拉撒的一大凡人。故而“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思想的产生，注定了集权就是一场拉仇恨的蹩脚做法。
故王朝末期，统治者的控制力大幅削弱，野心家便蠢蠢欲动纷纷举旗反抗，血腥、令人绝望的王朝更迭大戏就此拉开了序幕。历代王朝建立之初无不是在集权，但集权的结果便是：王朝崩塌而亡。
综上可知：因为生产力的低下以及主宰中华文明的士大夫阶层方向性错误：没有意识到“治物”的重要性，反倒因为追求虚无缥缈的理想社会情结严重，导致面对现实拥挤的社会只会想着强有力的领导人闪亮登场主持公道，却不曾想进一步加剧了不公平现象而且还拉了仇恨，导致历代王朝都集权崩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