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老哥，等等！＂火车刚要开动，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姑娘追着我的车厢跑来，手里挥舞着什么。
那一幕，成了我一生中最难忘的记忆。就像被定格在老式相机里的画面，每每想起，都清晰得仿佛就在昨天。
那是1986年的夏天，闷热的空气里飘着一股煤油味。我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在站台上紧了紧背包带子，心里头说不出是啥滋味。
退伍这天，连长特意给我们放了半天假，让大伙儿收拾东西。其实也没啥好收拾的，无非就是几件换洗的衣服，几本发黄的练习本，还有战友们硬塞给我的零零碎碎。
蹲了三年哨所，可算熬到头了。临走那会儿，战友们你一样我一样地塞：小王给块雪花膏，说是他对象寄来的；老张给罐蛋白粉，非说我太瘦；连个子比我还高的老李都把他妈寄来的花生米给我装了半口袋。
想起这些，我鼻子一酸。说来也怪，在部队的时候，就盼着这一天，可真到了要走的时候，又舍不得了。
绿皮火车哐当哐当地开着，我捧着搪瓷缸子喝着没味儿的开水，望着窗外。天还没亮，站台上稀稀拉拉站着几个人，大广播里飘着《在希望的田野上》，那歌声在清晨的空气里显得特别清亮。
那姑娘就是这时候出现的。她穿着褪了色的蓝格子布衣裳，脚上蹬着双解放鞋，头发扎得整整齐齐，脸上带着焦急。三年的军旅生涯，让我一眼就看出她跑得很吃力，但还是死死追着车厢。
她追着车跑了好一段，终于赶上来，往我手里塞了张对折的纸条就跑开了。那纸条还带着她手心的温度，让我一下子愣在那里。
＂哎，你等等！＂我探出头喊了一声，可火车已经提速了。她的身影在晨雾中渐渐模糊，最后只剩下一个小黑点。
纸条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请帮帮我，我弟弟得了重病，需要＇链霉素K＇这种药，我找遍了本地的医院都买不到。如果您能帮忙，请写信到XX省XX县双河公社李雪梅收。＂字迹很秀气，但能看出写这些字的时候，手是抖的。
说实话，我心里打鼓。这姑娘也真是的，连问都不问我是哪儿的人，就把希望寄托在一个陌生人身上。可这份信任，让我这个大老爷们心里暖暖的。
火车继续往前开，我却睡不着了。脑子里一会儿是那姑娘追车的背影，一会儿是纸条上颤抖的字迹。那些字好像带着什么魔力，让我坐立不安。
回到老家没几天，我就开始打听这个药。乡里的赤脚医生直摇头说没听说过，县医院的大夫也说进不了这个药。我爸看我整天往外跑，以为我是不想种地，没少数落我。
＂你看看隔壁老王家儿子，退伍就老老实实种地，你整天瞎折腾啥？＂我爸叼着旱烟袋，眯着眼睛说，＂种地怎么了？种地也能养家糊口。＂
可我就是不死心。眼看着信都寄出去好几封了，还是没有消息。李雪梅倒是回信了，信里说她弟弟病情越来越重，字里行间满是焦急。
那段时间，我天天往县城跑，问遍了所有能问的人。我妈心疼我，总是偷偷给我塞些零花钱，让我坐车去县城。可我舍不得坐车，就骑着我爸那辆生锈的自行车，一趟又一趟。
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我在县医院门口碰见了老战友张明德。那会儿他正推着个平板车往医院送煤，圆圆的脸被太阳晒得黑红，可那双眼睛还是和在部队时一样明亮。
＂老马！真是你啊！＂张明德一把拽住我，＂你咋在这儿晃悠呢？瘦了好多啊！＂
我把李雪梅的事儿跟他说了。张明德眼睛一亮：＂这药我知道，省城制药厂才有。我叔在那儿干活，要不我帮你问问？＂
就这样，我和张明德开始了漫长的寻药之路。那会儿哪有电话，全靠写信。一个来回就得半个月。张明德骑着他那辆补丁摞补丁的二八自行车，隔三差五就往邮局跑。
等待的日子特别难熬。我白天帮着家里干活，晚上就躺在床上想着那个追火车的姑娘。不知道她弟弟现在怎么样了，不知道她还在不在等这个素不相识的军人帮忙。
终于等来了好消息。张明德他叔说药厂还有最后一批，得赶紧去拿。我二话不说，跟我爸要钱。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跟我爸要这么多钱。
我爸一听是给不认识的人买药，当场就急了：＂你是不是被人骗了？现在骗子可多了！你这孩子，咋这么实诚呢？＂说着就要把钱收回去。
最后还是我姐心软，偷偷把她攒了两年的钱给我。那是她准备结婚用的钱，都攒在一个红漆掉了的铁盒子里。她说：＂去吧，我再攒就是了。＂
坐了一宿硬座，到了省城。张明德他叔带我们直奔药厂，可厂子说必须有医院证明才能买。我差点没蹲地上，好不容易找到药，咋又卡在这儿了？
张明德一拍大腿：＂等着！＂说完骑车不见了。一个小时后，他带来个穿白大褂的中年人。原来是他以前照顾过的一个老大夫，这才把证明给开了。
拿到药的时候，天都快黑了。火车上，我紧紧攥着那几瓶药，生怕丢了。张明德非要跟我一起去送药，说啥也不肯回去。
到了双河公社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问了好几个人，总算找到了李家。那是个土坯房，墙上爬满了丝瓜秧子，院子里晒着玉米，一个瘦弱的小男孩正在扫地。
＂请问，李雪梅在家吗？＂我的嗓子有点发干。
小男孩抬头看我们：＂我姐出工去了，我是李小军。＂
这就是信里说的弟弟啊。我掏出药递给他：＂给，这是你姐托我买的药。＂
李小军眼睛一下子亮了，可马上又暗下来：＂药钱......我们......＂
＂别提钱！＂我摆摆手，转身就要走。心里想着，这一趟值了。
＂哥，你等等！＂身后传来李雪梅的声音。她背着锄头，满头大汗地跑来，就像那天在火车站一样。
原来，李雪梅早就订了亲，对象是村里的民办教师王建国。这些年，就是王建国一直在接济这个家。李小军的病也是他发现的，还垫付了不少医药费。
听到这里，我心里五味杂陈。张明德使劲掐了我一把：＂走吧，人家有自己的生活。＂
从那以后，我常收到李雪梅寄来的信。她结婚了，日子过得挺好。小军的病也好了，还考上了镇上的中学。我呢，受了这次经历的影响，死活要去读卫校。
我爸气得差点跟我断绝关系：＂好好的退伍军人不当，非要去当个穷大夫！＂可我还是去了。那会儿，我总觉得，也许我能帮上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现在我在村卫生室当了个赤脚医生，每月工资虽然不多，可看着乡亲们吃了药好起来，心里比啥都踏实。张明德还在医院干活，闲了就骑着他那辆永远擦得锃亮的自行车来找我，带着他媳妇包的肉包子。
有时候我也想，要不是那张纸条，我的人生会不会不一样？可转念一想，正是那个特殊的夏天，让我明白了什么叫责任，什么叫担当。
去年过年，我收到一封信，是李小军寄来的。他考上了医学院，说要当一名真正的医生。信里还夹着一张泛黄的火车票，是他姐姐当年追着火车时买的。
人这辈子啊，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可就是那么一个机缘，一个选择，就决定了往后的路要怎么走。每每想起这些，我就觉得，人这一辈子，值了。
那张泛黄的火车票，我一直珍藏着。它就像是命运的见证，提醒着我：有时候，一个不经意的瞬间，就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