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四大刺客，分别是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其中，尤以聂政的故事最为悲情，也最符合人们对侠客的想象。

但是，同样是讲述聂政的故事，《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视聂政为侠客、义士，《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却只想把聂政当成强盗、贼寇。

同为史学家，为何两司马对同一个人的态度，有如此大的差异呢？

聂政是战国时期魏国轵（今济源东南）人，从小便英勇过人，声名在外。

韩国大夫严仲子听说聂政的大名，便带着重金去给聂政的母亲祝寿，希望聂政能够帮自己报仇，杀死韩国宗室大臣，也就是韩列侯（韩哀侯的爷爷）的亲叔叔韩侠累。

聂政果断地拒绝了他，理由是：母亲尚在人世，自己这条命不能许给别人。

严仲子表示理解，之后，他继续对聂政一家嘘寒问暖，给了孤儿寡母们充分的尊重。

几年后，聂政的姐姐披上了嫁衣，聂政也完成了为母亲养老送终的使命。

守孝期满后，无牵无挂的聂政感念于严仲子对自己的看重，他安排好家里的一切，前往韩国，孤身犯险，冲入重围，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死了韩侠累与韩哀侯，还杀掉了几十名赶来抓人的护卫。

为了不连累家人，完成刺杀任务后，聂政立刻把面容割破、双目挖出，刺破肚子，将肠胃挑了出来，场面相当惨烈。

而聂政的姐姐聂荌也没有怂，她抱着必死的决心跑来韩国为弟弟收尸，吐露了聂政的真实身份。

旁边围观的人目瞪口呆，不明白聂荌为什么要不打自招。

聂荌凛然回答：“士为知己者死，聂政这么做，是为了报答严仲子的恩情。完成任务后不惜自残，是为了不连累我。我怎能为了自己活命，就埋没了弟弟的声名呢？”

说完聂荌连呼了三声“天啊”，在聂政尸体旁自尽而死。

姐弟俩的事迹随之惊动了天下，引得人们争相传颂。

虽然同样讲述了聂政的故事，但司马迁和司马光对聂政的态度却截然不同。

司马迁认为，聂政是一位出身高贵的侠客，至少是“士”这个级别的贵族。即使他后来落魄为平民，但贵族精神一直没有泯灭。

聂政的姐姐聂荌，和聂政的思想高度同频，也是一位贵族，司马迁发自肺腑地敬佩这姐弟俩。

因此，司马迁把聂政排入了《刺客列传》，把聂政写成了英雄。

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史记.刺客列传》

而司马光则把聂政划入了“强盗”的阵营，认为聂政的杀人动机很有问题——他既没有大局观，也不讲规则，这样的人应该被谴责，怎么能树成标杆呢？

都像聂政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因为私人恩怨无视道德，还怎么得了？

我认为和以下两条原因密切相关。

第一，在司马迁所处的汉代，统治者还在以孝道治天下。像聂政这种孝顺母亲，又肯践行“士为知己者死”理念的侠客，无论行刺谁，都是“三观很正”的代表。

而司马光所处的宋代则更注重封建礼教与王权稳定，对刺客与游侠这类游离于体制之外的人物持批判态度。

作为封建王朝卫道士代表的司马光，当然也不会对聂政、荆轲这类刺客、游侠，给出什么好的评价。

第二，司马迁撰写《史记》是自发行为。官方（皇帝）没有给他指引，也没有列提纲。

所以他完全可以凭一腔责任心和激情，写自己认为值得记下来的人和事儿。

对自己的价值观，爱憎喜好，当然也不会遮遮掩掩，顾左右而言他。

而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是奉旨编书。他只能站在皇帝、帝国的角度去品评事件与人物。

像刺客与游侠这种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有影响力的人物，司马光就算内心看法和司马迁相似，也不可能送给他们什么至高评价。

否则，不仅不利于王权统治，也会为庙堂所忌惮，司马光不会无缘无故给自己找不自在。

聂政形象在两部史学著作中的差异，既体现了史学家个人价值观的不同，也反映了时代背景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影响。

这启示我们，在理解历史时，应充分考虑时代背景与史学家个人立场，以更全面、客观地认识历史人物与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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