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拂过石榴树，带来了今年第一批蚊子。我把晾晒了半天的被褥卷起来，看见王寡妇家门口停了辆面包车，后备箱敞开着，塞满了捆扎好的行李和塑料编织袋。
村里人都叫她王寡妇，虽然她有个正经名字叫王秀兰。我娘常说，这称呼不是看不起人，是因为她守了寡太久，久到”寡妇”两个字成了她的一部分，像是长在了她名字前面一样。
“老李，来帮把手！”王秀兰喊我，手上系着块红布，额头上全是汗。我将锄头靠在墙边走过去，看见她身后几个年轻人正往车上搬一个老式衣柜，漆面已经斑驳了，门把手上还绑着一圈已经发黄的红绳。
“搬家？”
“嗯，新房子批下来了，今儿个去镇上。”她拢了拢被汗水打湿的鬓角，露出有些不好意思的笑，“还得麻烦你照应一下这边的菜地。”
她的菜地就在屋后，种着几畦小白菜和一片豆角。豆秧才爬上竹竿，花还没开。
“行，我看着。反正我那院子离这不远。”
王秀兰的丈夫叫张根生，年轻时在矿上干活，人长得敦实，笑起来门牙有道裂缝。二十六年前，山上矿井发生透水事故，他被困井下三天三夜。救援队挖到他时，发现他把随身带的工作牌塞进了矿灯电池仓。那块铁片上刻着工号，还有他自己用钉子刻的”秀兰保重”四个歪歪扭扭的字。
后来村里人传，救出来时张根生还有一口气，被送进县医院抢救了七天七夜。王秀兰守在医院走廊里，七天没合眼。第八天凌晨，医生摇着头出来，她一头栽倒在地。
其实张根生还留了遗言，但没人知道内容。医生说他最后时刻叫护士拿了纸笔写了什么，护士把纸条交给了王秀兰。可王秀兰从医院回来后闭口不提那张纸，问她她就哭，后来大家也就不问了。
张根生去世时，他们的儿子张小军才四岁。王秀兰守着山脚下这处祖屋，靠缝缝补补和帮人收秋养活母子俩。张小军十八岁考上了南方一所大学，毕业后留在了沿海城市，前年给娶了媳妇，去年添了外孙。
“小军他们几点到？”我问道。
“说是下午的车，要晚上才能到镇上。”王秀兰拍了拍衣襟上的灰，“我先过去收拾收拾，把床铺腾出来。”
我注意到她脚边还放着个褪了色的红漆木盒，盒子不大，上面落了层灰。我认得这盒子，是张根生当年去矿上工作时，专门去县城木匠那定做的，说是给她装首饰用。后来王秀兰就把二人的结婚照和一些零碎物件都放在里面，逢年过节才拿出来看看。
我蹲下身，准备帮她把盒子搬上车，没想到盒子比想象中要轻。
“里面东西不多了。”她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有些照片给小军寄去了，让孩子记得他爸爸长啥样。”
村里通往镇上的路这两年修得不错，水泥路面平整宽敞，两旁种了行道树。以前可不是这样，全是坑坑洼洼的土路，下雨天一脚踩下去能陷到脚踝。张根生出事那年下着大雨，救护车开到村口就进不来了，是村里八个年轻力壮的后生把他抬出去的。
面包车启动后，我站在原地看着车尾扬起一阵灰尘，天上一群乌鸦盘旋而过，嘎嘎叫着，像是在告别。
据说镇上的安置房不错，水电气都通了，还带卫生间和厨房，冲水马桶，拧开水龙头就有热水。县里考虑到王秀兰是烈属，分了个朝南的套间，阳台还挺大，可以晒被子。这在我们村里可是稀罕事，大家都羡慕得很。
下午我去她屋后浇了菜，发现豆角架子下有个塑料袋，装着几本发黄的练习本。翻开一看，是张小军上小学时的作业本。第一页歪歪扭扭写着”我的爸爸”，下面画了个戴安全帽的人，旁边有朵花，花瓣画得像螃蟹脚一样。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本子，就装回袋子放到了门口的石凳上。
第二天一早，张小军开着车回村了。他已经三十岁，比他爹去世时还大了，脸上有了风霜痕迹。他说是来看看有没有落下什么东西，顺便去祖坟上看看。
“你妈找到房本了吗？”我问道。
“找到了，昨晚收拾东西时在灶台后面墙缝里发现的，用红纸包着。”张小军点了根烟，深深吸了一口，“可把我妈急坏了，这要是找不到，咱这老宅基地就没法按政策补偿了。”
他告诉我，他妈昨晚翻出一张陈年照片，是他爹年轻时骑自行车的样子，照片背面有一行字，写着去哪儿给妻子买了条红头绳。王秀兰看到照片愣了好久，后来就躲在房间里抹眼泪。
“我爹当年在医院写的那张纸条，我妈一直没让我看。”张小军语气里有些埋怨，“你说那上面能写啥呢？不就是叮嘱照顾家人的话吗？有啥不能给我看的？”
我摇摇头，没接话。有些事，或许只有当事人才懂其中滋味。
张小军走后，我去王秀兰家院子里转了转。春天的阳光照在老屋斑驳的墙上，房檐下一窝老燕子又回来了，叽叽喳喳地叫着。这些燕子年年来，年年走，见证了这座老屋的冷暖悲欢。
我忽然想起来十多年前的一件事。那年张小军考上大学，需要一笔学费。王秀兰悄悄去了趟县城，回来时手上多了个伤口。村里人传言说她去卖血了，但我去她家送菜时，无意中看见她从枕头下拿出那个红漆木盒，里面躺着一对金耳环，是她结婚时张根生给她买的。那对耳环后来再没见过。
中午时分，我接到王秀兰的电话，声音哽咽，说让我赶紧去镇上一趟，有急事。
到了新房门口，看见王秀兰和张小军母子俩都红着眼睛。屋里乱糟糟的，衣服被子堆在地上，那个红漆木盒子打开着，里面的东西散了一地。
“李叔，你看这个…”张小军递给我一张泛黄的纸条，上面的字迹已经模糊，但依稀可辨：
“兰兰，对不起，井下情况不妙，恐怕是回不去了。小军才四岁，你要好好的，替我看着他长大成人。我工伤赔偿金已经和矿上说好了，存在信用社，存折在咱家后院那棵老槐树下埋着磁器罐里…”
纸条有些破损，后面的字迹被泪水浸湿，已经模糊不清了。
“这纸条是在哪找到的？”我问道。
王秀兰指了指那个红漆木盒，声音颤抖：“盒子夹层里，这些年我一直没注意还有个夹层…”
我们三人面面相觑。那棵老槐树前年被雷劈了，村里人担心危险，把它锯了。现在老屋院子要被推平了，恐怕那个磁器罐子…
“咱们得赶紧回去！”张小军一拍大腿，拽起外套就往门外跑。
回到村里已是傍晚，夕阳把老屋照得金黄。张小军带了把铁锹，直奔后院老槐树根部。那里现在只剩个树桩，周围长满了杂草。
挖了约莫半米深，铁锹碰到了硬物。张小军蹲下来，小心翼翼地用手刨开周围的土，露出一个青花瓷罐子，罐口用红布封着，还打了蜡。
罐子不大，但挺沉。张小军双手捧着，像捧着什么稀世珍宝，手都在发抖。王秀兰就站在一旁，眼泪不停地往下掉。
回到镇上新房，我们打开了罐子。里面是一本存折，还有一叠信和几张照片。存折上的数字让我们都吃了一惊：六万八千元。在二十六年前，这可是笔巨款。
张小军翻看那些信，脸上的表情从惊讶到震惊，再到悲痛。原来这些都是张根生写给王秀兰的信，但从未寄出过。信中详细记录了他在矿上的工作和生活，以及对妻子儿子的思念。最后几封信里，他多次提到矿井安全隐患，还说报告了领导但没人理会。
“我妈这些年为啥不告诉我这些…”张小军哽咽道。
王秀兰伸手接过信，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他让我等，等你长大…等合适的时候…”
原来张根生在医院留的遗言里，除了交代存折位置，还特意嘱咐王秀兰不要急着告诉儿子真相，担心儿子年幼承受不了，也怕他对矿上有仇恨。他希望等儿子成家立业，生活稳定后再告诉他。
“那这存折里的钱，你这些年怎么不用？”我忍不住问道。
王秀兰抹了把眼泪：“根生说了，这钱是给小军读书用的。可我琢磨着，这是他用命换来的钱，得留着急用。平常能熬就熬过去了…”
张小军在一旁已经泣不成声。
夜深了，我告辞离开。走出单元门，看见院子里种着几棵刚栽下的小树，想必几年后会长成一片绿荫。镇上的灯火通明，与山里的寂静形成鲜明对比。
回村路上，我想起王秀兰院子里那几畦小白菜和攀着竹竿的豆秧。明天，我得去给它们浇水，等豆角结出来，摘些送去镇上。豆角是张根生生前最爱吃的菜，据说他常说：“我家兰兰炒的豆角，那叫一个香！”
一个月后，我去镇上看望王秀兰。她家阳台上晒满了被子，阳台边缘放着几盆绿植，有我从她老屋搬来的芦荟，还有新买的几盆吊兰。屋内墙上挂着放大的全家福，张根生一家三口的黑白照片被装在新相框里，照片前面摆着几个苹果和一杯茶，茶还冒着热气。
王秀兰的脸上有了笑容，她说小军找律师查了当年的事，矿上确实存在重大安全责任，现在正在走法律程序。她不在乎赔偿，只想给丈夫一个公道。
午饭后，王秀兰从柜子里拿出那个红漆木盒，小心翼翼地擦了擦，然后取出一条红头绳，已经褪色发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