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员李大钊、毛泽东等都参加了这次大会，并担任了重要的领导工作。这次大会正式通过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的决定;通过了新的党纲党章和改组国民党的各种具体办法;发表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改组后的国民党由原来的资产阶级政党变成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内部经过了许多复杂的斗争，最初是国民党右派冯自由、谢英伯、郑泽如、林直勉、胡毅生、张继等，公开起来反对国共两党合作，反对联俄，反对扶助农工政策，他们且以断绝华侨经济接济向孙中山直接 进行要胁。胡汉民、邹鲁、谢持、居正等，也暗中百般阻挠国民党的改组。孙中山下了最大决心，对国民党的中心人物，反复作了几次演讲，严厉告诫，并把冯自由、谢英伯等人开除出党，这样才通过了改组的决定。廖仲恺、何香凝、宋庆龄等少数左派分子，真诚拥护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坚决拥护三大政策。在改组筹备过程中，廖仲恺积极参加筹备一切直至改组任务完成。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廖仲恺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工人部长和农民部长。

国民党改组后，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分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工人部、农民部、商民部、青年部、妇女部、海外部等机构。工人农民两部的秘书、干事，全是共产党员(当时工人部秘书冯菊坡，干事梁憬然、梁九、刘尔崧、施卜;农民部秘书初是彭湃，干事罗绮园、阮啸仙、周学鉴、黄学增，后调彭湃做农民讲习所教务主任，由罗绮园任秘书)。廖仲恺对共产党员是开诚合作，依靠信任的。当时革命根据地只限在广州一隅，工人运动的范围，也只限于广州一地，其他各省各地的工人运动，工人部没有过问。工人部成立以后，在共产党广东区委的帮助下，办了几件出色的工作：

一、设立工人运动讲习所。为谋广州工运的发展，首先感到工运人才的缺乏。工人部曾举办了工人运动讲习所一届，招收学员六十余人，多数是工会职员。讲习所借广东油业工会为所址，由冯菊坡做教务主任，刘尔崧、梁憬然、施卜等讲课。廖仲恺、谭平山都曾到所作过政治讲话。本届三个月毕业，只办了一届，就没有续办了。后来这批学员，成为工团军和各工会的骨干。

二、统一广州工会组织运动。广州地居南中国的交通口岸，政治一向比较自由，工人组织工会比较早,“五四”运动前后就有了六十多个工会，约十余万工人。但是组织复杂，派系歧分，多被官僚政客利用为争夺选票和争取官职的工具，完全失去了为工人谋利益的作用。这些工会四分五裂，向来没有一个统一领导的组织。如茶居资本家陈森、黎端等拉拢了茶居工会、八和工全、黑药怎会等，韩起了一个“广东总工会”的招牌，在社会上《披验，马道俊、黄鱼庭等政穿，拉拢了电灯局、自来水厂和书年央工厂一部分工人、挂起“广东机器工会”的招牌，向孙中山果示他们有群众、企图争得一官半职。又如国会议员谢英伯，@拉给一牌工人、生起“华侨工业互助社”的招牌，来作自己错的资本。海外联义社分子，亦以海员工会、内河轮渡工会，为自己政治活动的指点。无政府主义者则拉扰理发工会、酒楼茶室工会、汽车工会、易成一系。各派勾心斗角，只图出卖工人利备，以为自己政治活动的资本。工人部成立后，在共产党广东区委的帮助下，大力开展统一工人组织的运动。首先向工人群众作了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人认识组织工会的真正作用:同时井教育工人群众认识工人参加国民革命的重要性。经过两个月的宣传教育后，广州一般的工人，认识都提高了，于是在工人部的领导下，组织一个“广东工人代表会”的总机构，计有五十四个工会加入，这就是“赤色工会”。但“广东机器工会”和“广东总工会”所属几个工会始终拒不参加，以致后来工人运动中又发生了无数的纠纷。一九二四年五月一日以前，广州的工会统一运五，基本上完成了任务。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时期，广州的工会发展到一百三十多个，有组织的工人发展到三十多万。

三、支持沙面反苛例的罢工。沙面是帝国主义在广州的租借地。一九二四年七月间，帝国主义者颁布一种新警律，规定自八月一日起,住在沙面的中国人出入租界均须携带执照，但是一切外国人却可以自由通行。这种对中国民族的侮辱，引起了沙面同胞极大的愤怒。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七月十五日，沙面华工宣布罢工，后来华捕也加入了这次罢工。帝国主义者初时态度非常强硬，表示新警律决无可更改。工人部为了支援沙而工人的爱国男工，发动各界群众,组织起“沙面反苛例罢工后援会”,给罢工工人以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援助，声势越来越浩大。这次罢工坚持到八月十七日，帝国主义者被迫屈服，取消了新警律，才胜利地宣告结束。这次罢工，规模虽然不大，但影响则甚巨，罢工胜利的捷音，轰动了广州、香港与全国各地，使中国工人运动改变了自“二七”以来的消沉状态，逐渐走向高潮。

四、组织工团军与镇压商团叛乱,在扶助农工政策之下,广州工人运动活跃起来，买办阶级的商团、资本家和军警，对工人运动都很仇视，进行种种干涉和压迫，甚至殴打和拘捕工人，工人纷纷起来要求有自卫的权利。廖仲恺接受工人这种要求，在广州工人代表会下，编组广州工团军三百多人，由工人部发给枪枝与服装，派人加以政治和军事的训练，直接归工人部调遣指挥。中国工人之有自己的武装，恐怕这是第一次。由于革命形势的高涨，英帝国主义者积极向广州革命政府进攻，他们除以军械接济陈炯明，使其图谋反攻外，又唆使买办阶级陈廉伯统率其商团武装，从内部来颠覆革命政府。一九二四年八月间，陈廉伯秘密私运军火一大批来广州，被革命政府所扣留，于是陈廉伯便勾结佛山大地主陈茶受等公开叛变。他们公然罢市抵抗，企图推翻革命政府，组织商人政府，向北方军阀投降。对于商团的反革命行为，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工农群众，主张采取严厉镇压的政策;以廖仲恺为首的国民党左派，也表示了坚决的态度，认为商团武装必须解除，并警告市民说:“凡是赞成陈廉伯买办罢市的，国人都认为是民贼!”但是国民党右派胡汉民、伍朝枢、马超俊、林直勉等，竟不惜与买办阶级暗中勾结，先将所扣商团军械发回一部,并密订妥协条件瞒骗孙中山。十月十日，各界庆祝双十节的游行队伍行至西濠口普济桥附近，反动商团军竟开枪扫射工团军和学生，当场工团军死伤二十余人，被捕十余人。反动的商团军，惨无人道，还把工团军的尸身，剖腹刨肝，割头剁脚，摆在街头示众。西关一带遍贴“打倒孙政府”、“请孙文下野”的反动标语，局势已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廖仲恺急电孙中山坚决镇压叛乱。广州的工团军，市郊农民自卫军，以及广大的工农群众，都热烈表示愿尽一切力量帮助政府镇压商团叛乱。孙中山这时也看清楚了姑息养奸的害处和局势的严重性，于十三日由韶关回师广州，十四日下令解散商团。十四日晚，商团竟先向政府进攻，政府军在工农军的协助下,经一晚的战斗，将商团军完全缴械,至此，商团叛变遂告平定。

五、维护工会的产业组织法。广州工人代表会成立后，广州工人的统一运动基本完成，各个较重要的工会，如粤汉、广三、广九三铁路工会、海员工会、印务工会等，都按照产业组织法，重新改组完成。国民党右派分子马超俊、黄焕庭等眼见广州工代会的力量日见强大，遂千方百计企图破坏。他们反对工会的产业组织法，坚持按照职业的组织法，要以机器工会来统属其他工会，强迫各铁路的司机、轮船的驾驶、印务的机工，都要加入他们机器工会。这当然遭到各工会的强烈反对。因此，机器工会遂组织大批的武装体育队，用强力压迫工人加入其工会，在工人间制造纠纷，时常发生打架，殴死人命。廖仲恺坚决从工人利益出发，尽力维护工会的产业组织法，坚决反对右派分子的无理捣乱。他在公文的批示中和在群众的讲话中，都鲜明地表示了这个态度。三铁路的工人感激政府的维护，在讨伐杨、刘叛变之役，他们帮助革命军进攻，阻挠叛军调动，贡献出最大的力量。

六、重视工人的教育。廖仲恺对于工人教育也特别重视，常说:“一般的国民教育固然重要，但工人教育则尤其重要。”所以他就任工人部长后，便由工人部拨款，在粤汉、广九、广三三铁路工会内和石井兵工厂各设立工人子弟学校一所，日间教育工人子弟，夜间则为成年工人补习文化。又派人到顺德开办丝厂女工补习学校一所。这一些事实说明了廖仲恺对工人教育的关心。

广东的农民运动，早在一九二一年便由共产党员彭湃在海丰各乡先后组织起了农会，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海丰县农民协会成立，有会员十万人，会内分设教育、卫生、财政、农业、仲裁各部。在海丰农运的影响下，不久陆丰、惠阳、紫金、惠来、普宁等县，亦相继成立了农会。至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后，农民运动的发展更加快速，东莞、宝安、广宁、高要、德庆、中山、南海、番禺、顺德等县，以及广州市的郊区，都组织起了农民协会。到一九二六年一月，广东地区有农会组织的县份共六十四个，农会会员达六十七万人，农民自卫军三万人。一九二五年在广州召开了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取消包农制，减租退押，组织农民自卫军，取消民团，建立工农联盟等重要议案。在这个时期，广东的农民斗争目标，由取消苛捐杂税，减租退押，进而反抗豪绅和民团的压迫。革命农民的气势，如排山倒海，冲破了地方主义、家族主义，全乡、全区、全县、全省迅速地组织起来，采取了统一的革命行动。

由于农运的急剧发展，形成了农运干部的缺乏。农民部成立之后，举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廖仲恺兼任讲习所的所长，彭湃为教务主任，阮啸仙、罗绮园等作讲师。廖仲恺、谭平山、张太雷、陈延年等，时常到所作政治讲话。所址初设在东皋大道内,借用一间小学的地方。第一届学员三十人，第二届学员一百四十人，第三届学员一百一十人，第四届学员七十人，第五届学员一百一十人;这五届的学员，都是广东各县人。从第六届起，由毛泽东接任所长，扩充学员名额为三百人:招收的学员，多数是外省籍的，所址由东皋大道迁至番禺学宫，讲习所才成为全国性的农运人才培养地。

广东农民运动，是经过无数斗争才发展壮大起来的。农民一经组织起来后，猛烈地要求冲破封建势力的压迫，其势如狂风暴雨，不可遏止，如果阶级立场不是很坚强的人，遇到这个场合，就会彷徨动摇起来。廖仲恺在当时，坚决站在农民这一面。隐约记得，一九二五年八月间，高要、德庆、广宁的地主豪绅，组织了三县的民团联队，并勾结土匪千余人，向高要第一区的钦村料村等十一个乡的农民协会大肆进攻，烧杀抢掠，凶暴惊人，农民被杀者数十人，失踪不知下落者无数，房屋被焚者百余户。是年十月间，宝安县亦有同样的情况发生，地主豪绅统率民团，勾结土匪和联系不法军警，向农民自卫军袭击，杀死十余人，并抢掠数乡，捕捉农会会员，勒索巨款。对这两个案件，廖仲恺得到报告后，立即调派黄埔铁甲车队，驰赴当地，援救农民，协同农军把民团的堡垒攻破，完全收缴其武装，至农民回家安居之后，才将铁甲车队撤退。其余较小的问题，则由农民部派出专员与当地主管官吏协同处理。由于有农民部的全力支持，地方官吏亦不敢公然袒护地主，损害农民。廖仲恺还亲身到过海丰第七区、中山德能都区和南海第四区等地，视察农会农军的情况。

广东农民组织起来后，不独对地主豪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也帮助革命政府投入了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如革命军第一二次东征，海丰、陆丰、五华、普宁等县农民以巨大的力量，在后面包围了敌人，东征军在一二月之内，就完全消灭了陈炯明军。为扑灭广州商团的叛变，市郊农军协同政府军首先攻入普济桥，围缴了商团的枪械。又如讨伐杨、刘战役，广州四郊农民协助革命军作战，使杨、刘叛军完全歼灭。肃清梁鸿楷、谭启秀叛军时，东莞、宝安农民勇敢缴获了大批枪枝。在省港大罢工中，农民和工人通力合作，封锁香港。广东革命政府在获得工农群众拥护下统一和巩固了起来。

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罢工，是为援助上海“五卅”惨案而起的。这次罢工的人数达二十五万人，罢工的时间达一年又四个月之久。这样规模宏大的罢工，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所未有，就是世界劳工运动史上也是少见的。

当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共产党广东区委领导人拟发动省港罢工之先，曾向廖仲恺征求意见，廖仲恺表示完全同意并允全力协助。全国总工会留组织部长李森在广州办理罢工实现后的重要事项，由共产党员邓中夏和苏兆征先往香港发动;工人部加派干事梁憬然，组织部加派秘书杨匏安前往香港，协助发动。三月十六日，接到香港罢工发动已届成熟的消息，李森便急忙找到廖仲恺,面商关于罢工开始后，如何解决工人的食宿两大问题。廖仲恺慨然答应由政府先拨出若干万元为伙食费;宿舍问题，他负责通知公安局将市内原开烟馆赌馆的大楼，以及祠堂会馆的房屋,先行封好，罢工工人到时即用作宿舍。这两个重要问题，得到廖仲恺的帮助，便迎刃而解。廖仲恺还抽调冯菊坡协助李森做宣传工作，抽调刘尔崧协助庶务工作，抽调梁九、施卜两人协助做欢迎招待工作。到了六月十九日，香港大罢工实现了，十多万工人，一批一批的回到广州来，他们一到广州，有宿舍又有膳堂，感到很满意，大大加强了他们的斗志。六月二十一日沙面洋务工人，也全体宣告罢工，退出了沙面。

六月二十三日广州工农商学兵各界，举行巡行大示威，路过沙基时，被沙面的帝国主义兽兵突然开枪屠杀，当场死难者五十余人，伤者数百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沙基惨案”。当时革命政府领导人汪精卫、胡汉民等竟噤若寒蝉，不知怎样应付，独有廖仲恺毅然提出向帝国主义的严重抗议，并宣布立与英帝国主义者经济绝交。沙基惨案后，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热潮更为高涨，香港工人又继续大罢工，罢工的总人数达到二十五万人，随后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作为领导的机构。罢工委员会聘请廖仲恺、邓中夏为顾问。在罢工开始的二三星期，廖仲恺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工人部的小木屋里孜孜工作，尽力帮助罢工委员会解决困难问题，真是做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罢工代表大会成立后，每次大会，他都去参加，或向罢工代表作政治报告，或倾听罢工代表的意见，大大鼓舞了罢工工人的战斗勇气。

罢工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维持十万工人衣食问题，廖仲恺对此耗费心血独多。当时政府的辖地，只是广州一隅，经杨、刘军阀刮剥之后，的确是民穷财尽。廖仲恺除发动各界尽力捐输外，决定抽收广州市的租捐三个月以资维持。随后又发动海外华侨，大力捐输，所有捐款，都由财政部代收转送。廖仲恺在海外华侨中有很大声望，一经联系号召，几个月后，海外便有大批捐款陆续汇来，最多的一个月曾达到四百万元之数。罢工能支持一年四个月之久，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廖仲恺对于鼓励罢工工人团结一致，亦费了不少的心力。当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之初，按照组织法每八十个工人选出一代表，但有些黄色工会的领袖，反对这种办法，坚持要以工会为单位，每一工会出一代表。代表大会开成立会时，黄色工会领袖黄金源等，另行召集一批工会代表，在中央党部开会，显然要和罢工代表大会唱对台戏。廖仲恺知道了，召集黄金源等一批人，与之恳切谈话，指出罢工团结的重要性，指出依会员人数比例选代表是最公平合理的办法,希望他们不要闹分裂,要爱惜这次爱国罢工的荣誉，不要被帝国主义者所耻笑。经廖仲恺谆谆告诫之后，黄金源等改变了态度。又有一次在罢工代表大会第二次开会时候，黄色工会代表梁子光，受国民党右派分子利用，故意借端大闹会场，代表中积极分子陈权、彭松福等加以制止,梁子光在会外搬动人马，殴打代表，纠纷越闹越大。代表大会决议,令纠察队将梁子光捆送罢工“会审处”审讯。梁子光惊慌起来，请廖仲恺解救，承认错误。下一次代表大会时，廖仲恺亲带梁子光到会场检讨道歉，一场分裂的风波乃告平息。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廖仲恺不辞辛劳教育工人团结反帝的苦心。

省港大罢工后，在广大工农群众积极拥护下，革命根据地越来越巩固，军政的统一，财政的统一，亦逐步实现。由于罢工的封锁，香港变成了死岛孤岛，帝国主义恐慌了，便千方百计企图破坏罢工，颠覆政府，不惜抛出巨款，勾结国民党右派。共产党方面侦知一些情况，于八月十一日发动省港罢工十万工人，举行“肃清内奸”示威大运动，表示工人拥护政府的决心。可是左派分子没有决心，不敢有所动作。其时廖夫人亦微闻有反动派将不利于廖仲恺的消息，劝廖多带卫兵，以防宵小，但廖仲恺杂然自若，认为自己为了革命事业,日日出入于工农群众中,实在防不胜防。八月十四日省港罢工委员会邀请广州工农商学军政各界代表在教育会开座谈会，廖仲恺亲自出席，在座谈会上，慷慨激昂地呼吁各界代表全力支援省港大罢工。他着重说:“这次省港大罢工，不是经济的罢工，是政治罢工，是为国家政治上经济上谋独立的运动。罢工如果失败，是全民族全国家的失败;如果罢工胜利，是全民族全国家的胜利。所以大家不要让罢工工友单独奋斗，而要合我们全民族全国家的力量去奋斗。”这是廖仲恺最后一次对群众的讲话。

乌云笼罩了广州上空，果然，不幸的消息传来了!八月二十日早晨，廖仲恺在中央党部门前被暗杀了。十多万罢工工人，几十万广州工人，听了这个噩耗，人人都咬牙切齿，悲愤万分!广州工农商学军妇女各界在广东大学大操场联合举行严肃隆重的追悼大会。《工人之路》、《广东工人之路》和《犁头》杂志，都出了追悼廖先生的特刊。当廖先生出丧之日，各界参加送葬的达二十余万人。人人热泪盈眶，引吭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消灭一切反动派!”“为廖部长报仇!”“为廖顾问报仇!”“为廖党代表报仇!”热烈悲壮的气氛，为广州空前未有。

一九六四年

夲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五辑，有罗醒编写，文字少有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