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军区指挥机关搬到阜平后，聂荣臻除了积极筹备成立边区政府外，还多次找人了解冀中情况，为开辟平原根据地做准备。

冀中平原，地处河北省中部，西起平汉路，东至津浦路，北临平津，南至仓石路。

这一地区河流纵横，物产丰富，交通发达，其特殊的战略地位，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敌我双方争夺的重要地区之一。

早在1923年，这里就由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发展建立了农村支部，并陆续在安平、高阳、深县、蠡县、饶阳、定县等10个县建立了党的县、区、村组织。

20世纪30年代，保属特别委员会领导进行了高蠡暴动、保定二师学潮，活动虽然受到国民党军的镇压，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但是，革命思想已深入人心。

“九·一八”事变后，高阳、蠡县、博野、定县等地，在冀中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又进行过多次武装起义均遭失败，党组织亦遭破坏。

到了1935年，冀中区党组织重新恢复，建立起以李菁玉为书记的保属特委，隶属于河北省委，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保属特委南移石家庄。

随后，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在保属特委的基础上，成立中共平汉线省委，统一领导河北中部地区党的工作。

1935年10月，平汉线省委将保东、保南两个中心县委改为特委，分别在高阳、任丘、安新、河间和深泽、饶阳、高平、武强等县发动群众，组织建立人民抗日武装。

10月10日，石家庄失守后，冀中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战略区，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北方局决定将保东、保南两特委合并组成保属省委，指派张君为书记。

有了领导机关，开展抗日活动，自然离不开武装，冀中区党组织经几个月的艰苦努力，组建起拥有2400余人的河北游击军。

无极、藁城、定县等地也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建立了抗日义勇军第5、第8两个支队。同时，努力争取安新、任丘等7个县的民间自卫团，接受中共领导，使之成为人民武装。

提到冀中平原的抗日武装，就不得不提到孟庆山。

孟庆山，河北省蠡县人，1906年4月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1925年8月，他投身国民革命军冯玉祥部，193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孟庆山（左）与刘子奇合影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37年7月，孟庆山被党中央派往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只身从延安出发，辗转行程1250公里，1937年8月5日，在保定失守前，抵达冀中腹地白洋淀。

在地方党组织的掩护下，孟庆山迅速传达贯彻落实中央指示，在河北省安新县北冯村、高阳县孟仲峰村、果庄错和按新县关城村开办抗日游击训练班，培训抗日干部和骨干数百人。

随后，他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收编了各地杂色武装进行改造，使其为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抗日武装。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收编原东北军第691团吕正操所部，这个团的很多士兵都是东北人，军官则全是东北人。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撤到关里，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在关内，他们受到蒋介石排挤，强烈要求打回东北老家去。

当时，吕正操担任第116师第647团团长，在该团移驻北平等地时，学生党员胡乃超等来第六四七团当兵，发展党组织。接着，北方局又派地下党员李晓初，负责第647团内党的工作。

第647团共产党势力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军长万福麟、师长刘元勋的注意，他们趁第53军改编的机会，准备把该团拆散，分编到两个师里。

当宣布改编时，第647团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一致要求投奔红军。经请示北方局军委后，希望他们服从改编，以免影响统一战线，同时，还可以趁此机会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影响。

于是，吕正操带着第647团第一营开赴石家庄，和原黄显声之第119师第654团两个营合编为第130师第691团。可以看出，该团从诞生之日起，就是接近我党的一个积极武装团体。

“七·七事变”后，第691团遵照北方局军委关于留在敌后抗日的指示，进行工作。

7月中旬，当部队从石家庄开往前线时，吕正操等人即提出“准备向敌后退却”的口号，首先在党内和“东抗”组织内传达动员，再由党员干部分头在官兵中进行思想准备。

当时，官兵群情高昂，同仇敌忾，坚决拥护向敌后退却、回师北上抗日。随后，第691团开到任丘一带设防；之后于8月间，开到安次、永清附近永定河设防。

吕正操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9月中旬，日军向永定河防线突然发动全线进攻。战斗一打响，第3营营长刘裕勤打电话报告：

“敌人向我阵地强攻。”

吕正操骑马赶到那里时，日军已从第691团左侧突破第53军及其他国民党军队的防线，长驱直入，南下追击。唯有第691团官兵英勇抗击，坚决保住了阵地。

敌人渡过永定河后，继续追击向南溃退的第53军，第691团留在原阵地一整天，稍事休整，晚上顺河堤安全南撤。

他们赶上大部队之后，继续南撤，到达石家庄等边的梅花镇一带。随后，第691团党内决定不再南退，命令部队一定要固守阵地，趁机回师。

听到这个消息后，当地各个村庄的老乡，冒着枪林弹雨送来慰劳品，全团上下为之振奋。

当晚21时，第691团在梅花镇外四德村集合了部队。经过分析形势，大家都同意，立即回师北上并选定北去晋县小樵镇，准备在那里休整、改编。

部队到小樵镇后，连夜召开了党的会议，讨论部队整编和北上的行动计划，并决定召开全体党员和积极分子官兵代表会。

官兵代表会在一个小学召开，讨论部队改编方案和北上抗日问题，会场情绪非常热烈，一致拥护北上抗日，改变部队名义，甩掉国民党军队番号。

经过民主讨论，决定改称人民自卫军，不准再叫第53军；取消武装带，改用皮带，以示官兵平等；不许打骂百姓；严禁贪污。

10月14日，该团正式宣布改为人民自卫军，回师北上抗日。那时部队有两个营和4个直属连、一个通信队，2000多人。

完成部队改编后，吕正操立即命令电台与第53军断绝电报联系。从此，该团公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独立自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道路。

小樵誓师后，部队继续北上。进到蠡县时，侯玉田、孟庆山等同志，还有一批地方党员和进步的知识分子、男女青年，准备会同第691团进驻高阳。

可是，到了高阳南门城下，驻高阳的伪冀东保安队尹松山部四门紧闭，拒绝我军进城。经过再三谈判，尹松山还是迟迟不肯开城门。

第691团立即攻城，打进城里，缴获大批日本新式武器，活捉了大汉奸尹松山。第二天，召开群众大会，枪毙了尹松山，消息传遍四乡，大快人心。

打开高阳，旗开得胜，震动了整个冀中，官兵士气和军威大振，信心倍增，人民群众抗日情绪更加高涨，出现了参军高潮。

各种地方武装也都陆续找来要求收编加委，加上人民自卫军番号。

身在阜平的聂荣臻，得知冀中地区留有东北军的一支部队，并且打开了高阳城，于是设法与之联系。此时，他已经估计到，可能就是吕正操的第691团。

经派人了解，果然如此，而且得知我党已经派比较熟悉东北军情况的孙志远到该团工作。

随后，吕正操、孙志远也派人向聂荣臻报告了冀中的情况。就这样，晋察冀军区同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正式建立了关系。

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虽然属于我党领导下的一支部队，但它毕竟是刚刚从旧部队脱胎出来的，还没有经过认真的改造，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都存在着许多问题。

同时，这支部队还缺乏游击战争的经验，不少干部对在冀中平原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信心不足，新扩大来的战士带有较重的家乡观念，部队纪律较差。

为了把这支部队训练成八路军式的坚强队伍，聂荣臻提出调人民自卫军主力到平汉路西整训。

当年12月中旬，吕正操、孙志远率领人民自卫军的两个步兵团、特务营和抗日义勇军的两个支队，共2000多人，开赴路西整训，其余部队留下的部队编为游击军。

为了适应冀中抗日形势的发展，统一领导冀中人民抗日武装，冀中区党组织将人民军游击司令部改为河北游击军司令部，任命孟庆山为司令员，侯平为政治部主任。组织抗日武装不断对日军侵占的城镇和铁路公路沿线发动攻击。

1938年2月，冀中部队夜袭日军清苑县东石桥据点；3月，冀中部队对盘踞在保定、望都、定县、安新、无极等县城之敌发动攻击。1938年春，冀中部队共进行大小战斗百余次，收复高阳和安新两座县城。

与此同时，人民自卫军的整训工作也在紧张进行。吕正操和聂荣臻等人一起，研究了人民自卫军的整训工作，审定了军区机关提出的整顿和训练方面的计划。

晋察冀军区整训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整训工作虽然只有一个月，但成绩很大，使这支刚刚投入八路军的旧部队，逐步摆脱了旧军队的影响，成为具有人民军队基本素质的一支新型部队。

接受完整训，人民自卫军回到冀中，在冀中省委领导下，在河北游击军的配合下，迅速解决了10多股汉奸土匪武装，群众拍手称快。

随着冀中抗日武装队伍的壮大，迫切需要将庞大分散的抗日武装进行整编，以加强党对冀中部队的领导与指挥，提高战斗力。

1938年4月，晋察冀省委书记黄敬来到冀中安平县，主持了冀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研究统一冀中党的领导、行政权和部队指挥等问题。

黄敬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这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冀中区党委成员。同时，根据北方局的指示，冀中主力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并成立冀中军区，吕正操任纵队司令员兼军区司令员，孟庆山任副司令员，孙志远任政治部主任。

冀中军区辖第7、第8、第9、第10支队并分别设第一军分区、第二军分区、第三军分区、第四军分区，赵承金、于权伸、沙克、孟庆山分别任支队司令员兼分区司令员。

很快，整编工作于7月基本完成。

8月间，聂荣臻委派王平到冀中，任第三纵队政治委员兼冀中军区政治委员。此后，红军干部旷伏兆、吴西、帅荣被分配到冀中部队，以后又把王远音调去，分别任4个军分区的政治委员。此外，红军干部常德善也于稍后，调冀中任第八分区司令员。

就这样，冀中作为晋察冀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初步建成。特别是冀中抗日武装的建立与发展，为八路军在冀中平原发动与组织人民群众，进一步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创建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8年2月，地处河北西部的阜平，还没有从严冬中走出来，道路两旁树枝上光秃秃的，大街上行人稀少，人们更愿意躲在屋内应付寒冬。

这一天，晋察冀军区突然收到一封毛泽东发来的电报。毛泽东指出:

以雾龙山为中心的区域，有扩大发展前途。但这是独立作战区域，派去的部队须较精干，且不宜过少，军政党领导人员需有独立应付新环境的能力，出发前要做充分准备。

同时，电报还明确指出，干部主要由聂荣臻负责配备。其实，早在毛泽东的这份电报之前，冀东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就已经展开。

冀东平原包括兴隆、青龙、唐山、抚宁等地，北倚东北南靠华北，是两区之间的枢纽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33年5月31日，国民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同日军签订了臭名昭著的“塘沽协定”，把冀东划为非军事区。

1935年，国民政府的“何梅协定”，把冀东拱手让给了日军。汉奸殷汝耕在这里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从此，冀东就完全沦陷为日本侵华的军事跳板和兵站基地。

早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

红军可以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创建冀热边根据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党中央北方局决定，派当时的河北省委书记李运昌回到冀东，进行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李运昌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37年10月，李运昌回到冀东，任冀热边特委书记，王平陆任军事部长，王大中任宣传部长。

11月，在北宁路南，又改组了党的京东特委，胡锡奎任书记，卞振东任组织部长，阎达开任宣传部长。

两个特委组成后，首要任务是迅速向各县委、支部传达党中央北方局在冀东发动武装起义的有关指示。使全体党员认识创建冀东抗日根据地，开展冀东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为起义创造有利条件。

在北方局的领导下，河北省委从思想、组织准备上，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先后派不少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来到冀东，深入农村、矿山发动群众。

另外，由北方局派出的红军干部李润民、孔庆同也在冀东开办游击队训练所，培养军事骨干。

当年12月，李运昌代表冀东党组织在滦县多余屯召开京东十县抗日人民代表会议。

会议决定正式成立“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冀东分会”，推选李运昌为主任，王平陆为军事部长。并讨论了组织冀东抗日联军，开展游击战争问题。

会后，组建了以王平陆为司令员、史贞为政委的华北抗日联军冀东第一支队。

不幸的是，这支队伍在第一次打清河沿据点战斗中，王平陆以身殉国。接着，由彭夫、高存等重整旗鼓，继续战斗，攻克兴隆县药王庙据点。

这两次战斗虽未取得显著的战绩，但却在斗争中锻炼了骨干，取得了经验，鼓舞了斗志，为后来的大起义提供了一批骨干和一定的经验。

随后，游击队化整为零，在冀东各地开展了三三五五的游击小组活动，打特务除汉奸，捣毁日鲜浪人开设的赌局，搜集枪支，为暴动做准备。

晋察冀军区成立后，毛泽东发电要求聂荣臻从红军中抽出骨干，支援冀东。

1938年2月，聂荣臻即从红军骨干比较多、战斗力比较强的第一军分区抽调了一部分兵力，由邓华负责，组成了邓华支队，进军冀东。

接到任务后，邓华率部从涞源出发，逐步开辟了平西、房山、涿县、涞水、良乡、昌平、宛平等地，在一部分县建立抗日政权，组织地方武装，扩充部队，为挺进冀东建立了基地。

这年5月，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又将晋西北活动的宋时轮支队调到平西，与邓华支队合并，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由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

第四纵队是一支英勇善战的主力部队，红军骨干较多，战斗力较强，经过短期的休整和动员教育，于5月31日开始向冀东挺进。

八路军在晋察冀作战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当时，邓华率第31、第33两个大队走南路，沿途与康庄、延庆、永宁、四海等据点之敌作战多次，缴获甚多。6月9日，他们在沙峪与坂垣师团从怀柔县城增援四海之敌相遇，激战3小时，歼敌百余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第33大队于6月中旬进抵兴隆县境后，一举攻克六道河子据点，并于17日攻入兴隆县城。

次日清晨，承德日伪军800余人赶来增援，并以3架飞机助战，我军与敌激战半日，歼敌200余人，主动撤出县城。

而第34大队和独立营则由宋时轮司令员率领，走北路，6月初攻入昌平县城。接着，东渡潮白河，横扫密云、兴隆两县的敌伪据点，于6月下旬，进到平谷县以东的靠山集、将军关一带。

7月19日，宋时轮率部攻下平谷县城，成立抗日政府，任命姜时泽为县长。与此同时，第36大队和骑兵大队，于6月中旬攻占延庆县千家店，俘伪警20余人。

接着，他们继续东进，在花盆村与一营伪满军相遇，激战两个小时，全歼敌人300余人，缴获重机枪两挻、轻机枪6挺、长短枪百余支。

就在第四纵队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冀东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人民武装抗日大起义，6月下旬，冀东抗日联军宣告成立，无党派人士、民团首领高志远为抗联总司令，中共冀热边特委书记李运昌为副总司令，国民党爱国人士洪麟阁为副总司令。

7月6日，滦县港北村，7日，丰润、迁安交界的岩口镇也爆发了起义。

短短两个月，起义东起山海关，西到潮白河，北从雾灵山，南至渤海滨，遍及20多个县，工农群众、各阶层爱国人士和各民主党派武装力量达20余万，抗日联军发展到7万余人，其他抗日武装近3万人。

至8月份，第四纵队和冀东起义的队伍会师于遵化，已经攻克6座县城，摧毁了冀东广大农村的敌伪政权，一度还切断了北宁铁路。

冀东起义爆发后不久，遵照党中央和北方局指示，河北省委的马辉之和姚依林先后到达冀东加强领导。至此，冀东根据地开始显出了端倪。

正当冀东军民落实党中央指示的时候，9月中旬，传来日军大举“围剿”冀东的消息。于是，第四纵队党委在迁安县莲花院，召开包括各大队领导的扩大会议。

会议认为，冀东平原靠近北平和天津，交通便利，是通往关东的咽喉，日寇和伪满军队调动便利，青纱帐一倒，游击战很难继续坚持下去。

同时，挺进冀东以来，部队连续作战，急需休整和补充；暴动队伍虽然数目庞大，但是武器装备短缺，基本没有实战经验，需要整训，十分困难。

为此，会议决定，第四纵队主力撤回平西整训，并动员抗联也随同西撤整训，以待来年再返冀东开展游击战争。

但是，党中央和北方局不同意这次会议达成的意见。9月26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刘少奇联名致聂荣臻转宋时轮、邓华及冀热边特委指出:

“目前主要的力量在白河以东之密云、平谷、蓟县、兴隆、遵化，以部分力量在白河以西创造根据地。”

根据党中央指示，邓华、李运昌、胡锡奎等人在迁安县新庄子开会，研究当前形势，决定在冀东继续进行游击战争，建设以冀东为中心的冀热边抗日根据地。

几日后，宋时轮致电邓华：

敌人已经兵分七路大举进攻，要求邓华率队西撤。

10月8日，朱德、彭德怀、刘少奇电示宋时轮、邓华，再次表示不同意西撤，指出:

“目前即将冀东游击队大部拉到白河以西，将要发生许多困难”，“邓华应尽可能争取在遵化、玉田、迁安地区，持久进行整理部队，建立根据地的工作”；

同时强调:

“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可率主力向白河以西转移”，但仍“应配备必要的基干部队及干部与地方工作人员在原地区活动，坚持当地游击战争”。

接到朱德、彭德怀、刘少奇的电示时，宋时轮和邓华已经得到日军小林部队的一个旅团已从武汉一带调了过来的军事情报，觉得冀东面临的敌情已经是“万不得已时”，遂决定“率主力向白河以西转移”。

此后，党中央、北方局、毛泽东、刘少奇和八路军前方总部以及晋察冀军区都曾来电劝阻西撤，特别指出，暴动的队伍不巩固，纪律不好，不能长途行军，危险极大。

结果果然如此，部队在部队西撤时，遭受了挫折。遭挫之后，除了作战伤亡以外，由起义群众为主新组建起来的部队，士气低落，发生了严重的离队现象，撤到平西的时候，10万之众的起义军只剩下很少的人数。

第四纵队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也受到了很大损失。

后来，在这次暴动的基础上，又建立了冀热察挺进军和冀热察根据地，冀东的革命之火又延续下去。

这里，不仅成为敌人咽喉地带的心腹之患，而且为日后收复热河，解放东北，准备了突击力量和前进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