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建立所谓的国民政府，汪精卫还把手伸向华中、华北、东北等地，网罗汉奸到上海来参加“和平运动”。

先后被网罗来的有康有为大弟子徐勤的儿子徐良；曾任国民党第二集团军第七方面军总指挥、甘肃省政府主席等职的刘郁芳；北平卫戍司令的鲍文樾；东北军骑兵司令的郑大章；武汉绥靖主任何成浚的参谋长的杨揆一；北洋军阀靳云鹏部师长、国民党军师长的刘培绪等人。

接着，汪精卫又派刘培绪去北平，打起“中国在乡军人协会”的旗帜，采取“征求会员”的方式，招募了2000多名国民党散兵游勇，其中包括中下级军官、军医、军需、伙夫、勤杂人员等，带往上海。

依靠这些人，汪精卫在江湾镇，成立了“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汪自任团长，培养伪军骨干力量。

这时，由日本人在后面支持的特工组织也于汪精卫开始合作。其始作俑者和主要头目是李士群、丁默邨。

李、丁二人都是共产党的叛徒。李士群曾以“蜀闻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在上海从事共产党地下工作，后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他托人走通了青帮“通”字辈大流氓季云卿的门路，投了“门生”帖子，由季将他保释出来。从此，李与上海青帮流氓组织搭上了关系。

李士群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32年,李士群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特务逮捕。他贪生怕死，叛变投敌，被任为“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员，同叛徒丁默邨等人，在公共租界的白克路同春坊书局编辑《社会新闻》杂志，该杂志是国民党CC系特务的刊物。

不久，李士群、丁默邨在中统特务内部狗咬狗的角逐中，将“调查科”特工总部上海区区长马绍武打死，李、丁因此同时被捕。

丁默邨因有老友、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兼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力保，不久获释。李士群因无靠山被押到南京，饱尝酷刑。

李的妻子叶吉卿也是CC系特务，她用大量珠宝首饰左右贿赂，买通了调查科长徐恩曾，李才得获释，留在南京任调查科编译员等职。

南京沦陷时，李士群奉命“潜伏”下来。他有强烈的政治野心，在特务系统中又没有根基，竞争不过别人，总想改换门庭，后来，经过一番周折，投靠了日本，当了汉奸。

而丁默邨被保释后，一直爬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处长的职务，其地位一度同戴笠、徐恩曾相差无几。

但是，他奉陈立夫之命，在汉口“招待”共产党叛徒张国焘时，因贪污招待费，被戴笠乘机向蒋介石告了一状，受到追查，军统局第三处被裁撤。丁默邨只挂了个军委会少将参议的空名，他心怀不满地跑到昆明养起“病”来。

李士群得知情况后，派人去邀他入伙，并推戴他为首领，丁默村一听，正中下怀，随即起程，来到上海。

丁默邨、李士群合伙后，便开始策划组织一支特工队伍。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决定援助丁默邨、李士群的特务工作，使其“作为对付上海恐怖活动对策的一个环节”，每月贷与30万日元，借与枪支500枝，子弹5万发以及炸药500公斤。

同时，日军要求这支特务组织同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合流。

李士群通过季云卿，收买了以吴世宝为首的一批地痞流氓，并将以潘达为首的公共租界华籍特别巡捕“十弟兄”收为部属，成为最早的特务打手。丁默邨也利用过去的老关系，招纳了一批国民党特务、党棍,作为骨干。

丁默村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汪精卫来到上海后，准备全盘接纳丁、李的特工组织，丁、李在同汪精卫会谈时，提出合流条件：

(1)承认丁、李的特工组织是汪派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并成立特务工作总司令部(特工总部)，经费由汪精卫供给。

(2)如果新中央政府成立，要给丁、李等内政部长、上海市长、江苏省主席几个席位。

显然，这个价码很高，周佛海、褚民谊等不由得面面相觑。

汪精卫走到另一个房间，与其他人商议后，答复说：“很高兴地把你们的特工组织作为特工总部，经费和影佐大佐会谈决定，不会不如意。但上海、江苏省主席的位置不能给贵部，因为上海和江苏是整个和平运动的基础。内政部长的工作范围很广，由特工来兼任是困难的，但警察行政可以由特工兼任，另成立一个警政部，部长、次长由贵方指定。”

丁默邨还不满意，仍坚持要上海市市长位置，汪精卫许诺说：“不久即将召开全国国民大会，请你们务必做发起人。”

这样一来，双方正式合流，丁、李向汪表示：“愿用性命打赌，一定不辜负你的期望。”

随后，丁默邨、李士群汉奸特务组织便选定沪西极司菲尔路76号为新的剿穴，这便是后来上海人一提到便无不谈虎色变的汪伪特务魔窟。

76号坐落在极司菲尔路中段,原是陈调元私宅，丁、李对76号的房屋构造做了改进，还强行将76号右侧一条“华村”弄的住户统统迁出，占领了弄内20余幢二层楼的小洋房，作为汪伪国民党中央社会部、肃清委员会与特工总部的高级官员家属的住宅。

8月28日，汪精卫集团在上海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汪精卫预计有300人出席“六大”会议，但总也凑不足这个数字。

于是，他们便以假货充数，拉拢非国民党员冒填党籍当代表。有的非国民党员不仅参加了代表大会，还被指定为两个省市的“代表”；也有的人出席会议后，竟不清楚自己代表哪个省。

尽管是随意指派、乱点鸳鸯谱，代表人数仍凑不足，于是便采取威胁，甚至绑架手段，将人绑进会场充当代表。

即便如此,“出席”汪记国民党“六大”的代表,也只有240人。

汪记国民党“六大”在76号召开后，主席团由汪精卫、周佛海、褚民谊、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组成，汪自任主席，致开幕词。

大会通过了《整理党务案》，否定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总裁的职务，使汪精卫获得了国民党中央主席的“合法”地位。

会议还通过了《修订中国国民党政纲案》、《决定以反共为基本国策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并尽速恢复邦交案》等等文件，为汪精卫及其同伙“合法”登台，贴上一张张标签。

在通过汪精卫提名的“六大”中央委员名单时，会场上出现了一阵骚动。名单中，竟然有老牌汉奸温宗尧、陈群、任援道、卢英等人，有个名叫胡志宁的“代表”站起来准备发言，气氛突然紧张起来。

腰挂手枪的李士群带了两名彪形大汉走过来，站到胡志宁左右，丁默邨也朝胡挤眉弄眼，暗示他“识相些”。胡志宁的话到了口边，只好咽回去，支支吾吾地说了一通题外话。

汪精卫一看这个尴尬场面，急忙站起来说：“代表们有什么意见，会后可与我个人来谈。”

随后，汪记“六大”草草结束，于9月5日召开了六届一中全会，推选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邨、陶希圣、高宗武、焦莹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

陈璧君、顾忠琛、褚民谊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

褚民谊为中央党部秘书长，陈春圃、罗君强副之；梅思平为组织部长，戴英夫、周化人副之；陶希圣为宣传部长，林柏生、朱朴副之；丁默邨为社会部长，汪曼云、顾继武副之。

接着，按照日本人的安排，汪精卫急于同“临时”、“维新”伪政府头目谈判，他于9月18日偕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等去南京,同王克敏、梁鸿志会谈。

汪开门见山地要求王、梁等人参加“中央政治会议”,并告诉他们计划于10月9日在南京成立新的中央政府，到时希望能取消“临时”、“维新”两政府。

华北伪政府成立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汪精卫拿出《中央政治会议组织条例草案》和《华北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令大纲》两个文件来，要“临时”、“维新”政府谅解。

王克敏、梁鸿志看后很不高兴，王克敏表示不愿参加中央政治会议。

9月20日，影佐等人参加了会谈，影佐当众宣布，日本内阁支持汪精卫建立中央政府，汪听了满心欢喜。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汪精卫集团同王克敏、梁鸿志勉强达成了一纸《决定事项》。

次日，汪精卫发表声明，宣称他承“六大”授予的权力，与王克敏、梁鸿志等人相会于南京，披沥诚意，对于收拾时局具体办法，已得切实了解与热烈之赞同。

汪精卫在出逃前，曾经口沫四溅地大骂王、梁是汉奸卖国贼，可现在，他却称赞说：“王克敏、梁鸿志诸先生挺身乱离之余，得所喘息，苦心孤诣，世所共见。”

还表示要和他们“消除成见，更谋群策群力，共济艰难，实为理所当然”。

王克敏、梁鸿志也相继发表声明，说汪精卫“挺身任之，收拾时局，同人等本救国之初衷，声应气求，未敢稍后，愿以全力协助汪精卫先生成立中央政府”。

汪精卫为了使日本尽快地兑现成立汪记伪中央政权的许诺，加紧同日寇进行缔结密约的谈判，但日本政府一直延宕密约的签字日期。

图片来自网络

直到12月30日，日本政府才通知“梅机关”头目影佐，同汪精卫签订《日汪密约》、《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关于收拾时局之具体办法》。其中规定：

(1)承认“满洲帝国”。华北、蒙疆为日华间紧密的合作地带，设置华北政务委员会，并在财政经济、人事权，与日满间的交涉方面，均有自主权。

蒙疆在防共军事上及政治上，有其特殊地位，有广泛的自治权，作为高度的防共自治区域。

长江下游地域，为经济上实现日华间的紧密合作的地带，在华南沿岸特定岛屿，须实现军事上的紧密合作。

(2)日本须把必要的军队驻扎于蒙疆的华北一定地域，以便日华合作实行防共。

中国对于日军驻扎地域和与此有关地域的铁路、航空、通讯，主要港口和水路，须适应日本军事上必要事项的要求。在治安确立两年内，撤完约定地域以外的日本军队。

(3)华北和蒙疆的特定资源及其他地域内的有关国防的特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要对日本提供“特别的、必要的便利”。对中国的财政、金融、交通、通讯等项，日方将作必要的援助。

(4)日华合作事项，须聘请日本顾问和职员，中国中央政府和最高军事机关，可以聘请日本顾问。但第三国的军事顾问，不得参与日华军事合作事项。

由上观之,日汪密约的内容之广泛，条件之苛刻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比之二十一条凶恶十倍，比灭亡朝鲜的手段，更加毒辣，淋漓尽致地显露了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活现出汪精卫那种急于登台、甘当儿皇帝的猴急相。

双方规定：这一密约“永不公布”。但不到一个月，高宗武、陶希圣叛汪而去，这一见不得人的密约，就被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高宗武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高宗武曾是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原本年轻有为，长期担当对日谈判工作。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曾受命于蒋介石，多次赴香港和日本人进行和谈。

不过，谈来谈去，他带回的却是日本人要蒋下野的结果。蒋介石盛怒之下，就让陈布雷代他将高宗武痛斥了一番，并宣布断绝一切谈判。之后，高宗武与汪精卫一拍即合，转而为汪精卫效力，成为日汪合流的主要参与者。

而陶希圣本是一个卓有成就的学者，他是最早利用唯物史观进行历史研究的学者之一，在国内曾与郭沫若齐名。也不知他错搭了哪根筋，放着好好的学者不做，热衷官场钻营，最后，竟追随汪精卫去做了汉奸。

但是，到了上海之后，他们才发现上当受骗，日本人的许诺一条也没有兑现，反而是变本加厉。比起袁世凯时代的“二十一条”，其卖国程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假使签订了这项密约，整个国家的前途就要被葬送。

二人良心未泯，深知若这样下去的话，就真的成了汉奸，成了千古罪人，二人苦闷彷徨，不愿在其中越陷越深。加之汪精卫一伙集合的尽是一些残渣余孽，相互之间为争权夺利弄得鸡飞狗跳。

高宗武一向自视甚高，一心要做汪伪政府的外交部长。但汪精卫嫌他年纪太轻，仅仅三十挂零，资历又浅，就打算自兼外交部长，以高宗武为次长，代行部长职务。高宗武自认为出力最多，竟然只能屈居次长之位，因此，愤愤不平。

陶希圣的不满更为严重。他自以为运筹帷幄，出力不在周佛海之下，没想到仅仅挂了一个常委的虚衔，另兼伪国民党宣传部长。在国民党内，宣传部长一向不被看重，和坐冷板凳差不多。

他见周佛海捞到了财政大权，更是心生嫉妒，就向汪精卫表示，退而求其次，有意做教育部长。哪知道，汪精卫已将该职位许给了所谓的无党派人士赵正平。

陶希圣失望之余，加之和汪精卫的亲信梅思平结怨甚深，两人相互攻击，犹如水火。另外，又和宣传部副部长林柏生闹得很僵，总认为林柏生不买他的账，不把他这个“中宣部长”放在眼里。因此，对汪精卫等人也是深为不满。

1939年5月初，高宗武离开香港赴上海与汪精卫会合，在与汪精卫会合前，高宗武去拜访了杜月笙。可以说，正是这次拜访，让高宗武真正幡然悔悟，才有了后来的“高陶事件”。

当时，杜月笙劝告高宗武，一定不要被汪伪政府蒙蔽，一定不要背叛民族大义，一定不要做日本政府的傀儡，是中国人，就要维护中国的权利；是中国人，就要坚决抵抗外来的侵略者。

在杜月笙苦口婆心的劝说下，高宗武终于决定，“我不会做傀儡，我将采取断然措施”。

从1939年11月1日起，日本的“梅机关”开始与汪伪集团谈判，“梅机关”在谈判中，提出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这意味着日本将与苏联合谋瓜分中国几乎全部的领土。

这让高宗武和陶希圣终于认清了汪精卫的真面目，决心悬崖勒马，二人于1939年11月3日致电汪精卫和周佛海，表达了对这一谈判的反对。而高宗武，则在谈判中，寻找机会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原稿及其附件带回了家，全部拍照留作证据。

同时，高宗武迅速秘密请人将写着“高决反正速向渝洽”八个字的字条送到了杜月笙手里，杜月笙收到高宗武的字条后，迅速从香港飞到重庆，将此事汇报给蒋介石。

蒋介石对此也极为重视，下令杜月笙迅速部署营救计划，营救高宗武和陶希圣。

1939年12月31日，汪精卫召开“干部会议”，最后审议《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并要求与会人员在该项密约上签字。

结果，陶希圣装病没去参加此次会议，而高宗武也找了个理由，推出了签字仪式，只有汪精卫和周佛海签了字。当晚，高宗武和陶希圣就决定秘密逃离汪伪集团。

在杜月笙的大弟子万墨林的安排下，1940年1月3日，高宗武和陶希圣以假名登上了前往香港的“柯立芝总统”号轮船，二人极为紧张，以至于上船后，连彼此的假名都忘了。

二人在船上商定，到了香港，就给香港《大公报》主编致信，将汪精卫与日方的密约公之于众，二人在船上，就起草好了这封信。

1940年1月5日，高宗武和陶希圣安全抵达了香港，同时，高宗武的父亲高玉环的同乡好友黄溯初已派人潜回了温州，将高宗武在温州的亲属全部秘密转移走了。

高宗武与陶希圣一到香港，就找到了杜月笙，高宗武将拍摄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原稿及其附件的照片交给了杜月笙，杜月笙一刻也不敢怠慢，当下就乘飞机赶到重庆，把这些照片交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迅速指示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亲自来监督《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原稿及其附件的发稿事宜。而高宗武和陶希圣联名致香港《大公报》主编的那封信，也于1940年1月20日送至香港《大公报》。

当时，陶希圣的家人还在上海，处境很危险，陶家上下老老小小，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都会被汪伪76号的特务们监视，这令陶希圣的妻子万冰如心急如焚。

在杜月笙的建议下，万冰如决定去找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周旋，想办法迅速逃离上海。

万冰如见到陈璧君后，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自己全家被汪伪76号监视，无法正常生活，接着，又忧心忡忡地诉说自己对丈夫陶希圣的担心。

万冰如说自己的丈夫耳软心活，最易被人欺骗，她担心丈夫会对汪伪集团将非常不利，所以，她打算前往香港，劝说丈夫陶希圣回上海，继续为汪伪集团效力。

怕引起陈璧君的怀疑，万冰如并没有向陈璧君要求全家离沪赴港，她只说想带上两个最小的孩子，因为陶希圣最喜欢这两个孩子，见了这两个孩子后，会心生怜爱，早日回上海。

陶希圣和孩子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陈璧君当然不希望陶希圣出卖汪精卫，最终同意向汪精卫提议，放万冰如去香港劝说陶希圣。

与此同时，陶希圣从香港发来电报，要求汪精卫放过他的家人，否则，他就公开汪日密约的内容。

陶希圣的来电，让汪精卫头疼起来，在与陈璧君再三商量后，汪终于同意万冰如带两个最小的孩子去香港，劝说丈夫陶希圣回上海。

1940年1月13日，万冰如带着两个小儿子陶晋生和陶范生一起乘船离开了上海。

万冰如走后，汪精卫指示汪伪76号的李士群，一定要看管好陶家的另外三个孩子，绝对不能出什么意外。

1940年1月18日，已经抵达香港的万冰如致电汪精卫，声称陶希圣已经同意不乱说话，并将于近日返回上海。

在上海的杜月笙弟子万墨林一刻没有停息，他想了好多办法，想救出三个孩子，却都没有成功。

1940年1月20日，市政公司在陶家门前开始大张旗鼓地修路，这是万墨林一手安排的，的推土机在陶家门前轰隆隆地开来开去，晚上也不收工，吵得四邻不安，周围的邻居们都无法入睡。

这时，陶家三个孩子中，年纪大点的姐姐陶琴薰，向汪伪76号派来监视他们的特务要求，送两个弟弟去沪西的姨妈家住一宿。当然，这是万墨林事先告诉她的说法，

这一天，汪精卫恰好不在上海，汪伪76号的特务们也觉得孩子的想法很正常，就没有为难。

特务们开车带陶琴薰姐弟三人到沪西的姨妈家后，将陶琴薰的两个弟弟留在了他们的姨妈家，说好第二天一早，再由他们来接两个弟弟去上学，然后，又开车带陶琴薰返回陶家。

第二天，也就是1940年1月21日一早，陶琴薰和往常一样，由汪伪76号的特务送到了学校。不过，她并没有进教室，而是飞奔到学校后门，然后从后门跑上了霞飞路，也就是现在的淮海中路，上了一辆正等候在那里的黑色汽车，驾驶这辆汽车的，就是万墨林，而坐在车里的，还有两名青帮门徒，他们直接将车开向上海的十六铺码头。

与此同时，万墨林派出的另外两辆汽车，也在当天凌晨，天光还没有大亮的时候，悄悄从陶琴薰沪西的姨妈家，把陶琴薰的弟弟陶恒生和陶泰来接走了。姐弟三人各乘一部汽车，分头开往上海的十六铺码头。

等三辆车都开到十六铺码头后，万墨林安排的数十名青帮门徒，严密掩护陶琴薰姐弟三人上了意大利邮轮“康悌威尔第号”。

登上“康悌威尔第号”的时候，出了一点麻烦，因为守在入口处检查船票的是日本宪兵队的宪兵。为了避免暴露陶家这三个孩子的身份，万墨林并没有让三个孩子直接上船，而是先让陶琴薰姐弟三人上了一艘小船，这艘小船装作出海打鱼，停靠在意大利邮轮“康悌威尔第号”附近。

在日本宪兵队的宪兵检查完所有乘客的身份，邮轮启动后，万墨林事先安排好的已经上船的青帮门徒，就从意大利邮轮上的一个窗户里放出了绳梯，小船悄悄靠近意大利邮轮，陶琴薰姐弟三人，就顺着绳梯从邮轮的窗口爬进了邮轮。

直到当天下午，邮船进入了公海领域，姐弟三人才算真正逃离了上海，万墨林成功营救了陶家的这三个孩子。

1940年1月21日上午，在陶家姐弟三人搭乘的邮轮驶入公海后，高宗武和陶希圣联名致香港《大公报》的信函就送至了《大公报》，蒋介石也下令中央通讯社公布汪日密约的照片。

1940年1月22日，陶家三姐弟乘坐的邮轮还没抵达香港，《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已经在国内外的报纸上披露出来。

一时间，国内外舆论一片大哗，讨汪之声如排山倒海一般，原本还有些将和平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的人此刻也都倒向了重庆。

一夜之间，汪精卫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卖国贼，苦心经营许久的日汪和平宣传也彻底失去了人心。

消息传到南京，如晴天霹雳一般，汪精卫顿足捶胸，如丧考妣。他深知日汪密约一旦公布，他的名字将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历万劫而不能翻身。

于是，大骂高、陶：“窃取和案，居为奇货，向重庆方面告发。此种行为，不仅怯弱，且适足以表现其蒙受诱惑，自堕人格矣。卑劣至此，实堪浩叹。”

周佛海等人也惶惶不可终日，咬牙切齿，痛骂高、陶两人为畜生，发誓要杀掉两人。

经此打击，汪精卫索性撕破脸面，为了不让日本人失望，汪精卫先是恶毒攻击蒋介石，极尽侮辱之能事。在广州，他抨击蒋介石：

“对自己的个人利益看得比民族利益重得多……在西安把国家奉送给了共产党和第三国际，作为保他一条命的报答。”

回到上海，又骂蒋介石是“一个自命不凡的独裁者，甚至连做一个普通人的最起码的伦理道德品质都没有”。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竟断章取义地声称中、日两国共荣共存是孙中山思想的遗产。

因为，孙中山曾经讲过，“没有日本就没有中国，没有中国就没有日本”，所以，他汪精卫今天做的一切并非汉奸行为。

后来，陶希圣回到重庆，经陈布雷推荐，一变而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幕僚，日后更成为蒋介石的捉刀人之一。

高宗武则拿了重庆国民政府的官员护照和一大笔美金，在驻美大使胡适的精心安排下，改名“其昌”,横渡太平洋，定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