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载有杨玉清所写《郭泰祺被蒋介石免职的内幕》一文，给人的印象是:蒋介石撤郭泰祺的外交部长职务，只是由于郭不服从蒋的命令，而且似乎郭系坚持正当立场，不听乱命。这未免与事实相去太远。现就我所知道的事实简介于下。

首先，我李铁铮得稍作自我介绍，用以说明我了解郭泰祺的情况，是如何得来的。一九三一年夏，我参加国民政府第一届高等文官考试(外交官领事官考试)，侥幸以第一名合格，以荐任官分发外交部工作。罗文幹任外交部长时，郭泰祺任次长。“一二八”沪战发生不久，一日，我在办公桌上发现一张调我去沪办事的便条，旋查知系郭亲书，彼奉派去沪交涉停战，调我任秘书，此系我与郭认识之始。停战协定签定后，郭派我取道嘉兴(时京沪铁路中断)，将协定送罗，罗当面表示，任我为文书科长。我为贯彻出国深造初衷，宁愿降格随郭去英，任其三等秘书(时郭发表为驻英公使)，直至一九三六年,始奉调回部。一九四一年，郭归任外交部长，我以驻甘肃外交特派员调任首席简任秘书，在部长室办事，直至郭被免职之次日，蒋自兼外交部长，我才将办公桌由部长室搬到秘书处。我自信关于郭免职一事的纪述，虽其中有出自传闻,非我目击，然不致悖乎事实。

一、郭泰祺其人

为了解蒋免郭职的真相，并对郭被免职一事能作一公允的评价，我认为，对郭泰祺先应认识其人，才能对其是否会“拒绝了蒋的命令”下一判断。据我所知，郭是不曾拒绝过蒋的命令的。我只听说有一重大外交措施，郭未先向蒋请示，蒋曾很生气。我无意减否郭之为人，我既曾与之共事，也可以说曾随之做事，尽管我极力避免迴护，究仍不免于纵不片面终嫌主观。但我觉得蒋朝显著外交人物，如颜惠庆、顾维钧、施肇基，都是北洋军阀时期遗留下来的，郭则可算国民党一员道地具有代表性的外交人物。他在孙中山先生开府广州时,即曾一度任外交次长。在蒋朝，十年持节英伦，太平洋战起，适任外交部长。尽管蒋朝外交的失败，主要由于它的本质:即自一九二七年就已背叛了革命，和帝国主义妥协，注定了它的必然失败，当然还有其它失败的因素，然从郭的事迹中亦可得出一部分何以失败的解答。着眼于此，我略举几桩足以反映郭之为人的事实。

南京外交部在“军事北伐、政治南伐”的风气下，承袭了北洋军阀政府遗留下来的人员和作风,对于外交干部,不仅未能稍事培养,即对于最低限度的生活照顾也谈不上。那时馆员出国，仅发一张头等船票，并无分文杂费以支付小账与途中洗衣、理发等开支。馆员级别之低于秘书者，根本不发眷川。即可领眷川之参事、秘书，亦只有配偶一份，不及子女。馆员必须达到使领馆，才可支薪，离馆之日便即停薪，故旅途中无工资可资补贴。家非富有者，势必孑身赴任所，俟有储蓄时才能接眷。其低级馆员则月入勉可糊口，生病医药，且无所出，更无接眷之望。这些不合理的情形，直至郭被免职，蒋自兼部长时，李惟果任总务司长，会同我拟具改革办法，才稍稍加以纠正,但所拟退休、养老部分未获蒋的批准。那时馆员出国，往往迫于不得已,把头等舱票换成二等,找回来的钱，移作途中必要的开销，国家的体面也只好置之不顾。

郭带着他的夫人与一等秘书谭葆慎夫妇(郭的联襟与姨妹)，取道美国赴任。我和随员罗明铣、主事田方城(田是郭的老师的儿子)，还得照顾那坐在装猪仔的统舱里的黄厨师和郭夫人的丫头杏花，乘美国P.&.0.公司的邮船,由沪经印度洋直放伦敦。郭给我们三人各一张二等船票，此外并无分文。而他对外交部报销，则把三张应发的头等票钱收进自己的荷包里。

我们到馆后，因经济窘迫，不得不住在使馆顶层阁楼，也就是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被幽禁之处。我们的隔室邻居有郭在美国宾州大学读书时的英文教授柯林斯,那时他已退休，人极和易，郭找他来代为草拟英文函件。他除在楼下与郭家、谭家一同进餐的一点优待之外，其窘迫和我们不相上下，我们背后以“可怜死”称之。郭每月给他只等于雇员待遇的薪金，而对外交部则以顾问俸报账。他一九四一年随郭归来，郭介绍其在中政大学担任教授，旋卒于重庆。

像这样一些事，如果写下去，不免离题远了，好象在任情贬抑他。我只一提郭之政治背景及其在英伦的作风，当然均根据我所确知的事实。郭可说是汪精卫的人。他对汪，不断地以私电联系，且对汪不时推荐使节候选人。汪的儿子汪孟晋，在伦敦留而不学，便是由郭照拂的。至于他在英伦及出席日内瓦国联会议时有无成就，我不愿加以论列。英外相西蒙对他和其他的所谓中国的代表，态度傲慢，不许我国根据约章提出第十五条，其蛮不讲理的情形，在我的脑海中留下毕生难忘的印象。英外部对郭照会的措辞，竟有“你该懂得”的语句，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在我服务驻英使馆的四年中,郭除招待梅兰芳、胡蝶开过一次较大规模的茶会外，很少请客，连英外部的远东司长也未曾请到一次。就是每逢双十,英外部也不过派一科员来敷衍一下。至于国内权要来英，郭在馆设席款宴，除其联襟谭一等秘书外，其他馆员虽参事亦不与焉。的确，在国内时常见报纸载有郭发表的言论与活动的报道。这个，如拆穿西洋镜，令人不禁哑然失笑。按当时专司官方通讯的中央社，人力财力物力，穷得可憐。南京外交部情报司只得与路透社订立合同，当然给以代价，委话它将海外有关中国新闻及中国使节的言论活动,电报中央社，由中央社冠以自己的名义分发国内各报刊载。因为这样,郭自己就可不花一文钱，任意把拟好的谈话、讲辞与声明交路透社拍回国内广载，而伦敦当地却不见于报端，甚至并无其事。

如要“观人于微”，则这里有一小事足述。当郭就任外长之初的一天，他批阅公事完毕，起身要走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张请帖向我说:“王芃生和一个姓戴的请我吃饭。这个人是重庆的警察局长吧?请你打一电话代我谢谢他，我没有工夫，心领了。”王芃生当年偕眷旅居英伦,时来使馆,和郭家往返颇密。郭知道我和王芃生也很熟识,要我传达,竟连电话也不屑亲自打给他。我听他说什么姓戴的警察局长，觉得奇怪，便从自己的办公桌走向他的办公桌，一看他手持的请帖上面是王芃生和戴笠具名，我便答道:“戴笠不是重庆警察局长，他相当于希特勒手下的希姆莱。”

他一听便说:“那么，我还是去吧。”这一小事，可看出郭对国内情形是如何的无知，也可以看出他连戴笠也不敢得罪，还敢开罪于蒋，拒绝执行蒋的命令吗?

二、郭出任外交部长和免职的内幕

为说明郭被免职的内幕，先得叙述郭得任外长的由来。因郭昧于此一由来，自以为蒋之界以此职,出于慕其“名”,用其“才”，于是自视甚高，诚有如杨文所述派头很大。实则据我得自可靠的传闻，蒋初无意委以外长之职，根本不重其人。先是蒋有意任其所谓智囊团首领、参事室主任王世杰为外交部长，为蒋之侍从室掌人事的第三处处长陈果夫所闻，乃上一签呈，提出外长人选应具三项条件:一、与国民党有悠久历史;二、系职业外交家;三、且须与英美有渊源者。此三项均针对王世杰而发。王为应付 CC此一攻势，乃向蒋荐其把兄弟郭泰祺以自代，而郭固合此三项条件，乃坐收渔人之利。

郭丢“纱帽”,决不是由于政策或外交行政方面的过失,而完全是他私人行为不检的结果。我此语可引免职之前数日，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重庆《大公报》社评以资佐证。这篇社评以《拥护修明政治案》为题，揭发某部长以六十五万元公款买了一所公馆，并有“另闻此君于私行上尚有不检之事，不堪揭举”等语。在《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七辑所刊《一九二六至一九四九年的大公报》一文中(原书第244页),王芸生先生自承这篇社评是他写的，并注明“某部长是指外交部长郭泰祺”。至于原文所指私行上不检之事，是否只指下面我叙述的他回到重庆后之一桩，抑包括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他在英伦时另一私行上的秽史，则我不得而知。不过，他免职仅与前者有关，尽管不堪揭举的程度，后者尤甚于前者。

郭自英伦偕一窦小姐(名学谦)归,形影不离,尽缱绻之能事。窦于“七七”变起未久，曾以青年代表名义去美赴会,越数年,由美抵英。闻伊在美时，曾假宋美龄名义招摇,为宋所闻，深恶其人。郭如与另一女郎暱，或可瞒过，独因有此，目标乃特显，虽欲倖免亦不可得。一日，张群自成都来，乘便访郭，在客厅坐待。郭与窦戏谑之声达于户外，良久始下楼。说者谓郭因此得罪于巨室，实则郭之被免职还有待于另一事实。一个星期六下午，郭与窦在南岸黄山休沐，得陈布雷电话，谓蒋有要事召其往商，郭答以正渡周末，俟星期一去见。陈据实入告，蒋乃决意即罢其官。我记得蒋自兼外长到部视事之日，向职员“训话”，说“现在是什么时候，还过什么‘伟克安’”。当时听众多不懂他带宁波口音说的是英语“周末”一字。蒋说话时声色俱厉，可见郭被免职之主因所在。郭去职之日，忙将窦以随员名义托刘师舜带往驻加拿大任所。后来窦离职嫁给一任驻加拿大使倌秘书的比利时男爵，俨然以贵族夫人身份不时出现于欧洲社交场合。郭在美死去之前,未闻与之再有何交往。

我最后一次看见郭是我初到美国的那年(一九四九年夏),郭不久便去世。那次是蒋廷黻请客。郭进门方坐下,即笑指在座的刘锴(刘曾与我同任驻英使馆秘书)和我语人:“强将手下无弱兵。”我自问始终是一个弱兵，但决不承认他是一位强将。可见他还是那么骄傲自满。

三、郭免职时的情形与免职二字的注释

时国民党正举行五届九中全会，蒋当场宣布解除郭泰祺外交部长职务，事先毫无透露，亲近如王世杰亦无所闻，故宣布之时，如晴天霹雳，全场一震。郭则呆若木鸡，几如不信自己有被解职这一回事。实则外交部职员多不以郭去为异。如常次钱泰,谓“宋子文要他从牛角沱宋公馆迁出，让给英国财政顾问去住，已是醴酒不设，王之意怠，可以行矣”。一般市民凡看过《大公报》社评的，对“某部长”引起些猜度,其知为郭者固已料到郭之外长为日无多矣。

据当场目击者事后告我，郭免职时的情形是这样的:蒋一入会场，以手持片纸出示孙科，纸上写着“外交部长郭泰祺免职”。孙科当向蒋说项，谓此时突免一外长职，恐引起国际上的揣测，误以为政策变更，不免发生不良影响;如须易人，请出之以调职方式，现立法院外交委员会委员长虚悬(按原系傅乘常担任,傅此时已调充郭之政次)，建议调郭继补。蒋当首肯，但宣布时将外交委员会“委员长”误作“主任委员”，后来将错就错，郭便成成为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实一闲曹，终年难有一次会议。

杨文以“免职”为题，我可为杨提供一档案上的证据。在郭去职后才几天，我过行政院政务处处长何广的办公室。他笑谓我:“这里有你们的大部长被免职的文件。”他边说边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纸片给我看，此当系蒋出示孙科的纸片。 上面固明明有蒋亲书的“外交部长郭泰祺免职”一行字在也。

至杨文内谓因郭拒发，乃改以宋美龄名义致 电罗斯福,“果然这个电报，发生了效果”。此稍悉珍珠港突袭前夕美日谈判史料者，当知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杨未免把宋美龄的魔力太夸张了。因与郭免职无关，兹不具论。蒋独裁凭其专断，擅发乱命是常有的。可是我个人从未听说蒋曾命郭拍发为杨所述的那样一个电报，不知杨说何所根据。

一九六五年九月

夲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八辑，有李铁铮编写，文字少有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