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僖公五年的秋天，《春秋》有三条记载，非常引人注目！
第一条是：“公及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王世子于首止。”
第二条是：“秋八月，诸侯盟于首止。”
第三条是：“郑伯逃归，不盟。”
这三条记载围绕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人，那就是周惠王的“世子”，也就是太子郑，即后来的周襄王。这时的太子郑，虽然贵为太子，却忧虑自己的地位不稳，因为他最小的弟弟，也就是叔带，不但母亲惠后喜爱，而且周惠王也在考虑是否应该由叔带来继承他的王位。所以，太子郑很焦虑！
首止之会的召开，齐桓公显然是为了太子郑，明显齐桓公站在了太子郑一边。然而，这对于周惠王来说，齐桓公这是在干涉自己的家事，是以臣犯上，更是在藐视天子尊严。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齐桓公这样的举动，就是在亲手砍倒自己“尊王攘夷”大旗！如果联想到上一年齐桓公由伐楚到与楚结盟的种种举动，则这样的口实就会进一步被坐实。
从记载情况看，齐桓公在首止的活动，第一步是开“会”，这次开会的班底，就是上一年侵蔡伐楚的那八个国家，即齐国、鲁国、宋国、陈国、卫国、郑国、许国和曹国。而这八个国家的国君之所以前来开会，为的就是来“会”王世子，也就是周惠王的太子郑！
《春秋》中的“世子”，就是《左传》中的“大子”，即太子。这位太子爷姬郑，这一年的岁数应该是20岁刚出头。依照《左传》的记载，太子郑与叔带都是周惠后的儿子。周惠后是于鲁庄公十八年嫁给周惠王的，距离此年过去了二十二年，因此算来，太子郑作为嫡长子，年龄正好是20岁出头。
齐桓公能够为周王室的这位太子爷召开诸侯参加的专题会议，至少说明，太子郑与周惠王或者周惠后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甚至很难调和了！否则太子郑不可能把自家内部的矛盾用自曝家丑的方式来告诉诸侯，甚至请求齐桓公出面解决。这在古今都是非常危险的举动！其次，太子郑能够出席这次在首止召开的诸侯会议，说明太子郑在周王室已经具有了比较大的权力，且对自己的行动具有足够的支配能力，第三，这时的周惠王有可能已经病入膏肓，甚至难于有效控制王室之政，否则，太子郑不可能如此乱来，齐桓公也不可能随便介入到王室的家事。
按照《春秋》的记载，这次诸侯来到首止，就是为了太子郑。而太子郑的诉求，就是希望在齐桓公的支持下，诸侯能团结一致并支持他继续作为周王室的太子，从而最终继承周惠王的衣钵，成为未来的周天子。
对于这一点，诸侯之间显然是很难达成一致的！比如首先是陈国，周惠后作为陈国公主出嫁周惠王，从情理上讲，陈国与周惠王更亲，在心里一定会不满于齐桓公介入王室家事的。尤其，如果周惠后有了明确意见，作为甥舅之国，陈国也应首先考虑周惠后的想法。
其次是郑国的郑文公，他也许早就对于齐桓公的“霸道”心怀不满了！尤其是，作为周王室的家事，本质上那是姬姓的家事。对于郑文公来说，感觉郑国更有发言权才对。而如果在这之前，周惠王已经和郑文公之间就有所沟通的话，就更不会赞同齐桓公的想法了。
按照《左传》记载，齐桓公与太子郑在首止的这些动作，周惠王也是知道了，所以才派出王室大臣周公宰孔前往首止，目的在于阻止正在发生的事。宰孔首先做工作的对象就是郑文公，他向郑文公传话，周惠王说：“吾抚女以从楚，辅之以晋，可以少安。”周惠王这样的表达，显然是对齐桓公相关行为的极大反感，更是对太子郑的极度失望！不然，作为周惠王，是不太可能教唆郑文公北齐从楚的！同时，也可以看出，即使如周惠王，也已经看出了齐国霸权外强中干的本质。
除了宰孔的撺掇，另一个人的“挑拨离间”，也许对郑文公的背齐动机起到了更大的刺激作用，这个人就是陈国的辕涛涂！辕涛涂自然忘不了郑申侯对自己的背叛和告密。由于郑申侯的告密，上一年的陈国，在半年之内连续两次被齐桓公的诸侯之师所讨伐。这种性质的讨伐，除了国家的损失，陈宣公妫杵臼作为周惠王的老丈人，面子往哪搁？而辕涛涂在陈国的面子又往哪搁？因此，陈国虽然不好当着太子郑的面，坏了这位外甥的好事，但搞点小动作还是有必要的！
按照《左传》的说法，辕涛涂针对郑申侯，采取的是“捧杀”的计谋。辕涛涂告诉郑申侯：齐桓公赐给他的郑国虎牢之地，那真是个好地方，如果为您在这里筑一座漂亮的城池，一定会名扬天下，而以此传之子孙，子孙岂敢相忘？这，岂不是美事一桩！如果老兄同意，我愿在诸侯面前促成此事。郑申侯不知是计，还真就同意了，并在诸侯的帮助下实现了这个愿望！
依照这条《左传》记载，笔者相信，为郑申侯筑城虎牢之事，应该是首止之会之前就已经发生的事，断不会是在首止之会时，因辕涛涂的临时动议而开始建筑并建成的。其次，郑申侯虽然为郑国大夫，但在齐桓公面前，却很得信任，因此辕涛涂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巴结郑申侯的意图在里面。其三，首止之会，陈国对齐桓公干涉周王室家事的行为应该十分反感，但是摄于霸权之威，不好明着反对，但阴招总还是有的。这个阴招，就是挑拨郑文公与齐桓公之间的对立情绪。
辕涛涂在首止之会期间，告诉郑文公：齐桓公不但赐给郑申侯以虎牢之地，而且现在还帮助郑申侯筑建了更加高大的城邑，这分明是要反叛国君您啊！这句话，其实在郑文公的心里早就有了，只是心中有恨，无处诉说罢了！辕涛涂这样明着一点，心中的无名火自然会立即窜将上来！齐桓公拿着郑国的城邑赐给郑申侯，这不光是对郑国国家利益的无视，更是对周天子权力的藐视！尤其郑申侯作为郑文公的臣子，凭着齐桓公的信任，在郑国耀武扬威，这算哪门子事啊！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郑文公有了周惠王撑腰，有了辕涛涂的挑唆，在情绪激动的情况下，开始挑战齐桓公的权威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挑战的后果是什么？为了眼前这事值不值得挑战？尤其有没有挑战的意义？这一切，在郑国大夫孔叔那里是洞若观火的。孔叔告诉郑文公：“君不可以轻，亲则失亲。失亲则患必至，病而乞盟，所丧多矣，君必悔之。”可见，在孔叔的认识中，就目前而言，郑文公背齐从楚，是一种轻举妄动，更是把自己国家推向灾难的一种错误选择。因为郑国一旦失去以齐国为轴心的盟国体系，今后但凡有内忧外患，再求盟国保护，损失就大去了！但郑文公哪里听得进去！因此，郑文公冒着被齐国惩罚的后果，竟私自离开首止，回到了郑国的新郑。
这就是《春秋》“郑伯逃归，不盟”记载的大致历史背景！按照古人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办法，国家之间如果志同道合，国君相“遇”在一起沟通一下就可以开始行动了。其次就是“会”。诸侯相会，如果国君之间没有分歧，做一个简单约定就可以随之执行，这是常用的一种办法。而“盟”就不一样了，程序比较复杂，仪式比较隆重，还有“歃血为盟”环节，是很郑重的。但越是郑重的仪式，反而说明诸侯之间有巨大的利益分歧，所以必须“赌咒发誓”以锁死盟约，防止言而无信。
这次齐桓公组织的首止之会，显然“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此齐桓公必须“行使”霸权，变“会”为“盟”，要求各国国君在一起发誓，在太子郑的继承权问题上采取共进退的策略。但是，如果诸侯按照这种要求，则显然是对周惠王王权的无视与羞辱！尤其值得诸侯考虑的事，今后这样的是，如果这种事发生在自己的国家，自己岂不也会很吃瘪吗？所以，可以肯定是，与会诸侯，一定是憋着一肚子的气，但不好发作！
对于首止之盟，历史上最严厉的评价莫过于《谷梁传》，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讲的：
“盟者，不相信也，故谨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块然受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则其所善焉何也？”
在这段评价中，《谷梁传》已经指出，齐桓公是有不臣之心，而太子郑则兼不孝之名，妥妥的两个乱臣贼子榜样！当然，这样的评价也许太过武断。因为，周惠王为什么要更换太子，我们不得而知。而如果周惠王更换太子的行为确有过错，则齐桓公此举，是否也算是匡君之过的善举？
尽管作为后世读者，可以用我们今天的想象为齐桓公开脱，但有一点是铁定的事实。即，齐桓公并没有亲赴洛阳觐见周惠王，以彻底弄清楚周惠王到底是怎么想的。即使周惠王的想法存在一定的瑕疵，齐桓公也可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周惠王放弃错误的选择。但是显然，齐桓公是在拉偏架！不但拉偏架，而且还要绑架诸侯一起为太子郑的未来背书。这当然就很过分了！
所以，通过齐桓公在鲁僖公四年的召陵之盟，以及在鲁僖公五年的首止之盟，齐桓公这两年的种种表现，让齐桓公的“尊王攘夷”旗帜再也打不下去了！因为，前者在实质上是放弃了“攘夷”，而后者在本质上是放弃了“尊王”！丢掉“尊王攘夷”大旗的齐桓公，现在看起来，更像一个彻头彻尾的“霸主”，即行霸道的主儿。
但齐桓公的霸道，是不得人心，是要承担后果的！很快，这个后果就来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