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古堂|“一代宗师”董其昌,颜真卿后第一人

张济评文化 2023-06-21 00:51:00

明代书坛,文人荟萃,极为璨烂,如文徵明、祝允明、陈淳、董其昌、傅山、王铎等,皆享有大名。然以书法造诣及后世影响而言,董其昌“熟后求生”的审美意趣,被后世书坛奉若金科玉律,隐隐有“明代书圣”之势。

清初时期,康熙推又最崇董其昌书,曾赞言:“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褚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则“香光始一变,国朝竞学董”。“淡墨探花”王文治更是将董其昌视为颜真卿后第一人,誉之“神品”。在董其昌的引领下,“松江书派”亦超越“吴门书派”,并绵延数辈。

董其昌(1555-1636)

此次,北京保利2023春拍,征得“董其昌 临晋唐名迹 手卷”,利落隽美,若风卷云舒,龙蛇腾跃,尽得古人意趣而风神自具,是其极为难得的盛年佳作。卷中之神采奕奕,天真浪漫,笔意连贯,行气舒畅,亦可见董其昌的书法师古而不拘泥于古,乃能继承前人笔法道统之余,又参以自我气韵、意趣,别开生面,富有经典“董书”超逸面目。朱孔阳题写引首,上海博物馆入藏编号 202716。

董其昌 临晋唐名迹 手卷

水墨绫本 手卷

引首:23×101 cm. 约2.1平尺

书心:23×260 cm. 约5.3平尺

题识:董其昌临晋唐名迹。

钤印:知制诰日讲官、董其昌印

引首:香光墨宝。戊寅(1938年)冬十二月,云间朱孔阳题于海上云深处。钤印:云间朱孔阳印、云裳书画、不可不可庵、虎口余生

释文:宰相安和,殷生无恙。今日天气佳,汝定来行不。寒食只数日,得且住为佳耳。王右军。叶公好龙,已遇真物。罗汉测佛,未了圣心。李北海。兰虽可焚,馨不可夺。今日天气佳,可更拨三四人同行。张伯英。折木叶以方洁,采薇芜以养性。鱼龙起没,人岂易知者哉?褚登善。人人送酒不曾沽,终日松间挂一壶。草圣欲成狂便发,真堪画作醉僧图。怀素。

说明:1.上海博物馆入藏编号 202716

2.朱孔阳(1892-1986), 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字云裳,晚号庸丈、龙翁。十六岁从师学医。清宣统二年(1910)加入同盟会。后在杭州基督教青年会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任浙江省抗敌后援会常委及杭州留守、万国红十字会杭州分会华方总干事。1938年后寓居上海,任迁沪的金陵女子神学院、金陵神学院文史教授。生平爱好金石书画,为文物鉴赏家兼收藏家。建国后,发起成立上海美术考古学社。1952年辑成《殷墟文字考释校正》。1953年应上海中医学院医史博物馆之聘,征集、鉴定医史文物资料。历任杭州市文管会委员、上海文史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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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入古见我 ,妙在离合

董其昌的书法,有“董字”、“董体”、“董书”之说,亦可见其“独步天下”的显赫书坛地位。而其“南北宗”画论以禅喻画,推崇“董巨”,梳理审美倾向,同样是艺林圭臬之言。私以为,遍观整个书法史,董其昌亦应作为“一代宗师”,可与米芾、赵孟頫、苏轼、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等相媲美,而非仅以明朝“大书家”视之。

其书要在“淡远”、“秀逸”的意境营造。在《画禅室随笔》中,其曾言:“作书最要泯灭棱痕,不使笔笔在纸素、板刻样,东坡诗论书法云:‘天真烂漫是吾师。’此一句,丹髓也。”这种书论与苏轼“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无疑是深为契合。因此,董其昌在“笔笔出晋人”的娴熟技法之外,对于气韵、意趣的讲究,是超越诸多古人的。

在董其昌看来,倘若书法一味求熟,而无自如率意,则必流于俗态。在谈及赵孟頫时,董其昌所言:“吾于书似可直接赵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润之气。唯不能多书,以此让吴兴一筹。”又说:“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赵书无弗作意,吾书往往率意。”即是以子昂书作之一味纯熟,而少生意,其则意到笔随,悟得生趣也。

所谓文人相轻,赵孟頫超拔的书坛标杆地位自是无须赘言。而董其昌的“生”、“熟”之说,事实上亦皆是以师法古人为前提,只是另辟蹊径表达探求书法瑰妙,既要“入古”,亦要“见我”。而此“行书临晋唐名迹 手卷”即是董其昌出入晋唐,又参以己意,饱有率真意趣,妙在离合之间的经典注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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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创造性临帖风格

是卷水墨绫本,中国书画以质地而言,分“纸本、绢本、绫本”等。其中绫是一种斜纹织法的真丝织物,细密有光泽,又轻薄柔软,颇为书画家所喜。《中国画学全史》亦有载“古画本多用绢,宋以后兼用纸,明人又继以绫。”尤是晚明至清初,文人以“绫”为材,挥毫作画,亦是盛极一时,颇具时代特色。

共分五段,分别临王羲之《宰相安和帖》与颜真卿《寒食帖》、李邕《法华寺碑》、张芝《兰馨帖》、褚遂良《山河帖》、怀素《醉僧帖》。其中颜真卿《寒食帖》原文为“天气殊未佳,汝定成行否?寒食只数日间,得且住为佳耳。”褚遂良《山河帖》原文为“折木叶以安心,采薇芜而长性,鱼龙起没,人何异知者哉?”

董其昌临帖方式诸多,包括实临、意临、背临、参合、溯源、借径、变通等。[1] 此卷其将王羲之《宰相安和帖》、颜真卿《寒食帖》内容融汇,应是甚为独到的“参合”临帖尝试,而《寒食帖》《山河帖》的内容稍有差异,又神气完足的书法格调,则可证亦是“背临”、“意临”而成。

在南京艺术学院教授金丹《论董其昌的创造性临帖观》文中,曾列举董其昌临帖方式,“实临”即忠实于原帖,如董其昌临唐人《月仪帖》,跋云:“书虽余所临仿,实与真帖颇肖似。”临褚遂良良《千字文》,又云:“观者必讶为余本家笔安在也”。“意临”即不固守古法,而在离合之间。《石渠宝笈》著录《董其昌山水卷》,跋云:“使俗人为之,与临本同,若之,何能传世也”。

“背临”则是对原帖之熟稔,信手拈来,如董其昌《临钟王帖卷》,跋云:“书云之日,临钟、王帖三纸,以无帖本相对,故多出入。然临帖正不在形骸之似也”。“参合”可见董其昌的临帖创造之功,不拘泥于一家一法,如临王羲之某小楷帖,其即认为应以钟繇《宣示表》参合。另有“溯源、借径、变通”等临帖方式不一而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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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晋唐墨迹卷,风神独绝

是卷首段临王羲之《宰相安和帖》,此帖曾收于《大观帖》、《绛帖》、《淳化阁帖》等。而颜真卿《寒食帖》则可参见《全唐文》卷三三七,亦见于国家博物馆藏宋拓越州石氏刻帖《颜柳白米四家法帖》。其中“小住为佳”之意,后人多引为典实。董其昌曾言:“余此书学右军《黄庭》《乐毅》,而用其意,不必相似”,《古芬阁书画记》又载,董其昌临阁帖册亦云:“颜鲁公所谓以印印泥,如锥画沙是也。细参右军笔势,过半矣。”

由此可见,董其昌的书法首先出入晋唐,并以本家法,又略以右军原帖笔意写颜鲁公法帖,使得临帖的过程中,学不纯师,笔法相合,而心领神会,遂董氏自家面目勃然而出。其亦曾言:“潇洒苍秀,无虞、褚态,亦复不类右军《序》笔法,盖不受法缚,乃自成家”。

同时,“余临大令帖,知鲁公得笔于献也”,则亦应可证董其昌将王羲之、颜真卿二帖融合一处,当是刻意为之,亦有书法溯源之意。

董其昌临王羲之《宰相安和帖》、颜真卿《寒食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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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段节临李邕《法华寺碑》,此碑为唐开元二十三年李邕五十七岁时所书,又名《秦望山法华寺碑》,世传仅一剪裱孤本,为何绍基旧藏,今藏上海博物馆。《宣和书谱》载:“邕精于翰墨,行草之名尤著。初学右军书法,既得其妙,复乃摆脱旧习,笔力一新,李阳冰谓之书中仙手。”此帖即李邕脱胎自右军,又自出机杼,行笔笔力遒劲舒放,笔法险峭爽朗,线条亦更浑厚的传世佳作。

而董其昌汲取原作紧凑结体,夺其神情,用笔亦更清雅跳动,圆润挺拔。其临李邕《娑罗树碑》时,亦言:“以《大照禅师碑》笔意参合临之。”可见亦融入己意。节录文字:“叶公好龙,已遇真物。罗汉测佛,未了圣心”亦得禅意。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有言:“余自此始沉酣内典,参究宗乘,复得密藏激扬,稍有所契。”亦是游戏禅悦,一吟已知其妙。

此外,董其昌的书法,学李邕数十余年,又参以他家笔法,如曾言:“学李北海书五十年矣,初时专习,颇为近之,自见米老运笔多诋诃,辄复忘其旧学。”即是参以米芾的运笔。

董其昌临李邕《法华寺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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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芝,字伯英,善章草,后脱去旧习,省减章草点画、波桀,成为“今草”,张怀瓘《书断》称其:“学崔(瑗)、杜(操)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脉通于隔行”,三国魏书家韦诞誉之为“草圣”。

王羲之对张芝亦极为推崇,认为汉、魏书迹,惟推钟(繇)、张(芝)两家,其余不足观。张芝《兰馨帖》并未见载,疑为张旭(字伯高)之误。明末秀水李日华《六砚斋笔记》有载,文徵明、文彭曾跋顾从义藏《兰馨帖》,并考定为张旭所书。

节录部分文徵明跋文:

“右草书帖云:‘兰虽可焚,馨不可夺。今日天气佳,足下拨正人同行。’相传为嵇叔夜书。余验其笔,为张长史书。山谷云:‘颠工于肥,素工予瘦,而奔逸绝尘则同。’此书肥劲古雅,非长史不能。叉余尝见公所书《濯烟》、《宛陵》、《春草》等帖,结体虽不甚同,而其妙处,则与此实出一关纽也。”

文徵明跋文与董其昌所书内容,亦有些许出入。由此亦可见董其昌背临法帖,很多时候只是意背临之,而非一味忠实原帖,唯全凭印象,取其书法神采,“出帖”而“见我”。这种看似不经意而为的书写,却正是匠心独运的直率天真,全然无刻意之态。

“兰虽可焚,馨不可夺”亦饱有高士之洁,董其昌《容台集》亦认为此语可与文天祥《正气歌》诗作注脚。而关于张旭,董其昌以“悬崖坠石,急雨旋风之势”形容其书之凌云观感。

董其昌临张芝《兰馨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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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遂良为初唐四大书家之一。贞观年间被封为河南郡公,故称“褚河南”,其初学欧阳询,后学虞世南,并取法王羲之,融会贯通,自成一家,世有“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之誉。

《淳化阁帖》卷四刊有褚遂良《山河帖》,用笔高古,有晋人道美之风又不失骨力。相较于原帖,董其昌此书瘦硬清挺,更为清逸灵动,可谓别有意致。辽宁博物馆藏董其昌《行书临褚遂良〈枯树赋〉卷》作于古稀之年,依旧风神流露,散淡雅洁。北宋黄伯思亦曾言:“《山河帖》乃褚河南所书《枯树赋》中钞出耳,此庚子山作而褚书之。”

董其昌临褚遂良《山河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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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素有“草圣”之称,所作率意颠逸,千变万化,法度具备,自然是董其昌的取法对象之一。尤是明朝万历年间以后,禅风浸盛,士大夫中间逐渐形成一股逃禅之风,以无端空虚禅悦,自悦于心,而董其昌斋室名为“画禅室”、“墨禅轩”,所著如《画禅室随笔》等,皆可见其禅意。

此外,董其昌习怀素的书法,往往参以他法,又悟其书之“字中禅”。如其临怀素《自叙帖》时曾言:“余每临怀素《自叙帖》,皆以大令笔意求之。……旭、素故自‘二王’得笔,一家眷属也。”

此《醉僧帖》参见董其昌自刻《戏鸿堂法书》卷七,是怀素观南朝张僧繇《醉僧图》后所跋题诗,其中“草圣欲成狂便发,真堪画作醉僧图”亦见怀素行笔有龙蛇飞动之势。而董其昌取其狂发神髓,又融王羲之笔意,得天真平淡之逸。

董其昌临怀素《醉僧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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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卷囊括王羲之、颜真卿、李邕、张芝、褚遂良、怀素等书坛六位大贤笔法,名帖满目,而董其昌又分别以行书、行楷、行草、草书等多种书体挥洒自如,攫取原帖笔意,或意临,或背临,或参合,或溯源等,在体现原帖风采骨力之余,更多的是融会贯通,法无定法,而形成其特有的从容、静穆、一任自然的“董书”真谛。

考董其昌馆藏临帖墨迹中,所书名家少则二者,多则逾十家,常见者多为三、四家,于晋唐名家书写合于一卷过六段,且皆取名帖中吉语、偈语、警语、戏语者,此为仅见。是卷这种交杂的开拓性的临帖方式,使得董其昌所作风神独绝,如清风飘拂,微云卷舒,亦不落前人窠臼,全面体现其各种临帖的美学思想,则更稀珍,“一代宗师”,诚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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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鉴考辨,以断书时

董其昌 题识、钤印

是卷钤印“知制诰日讲官”、“董其昌印”。其中“知制诰日讲官”,为其在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及第后,任翰林院编修兼知制诰,万历二十二年(1594)又充任皇长子朱常洛讲官,遂将“知制诰”、“日讲官”合二为一。

事实上,董其昌的作品印鉴使用,对于官印尤为青睐。如其他官印另有“太史氏”、“宗伯学士”、“大宗伯印”、“清宫太保”等,俱是表明其书作时所任的官职情况。而“知制诰日讲官”距其天启二年(1622)应召北上,成为太常少卿,掌国子司业,前后已有二十余年。这段时间,董其昌赋闲在家,使用频率自然亦高。

而由于作者经常的使用,书写此卷时,知制诰日讲官”与“董其昌印”两方印鉴,残损已较为严重,又因书于绫本之上,其字型略有偏移。董其昌研究专家李慧闻《“董其昌的世纪”展览作品用印分析》文中,有明确分析。

节录部分译文,如下:

“本展有三件作品上钤此两印,其时间跨度达六年之久:1607年作《行书临宋四家》(13、14号印,这是据我所知最早钤该对印的),1610年作《书画圆光》(16、17号印),1613年作《荆溪招隐》跋(19、20号印)。这两方章使用太多,损坏日甚,特别是“董其昌印”,很难判定这三对印(13/14、16/17、19/20)就是同一对对章在不同时期、不同损耗情况下出现于不同的董其昌作品上而已。”

“迄今为止,我发现的最晚钤用13/14号对印、16/17号对印和19/20号对印的是董其昌1615年7月题唐寅《观杏图卷》的跋文,是图现藏苏州博物馆(《苏州博物馆藏画集》图版14,1963年)。而到了1617年,董其昌则开始钤用另一对章(64/65,见XVI组)。1616年3月,董宅被毁(见《董其昌的一生》第4部分),估计原对印亦毁于一旦,董其昌乃因此着意复刻一过,即得64/65号对印。因此,这些印均可断定时间在1607年至1615年之间,稍早的如他题《具区林屋》所钤 印,磨损相对较小,稍晚些的如他题《刘中使帖》所钤印,则磨 损已经相当严重了。”

“董其昌钤盖“知制诰日讲官”与“董其昌印”对印的题及跋数量极夥,而不署年款的更比比皆是。……因此,这些印均可断定时间在1607年至1615年之间,稍早的如他题《具区林屋》所钤 印,磨损相对较小,稍晚些的如他题《刘中使帖》所钤印,则磨 损已经相当严重了。”

图自:李慧闻《“董其昌的世纪”展览作品用印分析》

而将国内各大博物馆董其昌书作中同时钤有“知制诰日讲官”和“董其昌印”的数件完整书作举例说明李慧闻所论二印残损情况。依据款识以及印章残损情况,亦可知是卷《临晋唐名迹》应作于1613-1615年间,且时间上应靠近于1615年所作。

如故宫博物院藏董其昌《行草书诗卷》,作于1611年,钤印“知制诰日讲官、董其昌印”,此二印状态已见破损。苏州博物馆藏董其昌《墨笔山水图卷》,亦是绫本,其中“董其昌印”与本作同,残损状态明显,款书与本作亦相近。而故宫博物院藏董其昌《行书五律二首册》知制诰日讲官、董其昌印”此二印状态已有残损严重,“其”字左竖画明显向右倾斜。余者不一而足。

列表如下:

国内各大博物馆董其昌书作中同时钤有“知制诰日讲官”和“董其昌印”的数件完整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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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退还,名家题引首

上海博物馆退还,入藏编号202716

是卷为上海博物馆退还,入藏编号202716。卷前引首上海朱孔阳题“香光墨宝”四大字,笔酣墨饱,书香满卷,又可谓是“锦上添花”。

朱孔阳(1892-1986), 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字云裳,晚号庸丈、龙翁。十六岁从师学医。清宣统二年(1910)加入同盟会。后在杭州基督教青年会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任浙江省抗敌后援会常委及杭州留守、万国红十字会杭州分会华方总干事。1938年后寓居上海,任迁沪的金陵女子神学院、金陵神学院文史教授。

生平爱好金石书画,为文物鉴赏家兼收藏家。建国后,发起成立上海美术考古学社。1952年辑成《殷墟文字考释校正》。1953年应上海中医学院医史博物馆之聘,征集、鉴定医史文物资料。历任杭州市文管会委员、上海文史馆馆员。

朱孔阳题引首

结语

董其昌曾言:“世人但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山谷语与东坡同意,正在离合之间,守法不变,即为书家奴耳。”又谓:“临书要如李光弼入郭子仪军,旄旗一变。又如苏、张纵横,同出于鬼谷,不为其所笼罩。虽肖似不足称也。”可见其所推崇的临帖即在古人之法度里迂回,又能出入自如,意到而笔先,而绝非一味追求“形”之毕俏,沦为书奴。

是卷在不同的书体之间,董其昌以“妙在能合,神在能离”的淡雅笔墨,优游不迫,奇纵放逸,舒朗从容,意态呼应。是其致力于师法古人,入古人三昧,又不拘格套,自熟而生,杂糅中充满变化,终得多晋唐神韵,自成“董书”面貌的佳作。上博退还,更显其珍。

而董其昌所开创的独特临帖审美思想,尽囊于斯,可见是卷对于探究其书法根源亦有重要意义,而旷达的行距中,运诸家笔法,自如表现秀润华滋,任情所至的气韵,又可证“一代宗师”董其昌,颜真卿后第一人,当非虚言。

参考资料:

[1] [2] 金丹:论董其昌的创造性临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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