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我辽东，毓我岭南”是王贵忱先生的一方私印，大意有二，其一即半生漂泊，从铁岭迁徙广州，随处可居；其二则为根植岭南之地获益匪浅，受熏养殊深。笔者私以为，以先生的“通才博学”，透彻研究并反哺毓秀岭南文化，嘉惠学林，当可作又一释义。

在岭南，“南漂”的王贵忱结识诸多良师益友，如容庚、商承祚、吴三立、黄文宽、赖少其等，尤与容庚、商承祚交谊最笃厚，堪称忘年之交。而其余问安请益、比肩同行的师友则如潘景郑、于省吾、周叔弢、罗继祖、周一良、谢稚柳、李可染等，诸贤在金石书画、版本文献学、古文字学、收藏鉴赏等都有极大建树，造诣深厚。

王贵忱与潘景郑合影

王贵忱与商承祚合影

王贵忱与容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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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此，先生的研究涉及历史学、钱币学、文献学、金石学、书画艺术等诸多领域，收藏亦丰，并以名人书札、古泉为大宗。有人说，王贵忱的藏书家书札收藏可能为近世最富，亦有人言“广东的好东西都在他那”，类此种种，皆可见先生的“可居室”多珍秘也。

此次，崇正拍卖即将呈现“可居室藏信札钱币”专场，可谓名家墨迹累累，蔚为壮观，如袁世凯、袁克文、袁克定、方地山、王国维、黄遵宪、翁同龢、张之洞、罗振玉、潘祖荫、张荫桓、梁启超、黄宾虹、谢稚柳等，内容所述或家长里短，或谈书论学，或时代世相，或家国天下，甚具史料意义、文物及文献价值。而札中作者，或军政要员，或盛誉名流，皆有声望，亦翰墨缥缃，所谓“因人而重，片纸可珍”，当作如是观。

2016年11月18日，王贵忱与沈津

在广东崇正参加张荫桓手札研讨雅集

/ 袁世凯有关重要人物事件专题 /

袁世凯（1859-1916）

袁克定（1878-1958）

袁克文（1890-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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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 致袁克定关于坠马事信札

信札 水墨纸本

25.5×17.5 cm. 约0.4平尺（每幅）

出版：《袁世凯父子书迹摭谈》，胡文辉，《收藏拍卖》2004年第三期，第17页。

作为袁家嫡出长子，袁克定风度翩翩，是袁世凯最器重的孩子，惜因“坠马”之事，没有得到及时医治，而落下腿疾。此后其因腿疾被袁世凯安排至德国治疗，并在居德期间，与彼时德国的皇帝威廉二世往来频繁。

威廉二世一直怂恿袁克定说服袁世凯恢复帝制，而袁克定从初始的敷衍了事到对于“君临天下”的权力渴望，逐渐认同帝制，并潜移默化影响父亲袁世凯对时局的判断，最终冒然称帝导致众叛亲离，没过多久便郁郁离世。在袁克文《辛丙密苑》中，亦有记载，袁世凯当大总统未几，家乡彰德府一带治安不稳，袁宅家眷日日惊恐。于是袁世凯在天津卫另置新居，安定家眷。然袁克定和母亲却借口留守祖产，不愿搬迁。当日，袁克定乘坐骡车送别弟弟袁克文一行到车站，回来时改骑袁克文的马。孰不料因“马惊辕折”而坠马，酿此意外。

“大兄原乘骡车来，归乃乘予之马，予阻之，不听，望其款段入村，未几车行。方至津，彰德已先电至，谓大兄坠马，伤甚，嘱予归视，先公亦电令归……”——袁克文《辛丙密苑》

关于坠马，据传事后袁克定曾因觉此事不吉，问卦相士。相士称：“马受惊吓，车辕折断”，“辕”与“袁”同音，故“折辕”即“折袁”，预示有大凶之象。袁克定闻言连忙请教破解之法。相士沉思片刻，又道：“辕折后，改辕则车亦可前行”。“改辕”谐音“改元”，袁克定思索不解，回言：“父亲已是大总统，天下一人，如何能够改元？”话罢，相士哈哈大笑，捋须密告：“大总统改为皇帝，岂非‘改元’乎？”自此，袁克定更认为称帝似乃天定，其心亦愈坚。

此传言之说，亦真亦假，不足尽信，然“坠马”却是真实影响了历史进程之大事，包括袁克定与威廉二世的结识，忌惮袁克文等。信中，袁世凯言及“接彰电，汝坠马受伤，骇念。仲芹即先去看，另延他名医续往，详细情形，专弁等往视”，足可见父亲对于爱子受伤，紧急请医生诊治的关怀之心。袁世凯回籍养疴时曾复信张一麐：“弟足疾多方调治, 迄未大痊。现经仲芹每夕使用电气, 血脉颇觉活泼, 惟步履究未能爽健如常。”亦言及“仲芹”。

唐绍仪与袁世凯

而“近日事机稍顺，少川约明日可抵津，不似日前之执拗，大局可望不致决裂，望勿为念。”其中“少川”即唐绍仪，清末为南北议和北方代表，民国时出任第一任内阁总理。其与袁世凯自朝鲜时，便有交谊，相交数十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唐绍仪亲自带着短刀将袁世凯护送到了英国人的军舰上，秘密回国，亦可知其对袁氏有“救命之恩”。

袁克定坠马的时间，为1912年初，正是唐绍仪将南京内阁移至北京之时。因袁世凯大权独揽，对唐绍仪推行责任内阁制、事事都遵守约法等做法甚为不满，二人矛盾愈深，然并未决裂，故袁世凯言“大局可望不致决裂”，希望袁克定安心养病，无须挂念政事，此亦可证袁克定对于袁世凯的“决策”多有辅佐、建陈。信末，袁世凯又言“家眷稍缓，完移亦无不可，汝可暂在彰调养”“切勿著急，至要”等，亦是殷殷嘱切，器重、疼爱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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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 致五弟等信札关于袁克定坠马事一通四开

信札 水墨纸本

25.5×17 cm.×4. 约0.4平尺（每幅）

出版：《袁世凯父子书迹摭谈》，胡文辉，《收藏 拍卖》2004年第三期，第18、19页。

著录：《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读》P340-341，岳麓书社出版社2005年8月。

相较于致袁克定札，袁世凯的焦急、担忧之念，尚有“严父”自制，此信中其对于爱子坠马导致足疾的病情，则完全流露，极为忧心忡忡。如言及袁克定坠马后伤在脑部，倘若不及时医治，恐落下残疾。彰德府中的医生多是胡乱治病，又宅中嚣杂，不宜养病，告知须将袁克定移至天津医院进行医治调理，途中也要诸位医生跟随照料。袁克文《辛丙密苑》中，亦有言及袁克定伤及脑部，并称因此事最终遭“相士”愚弄，酿成“洪宪称帝”之祸。

“后大兄伤虽愈，而脑髓经震，神思昏乱，其病确原事不遂意，愤憾而成，卒因此遭人愚弄，酿成洪宪之祸，呜呼哀已……”——袁克文《辛丙密苑》

而“查经络硬伤一门，断非草根树皮所能治，尤非中医所能得其原委，用杂治之法必至误人性命，必须专信西医诊治方可望痊。”则可见袁世凯对于“中西医”的观念。传言袁世凯并不信任西医，凡有疾病都请中医把脉开方，而是信则可证此说之谬误也。显然，袁世凯对于西医颇是推崇。信中，袁世凯又请众人届时常到医院探望、照拂袁克定，又一再告诫“万不可再乱治”，其对于袁克定的关切，溢于言表。而数年后，袁克定因袁世凯病重，其不信西医，又想树立“孝子”形象，竟效仿古人“割股救父”，使得知道“药引子”真相的袁世凯更是郁结不散，不久就撒手辞世。

“兄年已逾五旬，当此乱世，只此一子可支门户”，此语则直接透露出袁世凯对于袁克定的器重，指望其将来承继诺大家业。袁世凯又说天津名医诸多，可延请十位八位一同诊断，相信定有诊治之法。可惜，袁克定最终因不及时有效治疗，落下腿部残疾，并因“跛脚”，外号“袁大瘸子”。信末“近日万忙，不意添此意外心思，伤心，运舛，徒呼奈何。”亦述及袁世凯政事繁忙，爱子又遭此意外横祸，倍感伤心。

此外，上款人“五弟”为袁世辅，“勉弟”应为袁世钊，号勉堂，袁世凯族弟，精通医术，曾任袁世凯大总统府国医顾问。札中“桂庭”为留德西医屈永秋，曾为光绪皇帝治病，并撰《诊治光绪皇帝秘记》一文。袁世凯的墨迹鲜少，而此二信关于“袁克定坠马”，对于“洪宪称帝”堪称如“导火索”，亦是关于袁氏父子关系的直接呈现，意义重大，殊为难得。

lot 1354

袁克定 致端方信札一通一开

信札 水墨笺本

25.5×17.5 cm. 约0.4平尺

藏印：王贵忱印

上款人“匋斋”即端方，清末大臣，金石学家。清末，朝廷遣派端方、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等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宪政，袁克定为随员，不过因其母不舍，终未成行。袁克定复辟帝制的重要推手杨度，曾帮助端方译述各国宪法和制度。袁家与端方亦有戚谊，袁世凯第五子袁克权娶端方之女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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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克文、黄宾虹 题古印两开

信札 水墨纸本

13.5×9.5 cm. 约0.1平尺

16.5×12 cm. 约0.2平尺

说明：黄宾虹留心古鉨，收藏尤富。此一开跋“都乡侯印”等四印，考证精详，且以汪訒庵《集古印存》为质，可见对古印玺及其印谱之熟悉。本专场1410黄宾虹为姚石子藏《集古印存》所作题跋，可作参照。

钤印：雾隐、卫桐禅宜寿昌

藏印：贵忱寓目

出版：

1、《袁世凯父子书迹摭谈》，胡文辉，《收藏 拍卖》2004年第三期，第20页。

2、《袁寒云的书法及其轶事》，王贵忱，《收藏 拍卖》2004年第三期，第28页。

此为袁克文、黄宾虹题古玺印两开。其中黄宾虹收藏古玺极富，据褚德彝《金石学录续补》记，至1920年时已逾两千枚。黄宾虹《玺印自叙》中亦曾言：“金石文字，昕夕摩挲，惟于玺印尤所酷好。屡得屡失，可千百计。”此跋言中，黄宾虹以汪訒庵《集古印存》以及《三国志》《续汉书》等为质，考证精详，可见其印学、古文学底蕴深厚。

而袁克文与张学良、张伯驹、溥侗有“民国四公子”之称，其才华横溢，精于鉴赏，能书善画，富于收藏，对于金石学亦深有研究。据袁克文《洗印记》载，此“魏曹整铜印”出土于安阳，为其以两个玉佩、两枚银币所换。而当时端方亦在安阳，其素好金石，知此印为曹操幼子曹整私印，极为珍爱，钤拓数纸珍赏，又请求袁克文将此印暂留府中再玩赏数日。然而端方离开安阳时，似无归还之意，无奈之余，袁克文潜入端方住处，怀揣而去。是印后来不慎掉落颐和园湖中，又掉入西苑的北海，袁克文更是不惜重金悬赏，才从水中捞出，失而复得。此堪称逸闻也。

“于洹上农家，以玉珮及银币二，易得魏武帝幼子曹整印，适端陶斋信宿村中，便持印往质，端据印赞叹，称奇者再。取印泥拓数纸，印留无还意，且即日欲行，忧之。会群饯端于别馆，乃乘隙入室，怀之以归。后印一度堕颐和园，再堕于西苑之北海，悬赏求得，又为友人巧取而去，以计赚归，系襟带间凡十年，既而与古匈奴玉玺，汉秦嘉玉印，汉虎牙将军银章，同藏宋代错金镂银宝匣中，日夕置枕侧。一日，出印摩挲，坠唾盂中，加以洗拭，忽露光色，用布磨擦，采泽毕现，乃古之紫金。认为获于十载前，昭于十载后，喜而写《洗印记》纪其事。”——袁克文《洗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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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克文 《篆圣丹翁》稿本二页

信札 水墨纸本

25.5×17 cm.×2 约0.4平尺（每幅）

藏印：铁岭王贵忱章、王贵忱印

出版：《记袁寒云论书法手稿〈篆圣丹翁〉》，叶天军文，《收藏 拍卖》2006年第三期。

袁克文《篆圣丹翁》稿本中，对于张丹斧的篆书推崇倍至，称其能得古人之旨趣，超然象外。张丹斧，近代文学家、报人、收藏家、书画家，南社社友，好金石，骨董，喜藏古钱，精书法，融章草与瘦金体为一。袁克文与张丹斧的交谊甚深，二人曾同为《晶报》主笔，又同有金石之癖，时有鉴赏雅集。张丹斧曾对毛公鼎上的文字进行整理，亦可见其金石学造诣匪浅，札中袁克文亦言及“昨丹斧兄见过，出视所临毛鼎，予悚然而惊，悠然而喜。”此稿本既是袁张二人密切往来的呈现，亦应可视为“青帮大佬”袁克文在上海时期的见证。

lot 1355

袁克文 诗札一开

信札 水墨纸本

29×18 cm. 约0.5平尺

题识：而今又见倪高士，怪石疏林寄慨深。一擢秋风尘不到，独来何地足登临。题愚公师画山水便面。丁卯（1927年）七月，寒云。

钤印：克文之鉨

藏印：铁岭王贵忱印

出版：《袁世凯父子书迹摭谈》，胡文辉，《收藏 拍卖》2004年第三期，第21页。

此为袁克文诗札，其中“愚公师”应为宣哲，字古愚，一字愚公，擅山水，富收藏，精鉴别，曾舆黄宾虹结为贞社，各出金石、书、画，以相玩赏。写山水，秀雅绝伦。亦与方地山、张丹斧等友善。袁克文曾学习诗词，故札中称“师”，诗意则称宣哲的绘画如倪瓒笔下的怪石疏林，有空灵之美。

专题中，另有方地山致周叔弢信札、书法扇面等墨迹。袁克文为方地山的弟子，二人志趣相投，汲古为乐，可称同道，又袁克文长子袁家嘏娶方地山之女方根为妻，故彼此亦为儿女亲家，自是交契极深。其余如王揖唐、袁世钊等不一而足。

lot 1178

方地山 行书双面

镜片 水墨纸本

24.5×72 cm. 约1.6平尺

题识：一、小立多时，对面相看，不信前番春梦，无端遂成小别；桃花如此，昔年休说，但期异日秋波，临去还我桃根。此就其初名叙本事。 徵舒似我，聊以解嘲。谢春风吹花上枝。天下岂有无父国。罗敷相逢，犹言未嫁。倩江水为人洗目，再来应上望夫山。（文略）叔弢属写平生赠妓联语，因先叙薛涛本事为谈助，啜泣嗟及去断冰词一间耳，大方。

二、妇人醇酒，便了英雄，到此方知天下小；明月扬州，都劳梦想，相看应说广陵涛。此与涛初相见之词。君从生小，怕说家山。看冉冉春光，更能消几番风雨。我涉波涛，也经沧海。算朝朝携手，全不见半点清狂。此欲其相从之词。（文略）此偶然决绝之词，末二语罗瘿凑合。

藏印：王贵忱印、可居室印、铁岭王贵忱印

出版：《钱币学家方地山轶闻与书法》，王贵忱，《收藏·拍卖》2004年第一期，第4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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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地山 行书双面

镜片 水墨纸本

24.5×72 cm. 约1.6平尺

题识：一、臣卜其昼未卜其夜，君以此始必以此终。与邓七卜居二年，皆俾昼作夜。一日，邓为所天索书团龙八言，时友仲云在旁为伸纸，见所书为：使君有妇罗敷有夫。笑曰：此下联也。余即写：臣卜其昼未卜其夜，为出语相与捧腹。越五年，京师重见，邓友亦在侧，难曰罗敷无夫矣。卜昼乎，卜夜乎。余谓七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友譁曰：集句叙事以臣对君，真天成也。（文略）叔弢三弟一笑。大方。

二、微闻环佩又到人间，本来诸葛大名应垂宇宙。云想衣裳依然天上，莫怪丰干饶舌打破禅关。微雨芳田，愿祝东风种红豆。云开月出，依然北地卖胭脂。右赠微云。（文略）微云名为林映翠所锡，海上人，不知有淮海词者，或写作薇云。大方。

藏印：铁岭王贵忱印、可居室印、王贵忱印

出版：《钱币学家方地山轶闻与书法》，王贵忱，《收藏·拍卖》2004年第一期，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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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地山 阮寿岩先生六十寿序

手卷 水墨纸本

28.5×271.5 cm. 约7.0平尺

题识：阮寿岩先生六十寿序，大方代罗振玉撰。

藏印：铁岭王贵忱章、可居室印

出版：《钱币学家方地山轶闻与书法》，王贵忱，《收藏·拍卖》2004年第一期，第40、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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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揖唐 致大总统信封

带火漆正反，有袁世凯亲笔题字

信札 水墨纸本

尺寸不一

释文：大总统钧启。王揖唐谨呈。摘告施礼官。内。（袁世凯批）

出版：《袁世凯父子书迹摭谈》，胡文辉，《收藏 拍卖》2004年第三期，第19页

/ 黄遵宪专题 /

黄遵宪（1848—1905）

黄遵宪，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是晚清思想大家，积极主张维新变法，曾参与“戊戌变法”，亦先后出使日本、美国、英国、新加坡，致力保护华侨利益，被誉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其亦倡导诗界革命，有“诗界革新导师”之称，康有为、梁启超、陈三立等对其诗歌改良无不推重，称之独辟境界，卓然成家。

惜其墨迹传世鲜少，此批可居室旧藏黄遵宪书札，系黄遵宪自新加坡总领事卸任回国，以及戊戌变法失败后，蛰居老家时致家人、亲友者，均为其人生重大节点之史料，尤其是最晚年之笔，对于研究这位杰出人物晚年的精神世界有着极其珍贵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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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 致钟颖阳信札一通两开、致钟大老爷信封一枚

信札 水墨纸本

24.5×11 cm.×2 约0.2平尺（每幅）

20.5×9 cm. 约0.2平尺

藏印：王贵忱印、可居室主

说明：此信为黄遵宪致其亲家钟颖阳，钟字子华，广东镇平人。

札中诗引自黄遵宪《岁暮怀人诗 其三十》有诗云：“石鼓摩挲拜孔林，每谈佛性说仙心。赤松辟谷知难学，要学先生戏五禽。”并“自注钟子华茂才”。考钟颖阳，字子华，号藕华，父亲钟孟鸿为道光二十四年进士，官至监察御史，以廉直饮誉于时，与黄遵宪父亲黄鸿藻为挚友。而钟颖阳虽为秀才出身，亦倍受尊重，并与黄遵宪为儿女亲家，黄遵宪长女黄当樛嫁给钟颖阳次子钟实君为妻。

札中“弟年来孱弱兼患幽忧，亟欲从公一叩养生之术”则可见上款人擅岐黄养生之术。丘逢甲有诗《秋日藕华枉过山居，次元韵》，云“混俗仙人钟颖阳，劫尘世界少班行”，称其仙人，另有《重游清凉洞呈藕华道长》，亦称“道长”，可见钟颖阳确喜神仙之道。结合信封“宏才店钟大老爷（紫华）道启。黄缄。”显然受信人为黄遵宪亲家钟颖阳。而“觅一片干净土可以把臂、可以促膝者，苦不可得。”提及其此间苦觅知音却不可得，“长沙皮漆、宜兴泥壶谨以呈之左右”又言及长沙，故揣是信或当为其在长沙协助陈宝箴新政变法前后所书。

信笺双钩圣教序“公度上书”，信封双钩集尧庙碑字“公度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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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 致宪台文稿四开

信札 水墨纸本

25.5×18 cm.×4 约0.4平尺（每幅）

藏印：铁岭王贵忱印

此为黄遵宪晚年为肃清会党，保境安民上呈“宪台”的稿本。上款人“宪台”为尊称，维新变法失败后的黄遵宪赋闲回到家乡广东，仍不忘国事，曾有诗《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云：“君头倚我壁，满壁红模糊。起起拭眼看，噫吁瓜分图。”亦可见其对于时局变化、民族命运之牵挂。

札中“于所派吴副将石参将及喜字各营中，拨勇一营，选派大员，授以事权……”“以二百勇随营捕犯，再以三百庸择要屯扎”等，可知黄遵宪详细罗列调兵条陈，颇善用兵之道。

此上款“宪台”疑为陶模（1835—1902），字方之，一字子方，官声殊佳，百姓建有专祠。光绪二十六年八月至二十八年五月间，其为两广总督。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广州病逝，获赠太子少保，谥号勤肃。笔者考 《<申报>广东资料选辑 6 1902-1907.6》P15，四月七日记：“禀请剿匪，广州访事人云：日前广东嘉应州属绅士黄遵谦赴督辕察请派勇前往剿匪，督宪陶芷芳制军批示云。剿匪须仗勇力，捕匪则全在州县。……抽调原派赴嘉属之喜勇往办，已电饬广毅军全营驻扎。……”

《<申报>广东资料选辑 6 1902-1907.6》P15

其中“黄遵谦”应为黄遵宪之误，彼时黄遵宪亦里居嘉应。“喜勇”指喜字营，“吴副将”或为吴祥达，哲字营将领，墨积善为喜字营将领。而《<申报>广东资料选辑 6 1902-1907.6》P15，四月十一日亦记：“即饬嘉应州体察情形，与该绅妥办禀报，石参将广毅一军，现系全军移驻该州……切实清查围捕”，则与札中所言“吴副将石参将及喜字各营”等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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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 致梁居实信札一通两页

信札 水墨纸本

22×31 cm.×2 约0.6平尺（每幅）

藏印：王贵忱印

出版：《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王贵忱、王大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3月版，186—189页。

说明：上款仲受即梁居实（1843-1911），字诗五，又字仲受，为黄遵宪密友。

梁居实（1843-1911），字诗五，又字仲受，清末嘉应人。中举后历任羊城、应元、菊坡书院山长。1903年出任外交官，历任驻日、德、比等国使馆参赞。著《梁诗五先生遗稿集》。其与逢甲为莫逆之交，并结为儿女亲家，与黄遵宪亦为密友，相交甚笃，究心时务，相互砥砺。黄遵宪《日本国志》初稿写成后，曾请梁居实修改及作序。

是信黄遵宪闻听梁居实意气颓唐后颇为郁闷，遂致信鼓励，关心其精神状态。札中称梁居实“儿女情短，风云气多”，并以东汉党人身处逆境，依旧忘怀得失勉励老友。黄遵宪亦言及乡居时，其著述自娱，当抑郁难语时，辄伸笔疾书，或挑灯自读，萌有凌云之志，积极乐观。可见彼时黄氏虽因戊戌变法失败，然内心仍不屈不挠，浩气磊落。而“肃王袁督推荐之语，然某以为出处听之，天非人力所能推也”则是言及肃亲王善耆、直隶总督袁世凯请其出山，而其则已明白天下大事，非人力所能挽救，故其称病婉言谢绝。

此书札内容，曾以抄件形式刊出（《黄公度佚文两篇》，载《明清诗文研究资料集》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0月版），墨本真力弥满，更显其珍。尤是信中黄遵宪虽受挫折，其志愈坚的思想面貌对于研究其晚年的精神世界，有直接参考价值，殊为难得。信笺为双钩“黄公度启事之书”大花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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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 致和儿札一通一页

信札 水墨纸本

20.5×22.5 cm. 约0.4平尺

藏印：可居室、王贵忱印

出版：

1、《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王贵忱、王大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3月版，190页。

2、《广东历代书法图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392页。

著录：王贵忱《黄遵宪的一封家书及其自制信笺》，载《可居丛稿》（增订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版，666—668页。

说明：上款和儿为黄遵宪次子黄鼎崇，谱名履和，字仲雍。

“和儿”即黄遵宪次子黄鼎崇（1873—？），谱名履和，字仲雍。1890年随父亲黄遵宪到英国，入学读书，此后一直随侍在侧。1891年娶梁国瑞三女。札中“香帅”即张之洞。结合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又张之洞于光绪二十年（1894）由湖广总督任移署两江总督，以筹防需人，奏调黄遵宪归国，时黄氏在新加坡任总领事。故此信当作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张之洞任两江总督之时，系戊戌维新之前信札，时黄鼎崇二十三岁。

札中“北洋大臣”或应为新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信笺为“开笺见手札，一纸十三行。人境庐主人用白香山诗制笺”，亦精美。

/ 罗振玉、王国维专题 /

罗振玉（1866-1940）

王国维（1877-1927）

文字学家唐兰先生曾言“卜辞研究，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盛一时。”此说为学界所广泛认同。其中，“雪堂”即罗振玉，“观堂”为王国维，“彦堂”、“鼎堂”则分别是董作宾、郭沫若，四人被誉为“甲骨四堂”，在学术上皆造诣精深。

而罗振玉为“甲骨四堂”之首，审释文字，不遗余力，可称“近代传古第一人”。王国维品行坚贞，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各方面均成就卓著，被视为旧文化最高的“士大夫精神典范”。罗王二人因共好文字之学，彼此间时有学术探讨考订，遂成莫逆，更结为儿女亲家。所涉研究称“罗王之学”，亦是影响深远。

lot 1181

罗振玉 致宝熙信札一通一开

信札 水墨纸本

24.5×17.5 cm. 约0.4平尺

藏印：可居室主

出版：《可居室藏书翰·罗振玉》，王贵忱、王大文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版，98—99页。

说明：宝熙（1871—1942），字瑞臣，亦作瑞丞，号沈盦，室名独醒盦。满洲正蓝旗人，爱新觉罗氏。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国子监祭酒，学部左侍郎，山西学政，宪政编查馆提调，修订法律大臣，总理禁烟事务大臣等。入民国后，任大总统府顾问、参政院参政等。著有《沈盦诗文稿》、《东游诗草》。擅书法，收藏碑帖拓本甚富。罗振玉与宝熙关系密切，二人曾同在学部任职，冯玉祥驱除溥仪出故宫，二人又同为善后事宜之清室五人代表。此致宝熙信札7通，多为罗振玉旅居日本京都时，涉及书画交易事，可以看出民国初年旧官僚之生活状况，对于罗振玉通过书画买卖而矢志传古事业，具有第一手材料价值。

是札应为罗振玉居日时所书，上款人宝熙为清廷宗室，入民国后，任大总统府顾问、参政院参政等。二人曾同在学部任职，冯玉祥驱除溥仪出故宫，又同为善后事宜之清室五人代表。札中罗振玉言及“风云遽起，不知将来波谲云诡变成何状，世事真如观弈也”感叹世事变迁，瞬息万变，无法预料。张潜若即民国时期曾任北洋政府高官的张国淦（1876-1959），湖北蒲圻人，袁世凯时期曾任教育总长等，黎元洪时代曾任司法总长等，为各方所重。

lot 1182

罗振玉 致宝熙信札一通两开

信札 水墨纸本

24.5×11.5 cm. 约0.3平尺

藏印：铁岭王贵忱印、可居室主

出版：《可居室藏书翰·罗振玉》，王贵忱、王大文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版，84—87页。

是札中罗振玉感谢宝熙所赠《李安喜碑》旧拓本，又请其代购《李大宾碑》。“徐星伯”为徐松（1781-1848）清代史学家，地理学家，字星伯。上虞（今属浙江）人。嘉庆进士。授编修。后入直南书房，奉诏纂辑唐文。“簠斋”即陈介祺（1813-1884），中国清代金石学家。清吏部尚书陈官俊之子。字寿卿，号簠斋。“秋谷”或为赵执信，字伸符，号秋谷。山东益都人。时王渔洋诗名正盛，秋谷欲别树一帜与渔洋相抗。

“游相《兰亭》”即南宋丞相游似曾藏兰亭序拓本百种，以天干编次，从甲乙至壬癸每干十种，称之“游相兰亭”。“宋藕塘”应为宋光宝，生卒不详，号藕塘，江苏苏州人，善于画花卉、翎毛、草虫等，笔法兼工笔、写意之趣。“凤老”应为柯劭志（1850-1933）字凤荪、凤笙，号蓼园。山东胶州人，清亡后，以清廷遗老隐居。

lot 1183

罗振玉 致宝熙信札一通两开

信札 水墨纸本

25×10.5 cm.×2 约0.2平尺（每幅）

藏印：铁岭王贵忱印、王贵忱印

出版：《可居室藏书翰·罗振玉》，王贵忱、王大文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版，88—91页。

是札，罗振玉言及为宝熙书扇，并为碑帖题写观款。此外，其因为修葺顾炎武的故祠，希望出售《龙藏碑》以资助土木费用，包括苏东坡的《丰乐亭》足拓本，欲售价一千元，作为生活果腹之计。顾炎武，别号亭林，后世称为亭林先生。为了印书传古，罗振玉投入大量精力物力，境遇亦陷入窘困，然其仍持之以恒，并未放弃，殊为可钦。

lot 1184

罗振玉 致宝熙信札一通两开

信札 水墨纸本

23.5×16.5 cm.×2 约0.3平尺（每幅）

藏印：铁岭王贵忱印、王贵忱印

出版：《可居室藏书翰·罗振玉》，王贵忱、王大文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版，92—95页。

是札大致为罗振玉与宝熙售卖藏品事宜。关于“苏碑”其言及若已售卖即请寄款，若未售卖烦请将碑帖奉还，言辞间颇值玩味。又言及藏品“金竹”若宝熙存有疑问，亦请一并赐还。同时，罗振玉亦感言实因“炊烟欲断”才被迫无奈转卖以为生计。

lot 1185

罗振玉 致宝熙信札一通两开

信札 水墨纸本

23.5×16.5 cm.×2 约0.3平尺（每幅）

藏印：铁岭王贵忱印、王贵忱印

出版：《可居室藏书翰·罗振玉》，王贵忱、王大文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版，92—95页。

是札，罗振玉感谢宝熙所赠日僧印谱，“此款想到京”则或是宝熙委托罗振玉变卖藏品，故罗氏汇款。“东人饮河易足，不足与言学术也”应是罗振玉感慨日本人对于古拓本没有学术精神，所以滞销。

“刘健之”为刘体乾（1873-1940）字健之，庐江人，刘秉璋之长子，以父荫官江办候补道，历金陵制造局总办、川东道、四川巡按使等，长于碑板之学。“铁云”或应为刘鹗，晚清文学家、金石专家，原名孟鹏，字云博，后更名为鹗，字铁云，笔名洪都百炼生。

另有罗振玉致宝熙、金梁、罗原觉、吴观海、范兆昌等札，皆著录于《可居室藏书翰·罗振玉》一书，洵为珍贵史料，篇幅所限，不一而足。

lot 1188

罗振玉 致金梁信札一通二开

信札 水墨纸本

23×15.5 cm.×2 约0.3平尺（每幅）

藏印：可居室印、王（押）

说明：上款金梁（1878—1962），初字锡侯、息侯，姓瓜尔佳氏，晚号“瓜圃老人”，满洲正白旗人。清朝官员、学者，著有《盛京故书画录》《满洲老档秘录》《清帝外纪》《清后外传》《清宫史略》等。

出版：《可居室藏书翰·罗振玉》，王贵忱、王大文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版，104—107页。

lot 1189

罗振玉 致罗原觉信札一通一开

信札 水墨纸本

23×16 cm. 约0.3平尺

藏印：贵忱泉影

出版：《可居室藏书翰·罗振玉》，王贵忱、王大文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版，108—109页。

说明：罗原觉（1891-1965），原名泽堂，字韬庵、恽卢、韬元，号道在瓦斋、菜园病叟等。广东南海人。出生在广州西关官宦书香之家，专门从事研究鉴别碑、帖、字画等文物和古铜器、古陶瓷、古文字等，积累了丰富经验。他眼光独到，鉴别力强，曾被称为“岭南碑帖第一人”。

lot 1190

罗振玉 致吴观海信札一通一开（附实寄封）

信札 水墨纸本

22.5×12 cm. 约0.2平尺

藏印：铁岭王贵忱印、贵忱泉影

说明：吴观海（1895—1979），字颂芃，号曼公，江苏武进人。出身世家，舅庄蕴宽，曾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等。著有《花曼寿庵诗词录存》、《曼公随录》、《珠字堂杂钞》等。

出版：《可居室藏书翰·罗振玉》，王贵忱、王大文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版，110—113页。

lot 1195

罗振玉 致范兆昌信札一通三开

信札 水墨纸本

24×12.5 cm.×3 约0.3平尺（每幅）

钤印：见张杜杨许未见之文字

藏印：王贵忱印

出版：《可居室藏书翰·罗振玉》，王贵忱、王大文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版，144—149页。

lot 1204

王国维 致邹景叔信札一通一开（附实寄封）

信札 水墨纸本

25×10 cm. 约0.2平尺

藏印：可居长物、铁岭王贵忱印

出版：

1、《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王贵忱、王大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3月版，337—338页。

2、《王国维遗墨及致哀书册数种》，王贵忱，《收藏 拍卖》2004年第二期，第51页。

3、《王国维书札墨迹》P176，山西古籍出版社，2008年1月。

著录：

1、王贵忱《王国维遗墨及书册数种》，载《可居丛稿》（增订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版，676—680页。

2、《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p586，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

札中“罗叔翁”即罗振玉，上款景叔为邹安（1864-1940），字寿祺，一字景叔，号适庐。浙江海宁人。俞樾弟子。光绪二十九年进士。博览古器，考订精详。善书金文，极古拙，行书亦渊雅。邹安曾任教于哈同创办的仓圣明智大学，1916年，其邀请王国维到上海编《学术丛编》杂志，1911年王国维曾举家东渡依罗振玉，至此返国，应聘哈同“广仓学窘”《学术丛编》任编辑主任，兼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从事申骨文字及商周历史研究。

lot 1205

王国维 致邹景叔信札一通一开（附实寄封）

信札 水墨纸本

23×16 cm. 约0.3平尺

实寄封一枚：杭州忠清巷五十五号，邹景叔先生台启，上海大通路王缄。

藏印：可居长物、铁岭王贵忱印

出版：

1、《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王贵忱、王大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3月版，335—336页。

2、《王国维遗墨及致哀书册数种》，王贵忱，《收藏 拍卖》2004年第二期，第52页。

3、《王国维书札墨迹》P177，山西古籍出版社2008年1月。

著录：

1、王贵忱《王国维遗墨及书册数种》，载《可居丛稿》（增订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版，676—680页。

2、《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p584-585，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

是札中，王国维闻知邹安母亲仙逝，称“老伯母大人福寿全归”，请其节哀顺变。同时王国维言及罗振玉所寄《天竺字源》《悉昙字记》两箱，届时将戚友张尧香顺带寄出，再送往哈同花园。张尧香，彼时为上海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此前王国维从日本回到上海，所有行李搬运装卸之事，亦皆由张尧香负责。《悉檀字记》、《天竺字源》二书，为罗振玉借用北宋写本，以玻璃板缩小刊印，此亦可见罗振玉专力传古之事。而王国维墨迹鲜少，又附有实寄封，尤是可珍。

lot 1206

王国维、沈曾植等签名公启优待皇室条件

信札 水墨纸本

尺寸不一

辛亥革命后，清政府代表与南京临时政府代表商定优待原皇室条件，宣统三年（1912）十二月公布，自此清廷退出历史舞台。是拍品文献价值重大，签名者亦多为前清遗老，饱有声名，如王国维、沈曾植等。

而“优待皇室条件”与王国维此后自沉，更是有密切关系。1923年，王国维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彼时清帝虽已退位，然王国维由“一介秀才”进入清廷南书房，属于特恩直拔，故其内心尤感知遇之恩。1924年，冯玉祥率军“逼宫”，王国维对此撕毁民国优待皇室条件非常愤怒，引为奇耻大辱。“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直至如今，依旧令人不禁动容。

/ 谢稚柳专题 /

谢稚柳（1910-1997）

此专题计有谢稚柳七八十年代致王贵忱书信37通（实寄封34枚），原样保存，谢稚柳书信除部分硬笔之外，大都写于宣纸上，若作书画然，墨气淋漓，可以想见二人相交契阔毫无拘束的关系。

按，1949年后谢稚柳与广东关系殊深，其不仅有两位画学弟子吴子玉、梁纪通信较多，更与政界吴南生、欧初等人关系良好，每每邀请他来岭南过冬，进行书画创作，与广东文艺界多有联系。其与王贵忱的书信往来，送书、酬画、代为摄制作品照片、寻觅霸王花、刻印等等，即可见当年交往之一斑。值得注意的是，王贵忱主动为谢稚柳撰写了评论《画师谢稚柳小传》，是关于谢稚柳的画学成就评价中质量相当高的一篇，展示了王贵忱在书画方面的眼光和理论水平。

lot 1147

谢稚柳 致王贵忱信札一通一页（附实寄封）

信札 水墨纸本

17×46.5 cm.  约0.7平尺

是札言及彩色底片事宜，应是关于谢稚柳作品的拍摄、制作等，其亦言近来上海天气甚热，以致头眼昏痛，希望觅清凉地方避暑，亦感慨日渐老境。谢稚柳书画皆善，又精于鉴别，与张葱玉齐名，世有“北张南谢”之说。张大千亦曾言“中国当代画家只有两个半，一个是溥心畬，一个是吴湖帆，半个是谢稚柳。”则可见谢稚柳的书画造诣深厚，深得张大千推重。

lot 1148

谢稚柳 致王贵忱信札两通两页（附实寄封）

信札 水墨纸本

27.5×18cm；26×17.5cm×2

出版：《谢稚柳先生书简》第7、8、14页，可居室自印，2016年11月。

是拍品计二札，前者谢稚柳曾托付王贵忱寻觅霸王花，苏庚春已经寄来，同时又请王贵忱不要赠送康熙原刻《賸觚》善本。另一则言及王贵忱请两青年所携赠印谱及印章已经收到，表示感谢。

lot 1149

谢稚柳 致王贵忱信札两通两页（附实寄封）

信札 水墨纸本

15×46cm；12×20cm

是拍品亦为二札，其一对赠送茶叶、年历深感厚惠，另一札则内容丰富，如提及王贵忱为谢稚柳作小传，即《画师谢稚柳小传》，又言及其早年间与张大千前往敦煌的具体时间，以及后续的履历，包括所作诗词，名讳由来等，对于谢稚柳的研究有重要的直接参考价值。

lot 1150

谢稚柳 致王贵忱信札一通一两页（附实寄封）

信札 水墨纸本

17×44.5cm

是信谢稚柳提及苏庚春前来，贻赠黄牧甫的印集，又请王贵忱为其写小传可暂缓，并自谦其区区无足道，不足以令王贵忱劳心费力，为此受累。黄牧甫为黄士陵，是篆刻“黟山派”开宗大师，晚清时期书画篆刻家。

lot 1151

谢稚柳 致王贵忱信札一通一页（附实寄封）

信札 水墨纸本

16×43.5cm

是札中，谢稚柳亦言及所赠霸王花，并嘱言上海喜欢此花者众多，佛山市所得佳卉应委托可靠之人带来，可见谢老实是风雅爱花之人。“剑花”又称“霸王花”。欧初，诗人、书画家、收藏家。

lot 1158

谢稚柳 致王贵忱信札一通三页（附实寄封）

信札 水墨纸本

19.5×26.5cm×3

lot 1168

谢稚柳 致王贵忱信札八通九页（附实寄封八枚）

信札 水墨纸本

尺寸不一

/ 其余书札 /

此批“可居室”藏书札，精品佳制累累，惜囿于篇幅无法一一尽足，另有康有为、黄宾虹、梁启超、翁同龢、潘祖荫、包世臣、吴让之、许瀚等人墨迹，窥斑知豹足矣。

lot 1256

康有为 致沈曾植信札一通一开

信札 水墨纸本

藏印：王贵忱印

22×16 cm. 约0.3平尺

出版：《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王贵忱、王大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3月版，224页。

是札康有为言及在京师留滞二年，资金匮乏，只能效仿前人全谢山鬻书作盘缠，并请求沈曾植代为留意买家。全谢山即全祖望，字绍衣，号谢山，清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浙东学派集大成者，享有“布衣太史”“史学大柱”的美誉。上款人沈曾植，其有通人之书，亦具冰霜之节，又才学精深渊博，冶汉宋于一炉，关于经学、史学、法学、乐律、佛学等，更是无一不通，时人谓之“清季第一人”，推为巨擘。

lot 1410

黄宾虹 姚石子跋集古印存致石子社长 一通两开

信札 水墨纸本

藏印：王贵忱印、可居室主

29.5×16.5 cm.×2 约0.4平尺（每幅）

黄宾虹（1865-1955），字朴存，号宾虹，别署予向，浙江金华人。近现代著名学者、国画大家，精研传统与关注写生齐头并进，终为一代山水画宗师。是札黄宾虹言及新安汪氏《集古印存》版本，共有二种，其一为汪纫庵（启淑），另一为汪梅影（绍曾），后者为汪启淑补拓本。黄宾虹对于古玺印深有研究，本拍品与lot 1356亦可相互映证，著录于《黄宾虹金石篆印丛编》。

黄宾虹《黄宾虹金石篆印丛编》P92-93

lot 1383

梁启超 信札一通一开

信札 水墨纸本

22×12.5 cm. 约0.2平尺

出版：《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王贵忱、王大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3月版，315页。

作为戊戌维新志士，梁启超可谓国士无双，如众星之拱北辰。在旧时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其亦一直在寻找振兴中华的思想与方法，从未放弃。而其治政思想的改变，亦一直为学界所热衷研究者，包括成为保皇派改革先锋，并一度与孙中山合作，逐渐倾向武装革命，却又在欧美游历考察后转身为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者……

是札所提及副岛义一《日本帝国宪法论》、清水澄《宪法篇》、美浓部之《宪法及宪法史研究》，以及《选举法论》《六法全书》包括其自著的《选举法大意》等，皆对梁启超思想的探究有佐证意义。“济武”即汤化龙（1874-1918），字济武，近代立宪派，湖北蕲水（今浠水）人，光绪进士，留学日本。1911年与谭延闯组织宪友会。而后参加梁启超的民主党和进步党，拥护袁世凯专制独裁。1916年又与梁启超组织研究系，拥护段祺瑞。

“文卿”应为梁秋水，见 《梁启超家书校注本》18号注。“坚伯”应为张鸣岐，字坚白，又字“健伯”，与“坚伯”谐音。清光绪二十年（1894）中举人。光绪二十四年任教于岑春煊家塾，因受岑宠信，改充幕僚，保举至候补道，被称为岑的智囊。陆荣廷，旧桂系军阀领袖，绿营出身。“法尘”为唐才质，湖南选拔留日留学生，与蔡锷为南洋公学同学。

lot 1289

潘祖荫 致王懿荣信札十五通十五开

信札 水墨纸本

22.5×12cm×15

藏印：可居室主、贵忱寓目、王（押）、王贵忱印、贵忱印信、可居室、可居室、铁岭王贵忱章、王贵忱印

出版：《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王贵忱、王大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3月版，90—95页。

札中“仲饴”即吴重熹，字仲饴，金石学家吴式芬之子。“香涛”即张之洞，“奭召南”即奭良，满清宗室，光绪十六年授奉天东边道，即1890年，潘祖荫办赈正是此年，积劳成疾去世。潘祖荫除了“此事不在行”，需要王懿荣帮助向一些地方大员筹款外，张之洞系王懿荣之妹夫，亦便于开口也。

潘祖荫此批致王懿荣信札，一、可以看出二人关系之密切，特别是在金石收藏上，互通有无，所谈有钱币、瓷器、瓦等物，可见当时官员中的收藏风气。潘祖荫日理万机，王懿荣则有更多时间和渠道为老师报告新货消息。二、潘祖荫谈到“为振事闹昏，又窘极矣”，按，潘祖荫晚年以工部尚书兼顺天府尹，“光绪十六年冬，潘祖荫因赈灾京畿积劳成疾，卒于任上”（《潘祖荫日记》整理说明），“鸿嗷满野，昼夜畴咨，劝振发仓，言辄流涕，未及安集而积瘁殚精。病作三日，遂以不治”（李慈铭撰潘祖荫墓志铭）。而潘祖荫存世日记多简率，则此通信札不仅可以系于潘祖荫去世之年（1890），更是潘氏重要的文献，值得珍视。

lot 1306

翁同龢 致张荫桓等信札册十五通十八开

信札 水墨纸本

尺寸不一

钤印：同龢私印藏印：贵忱印信、王贵忱印、贵忱寓目、可居室、王（押）、可居室主、可居室、铁岭王贵忱章

出版：《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王贵忱、王大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3月版，96—103页。

翁同龢先后担任清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可谓朝廷重臣，其家耀门楣，人谓翁氏家族，父子宰相，同为帝师；叔侄联魁，状元及第；三子公卿，四世翰苑，极为显赫。其亦工诗，著有《瓶庐诗文稿》，间作画，尤以书法名世。谭延闿、泽闿兄弟曾刻成《春及草庐藏翁氏墨迹》行世。

其书法，深得颜真卿精髓，曾有“晚清第一书家”之名。《清稗类钞》言“叔平相国书法不拘一格，为乾嘉以后一人。”杨守敬亦云“松禅学颜平原，老苍之至，至一稚笔，同治光绪间，推为天下第一，洵不诬也。”是批翁氏书札十五通十八开，体量颇大，言及船政、铁路、李鸿章等，上款人张荫桓，字樵野，广东广州府南海县人，清末大臣，外交家，亦是甲午战争时期清政府外交决策重要的参与者和执行者，以及戊戌变法幕后重要的推手。

lot 1233

包世臣 致秬香信札一通二页

信札 水墨纸本

21×9.5cm×2

藏印：景郑所藏尺牍、景郑持赠

说明：附寄封一枚

上款人“秬香”为江凤彝，字秬香，又字秬江，晚号盥道人，钱塘（今杭州）人。嘉庆三年（1798）举人，官景宁教谕。工篆、隶、正书，嗜金石，深于唐人碑版。江凤彝喜好金石，曾与龚自珍订金石之交，亦与黄易、钱泳、翁方纲、奚冈、阮元、钱大昕等皆有交谊，可见其金石交游之广。

而包世臣，嘉庆年间举人，又为邓石如入室弟子，得邓派真传，尤精行、草、隶书，为时所重。包氏与龚自珍亦相交契，曾赠龚氏《瘗鹤铭》。札中《石林诗话》南宋叶梦得著，作者晚年自号石林居士，故名。包世臣又请江凤彝寄下《东坡集》。

lot 1234

吴让之 信札一通一页

信札 水墨纸本

23.5×12.5cm

藏印：王贵忱印

出版：《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王贵忱、王大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3月版，49页。

是札内容极可玩味，所涉亦皆名家。吴让之言及杨亮借去包世臣批校的恽敬《大云山房文集》却不归还，又避而不见，故请上款人向杨亮转借，并嘱咐万万不能提及自己，才能顺利借出。古人好书成癖，竟至斯地，亦是令人大感意外。

《大云山房文集》计十一卷，恽敬撰，集以居斋为名。杨亮，杨捷五世孙，监生。原名大承，字季子，江苏甘泉（今属扬州市）人。世袭三等轻车都尉。杨亮师从包世臣，在《与梅蕴生书》中，曾言：“亮年十八九，君廿余，其相得于逆旅中，后遂交溥泉、识练江于其坐上。是年亮受知包子，一时与游者若季怀，学有师承……”其书法时与包世臣亦乱真，包世臣在嘉庆二十二年（1817）有《与杨季子论文书再与杨季子书》。

或是因此师承关系，杨亮在得借包世臣批校本后，不欲归还，亦不敢与吴让之再见面。此间“占为己有”，盖“好书”缘故，思之亦不禁莞尔。

lot 1235

许瀚 跋德氏钟文稿一页

信札 水墨纸本

26×17cm

藏印：王贵忱印

著录：许瀚《攀古小庐文集》249页，齐鲁书社，2022。

是札“是年正月廿一日得中风病”，言及许瀚具体中风时间，有史料意义。许瀚（1795-1866），字印林，室名攀古小庐，山东日照人。清代杰出的朴学家、校勘学家、金石学家、方志学家和书法家。《积古斋》为阮元编录，“许印林”即指许瀚。李铁桥，名东琪，济宁人。其父名化鹏，精于古碑，常与帖客友，搜罗历代碑碣拓本盈三千，凡《集古录金石志》所载，有过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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