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书法的蜕变，突破宋、元、明以来帖学的笼罩，一时间流派纷呈。尤是关于篆隶、魏碑的创作，足可与唐代楷书、宋时行书，明朝草书相媲美并重。无疑是书法史上极为烂璨的“中兴”时期。

其大致可分三个阶段。清初时，既有延续晚明“狂放”行草书风的王铎、八大、傅山等，亦有规模董其昌、赵孟頫传统帖学的查士标、姜宸英、沈荃等，也是获誉甚高。清中时，则名家辈出，取法晋唐者，如刘墉、王文治、梁巘、梁同书、张照、铁保等，借秦汉以开今者，则如金农、邓石如、伊秉绶等，“碑帖分野”愈发成燎原之势。晚清时，碑学兴盛，吴让之、康有为、吴昌硕等，推崇金石气，赵之谦、何绍基、杨守敬等则尝试“碑帖融合”，余绪及今不绝。

左：刘墉（1720-1805）；右：梁巘（1710-1788）

诸家的书法面貌，充盈着包罗万象的个性与时代的审美变化，既显现书法的承继与革新并非一蹴而就，亦丰富并推动书法的复兴。尤是“碑帖融合，各取其妙”的实践，可谓是两大传统的“集大成者”，将书法艺术推至“雄浑秀美，二者兼得”的新高度。

而这一书法的嬗变中，刘墉、梁巘二人，显然是无法绕开的卓然大家。前者以颜真卿、苏轼的浑厚拙重，成为“帖学”首屈一指的大家，与清后期“碑学审美”亦相契合，对保持帖学一脉书风，其功甚大，并开始有“学碑”的尝试，意识超前；后者在“行书书碑”实践中，所推崇的“瘦劲”书风与“重碑”的书学思想，对此后的“碑学”兴起亦有重要影响，可称“碑学研究”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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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林藻鉴—古代书画

北京保利2022秋季拍卖

此次北京保利2022秋拍“艺林藻鉴—古代书画”专场，即征得“刘墉 小楷 《三字经》册页”、“梁巘 临怀素《自叙帖》手卷”，或楷或行，用笔多变，融于一体，相较于清初的书法，用墨浓淡、线条肥瘦、刚劲内敛等皆有很大突破，二作又皆是两大顶级书者的最成熟书风，或名家宝存、题跋、出版，或知名公藏单位旧藏等，来源可考，亦可直接反应清代“碑帖分野”前书坛的审美嬗变，可视为其前奏，书法亦超拔，造诣深厚，足可珍也。

“浓墨宰相”的“家学范本”

遍观历代帖学书家，有“浓墨宰相”美称的刘墉，其上溯晋唐的高古书法，当是自董其昌后的“帖学第一书家”。而其将各体书法融合，所作墨浓字肥，点画丰腴，骨劲内蕴，这种“绵里藏针”、“超然拔出”的书风即使是在“碑书”最为兴盛的清中晚书坛，亦极受推崇。

如包世臣赞言刘墉的书法“百年能自树立”，书坛亦将刘墉与翁方纲、梁同书、王文治并称“清代四大书家”，其更名列榜首。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也说刘墉为“帖学的集大成者”。另有徐珂《清稗类钞》中赞其“集群圣之大成”，王文治《快雨堂题跋》说“近时罕有能及者”等，皆可见刘墉举足轻重的书坛地位，余者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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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庵亦出于董，然力厚思沉，筋摇脉聚。近世行草书作浑厚一路，未有能出石庵之范围者，吾故谓石庵集帖学之成也。”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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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清书法，论者譬之以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明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圣之大成也。其自入词馆以迄登台阁，体格屡变，神妙莫测。”

——徐珂《清稗类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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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庵前辈书，绝去宋元以来纵横妍媚之态，而笔意高古。拙中含姿，淡中入妙，近时罕有能及者。其工处殆在无人爱处耶！”

——王文治《快雨堂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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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墉 小楷《三字经》

水墨纸本 册页 （十开二十页）

函盖题签：刘文清公真迹。钤印：雷氏家藏引首题签：刘文清公楷书三字经真迹。道光二十有八年正月，后学赵楫题。钤印：子舟题识：（文略）壬戌春正月三日东武刘墉灯下书。小川读本，撕破打手心十下。钤印：刘墉之印鉴藏印：仪甫珍赏、雷氏珍藏题跋：1.家藏刘文清公所书三字经楷书，丰神秀逸，其中统字从帖写，避家讳也。丁未冬日。燕庭方伯过邗，余请证其先世遗墨，定为真本，因亟摹上石以冀垂久。道光丁未年小阳月。棣园主人包良训识。钤印：包良训印、松溪。2.刘文清公相业卓见八法，其余技在国朝为一大家。此本圆整秀润，灿若列珠。棣园世叔精于鉴赏，取以上石，洵可宝也。丁未冬日汪廷儒敬观。钤印：汪大

出版：《宋元明清中国古代书画选集（五）》第140、141页，辽宁省博物馆、保利艺术博物馆，2012年4月。

展览：“宋元明清中国古代书画大展（五）”，辽宁省博物馆、保利艺术博物馆，2012年4月。说明：1.赵楫，字子舟，号查客。清丹徒人。道光十六年翰林，官编修、山东道御史、天津河间道。擅书法，厚重秀逸。2.汪廷儒，字醇卿，又字莼青，江苏仪徵人。道光二十四年翰林官编修，二十六年江西副主考。书法、山水，极得董其昌用笔、用墨之妙，亦极似查士标。辑广陵思古内、外编，书未成而卒，年四十九。

尺寸：18×25cm×10

刘墉，字崇如，号石庵，其与纪昀、和珅并称为乾隆朝三大中堂，相传其人聪明绝顶、为官刚正，在民间有“刘罗锅”的称呼。嘉庆九年逝世，赠太子太保，祀贤良祠，谥文清。其祖上数辈皆进士，父亲刘统勋亦位列台阁，亦有杂文称刘墉科考时，因出身相门，而被降格，与“状元”失之交臂。

康乾年间，朝廷“以书取仕”，对于书法的考核极是严苛。因康熙皇帝推崇“赵孟頫、董其昌”的书法，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故士子的书风纷纷以习“董赵”为圭臬。刘墉为应科考，其书早期亦刻苦临习“董赵”。况且其父刘统勋亦是学“董赵”的大书家，誉满天下，刘墉自然受影响甚深。

而进士及第后，刘墉长年身居高位，在书法上亦渐突破“馆阁体”桎梏，其上溯“苏、颜、钟、王”等多家书风，尤是于“苏、颜”二家用功最勤，将苏轼的饱满意态与颜真卿的浑厚端严等融会贯通，形成其貌丰骨劲、含蓄蕴藉的个人面目，趋至“帖书”臻境。

刘墉七十岁之后，亦学碑书，如以《瘗鹤铭》等北碑的朴茂笔意参入小楷，又兼取其余北碑的拙趣古意，不过因其年岁已高，故未有进一步深入。康有为《艺舟双楫》亦有云：“文清（刘墉）……七十以后，潜心北朝碑版，虽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兴学识，超然尘外。”此亦可见刘墉超绝的书学思想，以及彼时“帖派书家”对于“碑书”的尝试滥觞。

刘墉 小楷《三字经》册页，局部

此“刘墉 小楷《三字经》册页”，笺纸精美，款识“壬戌春正月三日东武刘墉灯下书。小川读本，撕破打手心十下。”可知应为嘉庆七年（1802）正月初三所作，时刘墉虽八十有余，却双眸炯然，轻健如故，书艺亦早已是如火纯青，人书俱老。“小川”当为其孙辈，“撕破打手心十下”则可见刘墉“大学士”身份的另一面，即作为家族长辈，饱含着对于幼辈的无限疼爱之心，以及望子孙成才的真诚期盼。

刘墉 小楷《三字经》册页，局部

《三字经》是近千年来儿童的传统启蒙教材，又为幼辈所书，因此刘墉书写时亦是极尽书艺之能事，线条凝练厚重，深得“中和、圆厚”之美，亦有着“闲适自然”的从容洒脱。同时，此册书法可见刘墉在“圆润遒媚”之余，亦融入方硬刚健的用笔，亦可见其晚年确参以北碑的部分笔法，愈为“骨肉兼得，内含刚劲”。

刘墉的传世书法作品中，晚年所作更少，然这一阶段却是其书法造诣的顶峰。此册页又专为幼辈启蒙所书，是“浓墨宰相”的“家学范本”，更显其之难得。古今教育素来讲究“诗书传家”，此册页精湛的书法外，亦当是子女国学教育的“高级教材”。

刘墉 小楷《三字经》册页，局部

刘墉尤其擅于“小楷”，是册结体端严，点画洁净讲究，其厚重丰茂的气息，浓墨行笔的刚柔兼备以及折峰取姿的儒雅，精华内蕴，迥异古人，亦可见其不囿于“董赵”流弊的“求变”书法追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其作《入法界体性经》亦可见其自成一家的面目。无怪乎清人郭尚先亦不禁慨叹“晋唐元明诸大家得力全是个静字，须知火色纯青，大非容易，国朝作者相望，能符是语者，只有石庵先生”。

刘墉 小楷《三字经》册页，局部

是册函盖题签“刘文清公真迹”，引首题签“刘文清公楷书三字经真迹。道光二十有八年正月，后学赵楫题。”赵楫，字子舟，号查客。清丹徒人。道光十六年翰林，官编修、山东道御史、天津河间道。擅书法，厚重秀逸。

函盖题签

引首题签

是册另有包良训、汪廷儒题跋。包良训，江苏武进人，号棣园主人，精于造园，曾任直隶州知州。汪廷儒，字醇卿，又字莼青，江苏仪徵人。道光二十四年翰林官编修，二十六年江西副主考。书法、山水，极得董其昌用笔、用墨之妙，亦极似查士标。

包良训、汪廷儒题跋

据包良训、汪廷儒二人题跋，可知此册“刘墉 小楷《三字经》”，包氏曾将其摹泐上石，以期永垂后世。惜此石刻今已不知是否仍存世。其中“统”字从帖写，避其父刘统勋家讳。

包良训富有收藏，所建棣园，占地五亩有余，扬州博物馆现存1845年阮元题词、僧人几谷受邀绘制、李啸北刻石的棣园全景鸟瞰图拓片。另有1847年画家王素绘制的写实风格的《棣园全图》共16幅册页、包良训作《棣园十六景图自记》等，亦可窥见其旧时盛景。

“统”字从帖写，避其父刘统勋家讳

是册亦经曾刘墉后人“燕庭方伯”鉴为真迹。

“燕庭方伯”即刘喜海，字燕庭，号吉甫，山东诸城人，刘墉侄孙，刘统勋曾孙，嘉庆二十一年（1816）顺天府乡试中举，中年以后宦游各地，道光二十五年（1845）任四川按察使，在川两年，迁两浙布政使，不久因弹劾罢官。其亦是清代著名的学者和藏书家。更显其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