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组建别动队中，9月中旬的一天，戴笠叫文强到法租界拉都路某号章乃器先生住处，与两位上海大学毕业生见面。至于为何，他没有交待。
章乃器是著名银行家和社会活动家，还是“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由于和其他六位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一起，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释放政治犯和建立统一的抗战政府等主张，同时，抨击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在1936年11月，被当局逮捕。
1937年4月，苏州高等法院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将他投入监狱，并提起公诉。
但是，此事在全国引起极大民愤，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发起了“救国入狱”运动，要求与“七君子”一起坐牢，弄得南京政府十分狼狈。
随后，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八一三抗战前夕的7月31日，“七君子”被释放出狱。紧接着，章乃器参加了宋子文倡导的劝募救国公债活动。
文强按照戴笠的指示，赶到拉都路章乃器住处，只见两个年轻人与一位女士在客厅闲谈。他们见到文强进去，那位女士十分爽朗地自我介绍，她是章先生的伴侣胡子婴。
胡子婴既是当时不多见的女实业家，也是著名的救国会社会活动家。
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率部在江西战斗失利，受伤被捕后关押在南昌。
在狱中的半年时间里，他撰写《可爱的中国》《清贫》《从事革命斗争略述》《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死——共产主义殉道者的记述》《狱中纪实》等文稿。
入夏时，方志敏将已写好的大多数文稿托狱友胡逸民秘密带给上海党组织，并附上四封信，分别给宋庆龄、李公仆、邹韬奋、鲁迅。
那年夏季的某天，胡子婴接到电话去生活书店。当时，邹韬奋因出国在外，店内业务由胡愈之、毕云程负责。
方志敏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他们被告知，有一少女叫程全昭送达方志敏的信件，并要求书店派可靠者晚上到宝隆医院取文件。
毕云程当时正在为无法断定这些信件的真伪而为难，胡子婴认为此事很重要，否则对方不会冒险将文件送出监狱，她果断请缨去接头。
当晚，她根据双方白天的约定，前往宝隆医院，刚入大门，一位少女迎上前问她姓什么，胡子婴的母亲姓宋，就随口答曰：“姓宋。”
那位女生就是程全昭，见她一身贵夫人装扮，误认为是宋庆龄，立即将手中裹着报纸的文件交给她。
第二天清晨，程全昭即听从胡子婴的劝告，很快离开上海去杭州。
胡子婴拿着文稿连夜赶回生活书店，与胡愈之、毕云程打开纸包细看，果然如方志敏信中所言，全是密写的（未显影）白纸。
毕云程遂将文稿转送中央特科，由负责人王世英组织显影，并将显影文稿抄件转到莫斯科，寄给受中央委托在法国巴黎主办《救国时报》的吴玉章。
同时，中央特科按照党中央指示营救方志敏，与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并迅速派出特科人员在南昌民德路开设一间“育民诊所”作掩护。但是，当年8月6日方志敏英勇就义。
1936年1月29日，在方志敏被捕一周年之际，巴黎《救国时报》发表程全昭、胡子婴转送的《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和《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并加按语介绍方志敏牺牲的经过。
在章乃器的家里，胡子婴给他介绍：
这两个青年程克祥和彭寿，是上海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爱国青年。他们与日本人办的同文书院某教授有友好关系，愿以这种关系为抗日事业作出贡献。
文强打量了一下这两个年轻人，程克祥长得眉清目秀，彭寿则粗眉大眼，两人个子虽不高，却都显得英气勃勃。
交谈中，文强发现，程克祥比彭寿更善言辞，急于向文强介绍他们的计划。
但是，文强对此不便自作主张表态，提出请章先生明日另约时间再谈。胡子婴当即说：
“我可以代表章先生答复，明日上午八时，仍在我家谈。”
文强回到三极电所，向戴笠作了汇报。戴笠听后，觉得对利用关系打入日谍巢穴没有把握，更担心章乃器太书生气，上当受骗。
不过，他又认为，反正是在租界，再怎么样，跳不出自己的手心，不如将计就计，答应下来，遂决定让次日文强继续去谈。
第二天，文强按时来到章家，章乃器热情接待了他，并说只负责介绍见面搭桥，具体事情由文强自己去谈。说完，章乃器直接避入内室。
于是，文强便听程克祥和彭寿谈起来。他们的设想是：
由他们出面设立一个“以文会友”的“文友通讯社”，通过与同文书院那位日本教授的关系，进入同文书院及虹口地区，重点是日本海军俱乐部，获取情报。
他们希望得到政府支持，并提出三条请求：
为他们租用一所独立的楼房作为社址，一次发给备用金法币1万元，准许购置小汽车一部，配司机一人。
文强表示，原则上同意这三点意见，请他们详细拟定工作计划和经费开支预算。
告辞的时候，章乃器从内室出来，得知双方谈妥，高兴得哈哈大笑。
戴笠听了文强汇报，马上决定连夜办妥文件，三日内，将文友社这个反间谍机构建立起来。
文强原以为向他汇报后，就可将此事交由另外的人去办了，但是，戴笠仍要他继续干下去。于是，他只好在人事科、办事处和文友社三处奔忙起来。
文友社租用了法租界吕班路一座三楼三底洋房作社址。正当此时，一位湖南同乡，黄埔军校六期同学王力从杭州前来报到。
文强便对他谈起，文友社要有一个看大门兼作收发的人，希望他能屈就，既不暴露黄埔军人身份，又要装作无所作为、低三下四的样子。
王力举手制止他作进一步解释，爽快地笑道：
“怎么说就怎么办。爱国工作必当卧薪尝胆。”
王力的右足在作战时负过伤，走路微跛。外人很难想到，这个瘸子看门人，竟是文友社这个反间谍机构的实际负责人。
甚至，连特务处派来的两个女“记者”都没有想到，此人会是她们的顶头上司。
两个女“记者”，一个叫安占江，东北姑娘，曾在北平警官高等学校受过训练。另一个叫吴忆梅，曾是《上海晚报》记者，在中央警校受过训练。
文强要求她们，不要逞能，在受训练时学会的骑马、射箭、打枪等本事都不能暴露出来。
既是“文友”，就还得有对方的人。那个日本教授通过程克祥介绍来的三个记者，显然是日方间谍。
为了证实这一点，文强故意说，为了确定工资待遇，要进行考核，审查资历，还要有可靠的保证人和保证金等等。
那三个“记者”一听就慌了，连说他们是来为爱国尽义务，宁可不要报酬，考核等等就免了。
文强见他们不打自招地露出了狐狸尾巴，心中暗笑。
为了不让日方怀疑，对两位女“记者”仍由程、彭二人进行了考核。日谍对两个姑娘从未产生怀疑，她俩以记者身份，混入同文书院和日本海军俱乐部，获取了大量情报资料。
文友社的司机也是日本教授介绍来的日本人，王力多次向文强谈起此人很狡猾，难于对付，要设法换掉才好。
文强同两位女记者商量，她俩想出“以毒攻毒”的办法，在日本方面散布流言，说此人看不起中国人，太傲慢，像个日本浪人。
结果，议论纷纷，日本方面就主动将他调走了。
随后，文强以“招考”为名，暗中请朱学范介绍来了一位爱国司机陈阿毛。
有一次，通过两个女记者引诱，他们将同文书院一个以“教授”身份作掩护的日谍上尉福田信一从法租界绑架过来。
具体负责这一行动的是余乐醒的学生王业鸿，谁知用来堵口的毛巾上麻醉剂少了，那日谍突然叫了起来！
当时，马路上的安南巡捕闻声走来时，两个女记者从容对答说，这是她们的家兄，患有精神病，要送去医院检查，然后，把这个日谍顺利绑架到了南市警察局。
经过审讯，这个日本间谍教授交待了他所了解的日方在上海地区开展间谍活动的计划，供出了由他负责联系的十多个汉奸的姓名。
后来，文强撤离上海前夕，章乃器和胡子婴带在杨子饭店为他践行时，还着女儿来了。
章乃器特别提到，他曾担心他那两个学生经不起日本人的引诱，干出不义之事。现在，看到他们能真正为爱国事业尽力，也就放心了。
在上海抗战的猛烈炮火声中，8月下旬，按照国共谈判达成的协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9月11日，按照国民政府军委会命令，八路军改称第18集团军。
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城播发了扣压已久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共中央在宣言中公开宣布：
拥护三民主义，取消推翻国民党政权的一切暴动政策和赤化运动，取消苏维埃政府，红军改编为国军。
次日，中央社播发了蒋介石在庐山发表的《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
10月2日，国共两党又达成协议，将原在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开赴抗日战场展开敌后游击战争。
10月里的一天，文强正从上海法租界霞飞路走过，忽然，人丛中有一人指着他高叫：
“高鼻子！”
文强一看，是一个戴着近视眼镜，穿得十分破旧的年轻人。一时，他想不起这是谁了。
正犹豫间，那年轻人走到他面前，满口浓重的湖南宝庆口音说：
“老兄是不是文强？我是袁裕呀，想不起了？”
文强这才猛然记起，这是他在黄埔军校时的同期同科同学袁裕，那时，他们同是中共党员兼国民党员。
“中山舰事件”后，国民党“整理党务”时，他们又一起声明退出了国民党，坚决保留了中共党籍。
北伐前夕，他俩一起被选拔到广东大学参加特别训练班学习，北伐开始后，袁裕被调到第四军左翼宣传队任第四队队长，文强则到了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大队。
两人就此分手后，谁都没有想到，会在十多年后的上海抗战街头不期而遇。
当时，文强不顾在人行道的来往人群中，紧紧握着这位比他年长一岁的老同学的手，快活地叫道：
“原来是近视眼袁，宝古佬呀！”
袁裕是湖南宝庆人，说话乡土音重，在黄埔军校时同学们就爱开玩笑喊他“宝古佬”。
袁国平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交谈中，文强这时才知道，袁裕已改名袁国平，他俩在大革命失败后都参加了南昌暴动，只是袁国平在叶挺的第11军，文强在贺龙的第20军，战事紧急，两人未得见面。
以后，文强在四川参加地下革命斗争，袁国平则参加了广州暴动、海陆丰武装斗争、红三军团反围剿斗争和长征。
这一次，他是奉中共中央之命，经过上海，调赴南昌协助叶挺组建新四军，将南方地区的中共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政府军委会领导下的正规军。
文强百感交集，他把袁国平拉到附近一家面食店，叫了一些吃的，两人边吃边谈了一些北伐分手后的经历。文强简要谈到了他如何脱离中共队伍，又在国民党方面提拔为上校。
接着，袁国平因另有约会，要文强给他写下通讯地址，次日上午再来拜见。
文强给他写了地址后，指着袁国平的一身破旧衣衫说：
“无产阶级也得穿好一点，租界上是只重衣衫不重人的呀！”
说着，文强掏出50元钱给他，但是，袁国平坚决不收。
第二天，袁国平另换了一身整洁的服装，来到拉斐德路三极电所。
在会客室里，文强向他问起中国共产党对这次国共合作的打算，袁国平便滔滔不绝地谈起来。
他的声音很高，惊动了隔壁大厅里开小型例会的京沪警备司令兼前敌总指挥张治中、右翼军总指挥张发奎、淞沪警备副司令蔡劲军及戴笠、杜月笙等人。
先是张治中过来把通大厅的门打开了一点，想听清楚一些。接着，是戴笠写来一张字条，要文强把他这位共产党朋友请过去谈。
文强以为自己惹了祸，赶紧叫袁国平暂停，他急步走到戴笠身边，正待询问。戴笠已开口说：
“两位张将军都说贵友刚才讲得很好，何不请过来让大家一齐听听？”
文强回到小客厅告诉了袁国平，袁国平随他来到大厅，文强为他们作了介绍。
张治中当年在黄埔军校是第四期入伍生团团长，袁国平仍称他老师，张治中则称袁国平“同学”。
于是，袁国平又把中共中央关于民族矛盾已上升到第一位、阶级矛盾已下降到次要和服从地位的理论重述了一遍，并慷慨激昂地说:
全国各种力量都应该一致对外团结抗日，谁不这样做，就将成为历史罪人。
袁国平口才极好，说起来语调铿锵，感染力很强。张治中等听得频频点头。连戴笠也听得津津有味。
文强也十分高兴，国共两党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对他来说，也是很好的结局了。
10月下旬一个阴雨蒙蒙的晚上，文强为布置别动队陶一珊支队的工作去见戴笠。戴笠问他：
“认不认识谢晋元？”
文强一听，便说：
“谢晋元是我同期同学，不但认识，在校时交情还很好，”
戴笠便告诉文强，要他马上到哈同路宋子文公馆去，宋子文已准备好四部当时在上海买不到的西门子电话机。其中三部送到南市锦江公所交给周伟龙转陶一珊安装好，要周伟龙监督协助陶一珊部配合正规军作战，坚守到底，没有戴笠的命令不得撤退。这三部电话机可直通戴笠办公室。
另一部电话机，戴笠要文强亲自送到四行仓库去，交给谢晋元团附安装好。这部电话既可直通外界，也可与戴笠直接联系。
因为这样，戴笠了解情况后，可随时向蒋介石汇报。
文强立即去宋子文公馆取了电话机，先给周伟龙送去。随后，立即赶到四行仓库。
所谓四行仓库，是当时上海有名的大陆、金城、盐业、中南四大银行联营的仓库，一幢矗立于吴淞江（俗称苏州河）北岸的七层钢筋水泥大楼。
这里，本来是第9集团军第88师孙元良师长的指挥所。自10月26日日军突破大场阵地，中国军队从第一线转移到沪西时，第88师第524团少校团附谢晋元奉命率420名官兵在此死守，一方面掩护部队后撤，另一方面，争取时间以待国际干预。
因他们对外号称800人，故称“八百壮士”。
这时，雨已停了，闸北一带还有几处炮火击中房屋燃起的火光，浓烟直冲云霄。四行仓库就像耸立在夜色与火烟中的一个孤岛。
淞沪会战四行仓库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正在忙着布置防御工作的谢晋元，意外见到十多年未见面的黄埔军校同期同学文强，激动地先向他行了军礼，然后两人紧紧拥抱起来。
顾不上畅叙别情，文强把电话机交给他，交代说：
“这是‘通天术’，赶快安装起来，雨农先生等着与你通话，校长也在等着听消息呢。”
谢晋元马上叫人将电话安装起来。
文强准备告辞时，谢晋元同他紧紧握手，似有千言万语无从说起，文强不忍仓促离去，又同他拉着手坐了下来。
两人相对无言，坐了一会儿，文强向谢晋元问起防守四行仓库的人员、计划等情况，谢晋元给他作了介绍，并带他到仓库内各处巡视。
尽管官兵们从进入阵地以来已经两天两夜没有睡觉，并已击退敌军两次疯狂进攻，但仓库内各处仍然井然有序，整洁不乱。
这时，一阵慷慨激昂的爱国歌声，使文强深感振奋，就在他到四行仓库之前，“八百壮士”的2号指挥官、营长杨瑞符少校刚向官兵们作了死守阵地的动员讲话，并要大家各自写下了遗书。
文强听到的歌声，就是官兵们在下定必死决心之后，无畏地唱出来的。
谢晋元说，官兵士气毫无问题，粮弹及生活必需品也正在筹集，不会有困难，所顾虑的是这八百孤军守护无期，若水电一断，后果难以预料。
文强安慰他说：
“你率八百孤军死守一个仓库，是代表了全体中国人的爱国精神和中华民族不可欺侮的民心，八百孤军并不孤。你们周围有全中国全世界正义舆论支持。日军纵然一时嚣张，但决无蛇可吞象之忧。”
谢晋元热血沸腾，拍案应声：“对！”
他拿出一个小笔记本，飞快写下几行文字，撕下纸页交给文强。
文强接过一看，只见纸页上写着：
永保万里长城在，留得丹心照汗青。
文强郑重地把这张纸页放进衣袋里，与这位老同学紧紧握别而去。文强这天晚上离去后不久，上海市童子军战时服务团的女青年杨惠敏冒险给四行仓库守军送去了一面国旗。
第二天，“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国国旗高扬在四行仓库楼顶上，激起附近围观的民众一片“中华民族万岁”的欢呼。应守军的电话要求，上海市商会又送去了一面更大的国旗。
此后，各国传媒将“八百壮士”的事迹迅速传遍了全世界，的英勇事迹极大地鼓舞了中国抗日军民，上海市民和全国同胞以各种方式向“八百壮士”表示慰问和支持。
四行“孤军”坚守阵地五天，击退强敌六次围攻，致敌军在阵地前弃尸200余具。
10月31日，日军全力强渡苏州河，封锁南市。中国军队放弃南翔以东、苏州河北岸全部阵地……
当天深夜，在最高统帅蒋介石严令下，谢晋元率四行孤军挥泪撤入公共租界。
五天中，“八百壮士”在伤亡37人，营长杨瑞符少校最后率部撤退时被敌弹洞穿左腿重伤。
他们撤入租界后，在被租界当局关押于胶州公园（时人称之为“孤军营”）期间，谢晋元被日本人收买的内奸暗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