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清华校长梅贻琦在台湾病逝，他生前一直不准其他人碰的那只手提包，终于被打开。

可这一开，在场所有人泪腺的阀门也被打开了，皮包里存放的不是金银珠宝，也没有房产地契，只有一本泛黄的账本。

里面记录着他自1931年担任清华校长起，清华基金每一笔收支的明细。

从庚子赔款到校舍建设、从教授教师的薪水到学生奖金补助，分文不差。

每一笔都记得非常清晰，可越往下看，大家就越觉得模糊，止不住的眼泪模糊了视线。

在病重急需用钱的时候，他堂堂一个清华校长，连住院费都交不起。

最后还是跟他住在同一家医院的胡适，给他垫付了500美元。

得知他病重的消息，67岁的韩咏华急忙撇下学校护工的工作，从美国飞回国，到医院照顾他。

梅贻琦没有私人住宅，金华街设置的清华办事处，就是他晚年栖脚的地方。

韩咏华白天在医院照料他，晚上就回去办事处休息。

而每次她回去，梅贻琦总要叮嘱她一句：不可用清华的公款。

不用他提醒，韩咏华也知道，清华的钱任何人都不能动，包括梅贻琦自己。

别说动公款了，自从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一职，不是他的，他一分一毫都不觊觎。是他的，他还要砍半，主动申请降低工资，取消校长的优待。

在昆明西南联大时期，由于物资匮乏，教授们的月薪一般能维持个十天半个月就已经不错了。

作为校长，梅贻琦发工资都会优先其他人，有些教授家里有困难，他还会拿自己的贴补。

弟弟梅贻宝曾回忆五哥：

“抗日战争期间，身为大学校长的梅贻琦，经常吃白饭拌辣椒，有时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全家人就很满意了。”

实在连白饭也吃不上，怎么办？摆摊！

上过学的都见到过老师们五花八门的“迟到理由”，但绝对没有梅贻琦的奇葩。

有学生还记得，有一节梅贻琦的课，上课铃都响过好久了，老师还没来。

过一会，只见梅贻琦气喘吁吁跑进教室，鞠躬道歉解释：“对不起大家，我帮夫人看铺子，来晚了。”

为了补贴家用，夫人韩咏华就与别人合作做米糕，梅贻琦还给它取了个好兆头的名字“定胜糕”，寓意抗战一定胜利。

韩咏华每天挎着篮子，步行45分钟到“冠生园”摆摊卖。

怕给丈夫带去不好的影响，她卖糕经常避着学生，也不敢顶着“梅校长夫人”的身份卖，自称“韩姓”。

但梅贻琦才不在乎，夫人忙不开时，他就帮忙照看摊子。

学生很震惊，梅贻琦拍拍刚刚在摊位沾到的灰说，“点心卖得好，有钱挣”，台下的学生闻言哭了。

有人将这段场景写入日记：“校长拍灰谈笑，台下学子泪湿衣袖。”

不单单只有梅贻琦一家，当时西南联大的教授月薪不高。

后来物价飙升更顶不住了，于是很多夫人各显神通，绣围巾、织帽子、做点心，以此来帮丈夫分担生计压力。

有次梅家突然来了客人，韩咏华还要着急忙慌拿着旧物去换10块钱，招待客人。

生活条件都这么艰苦了，梅家几个孩子品学兼优。

教育部准备给他们发放奖学金，梅贻琦替他们拒绝了，说“要留给更困难的学生”。

除此之外，梅贻琦主动放弃校长应有的待遇：

辞掉学校安排的家庭帮工，拒绝领取学校派发的米、面、煤等日常供应，把校长的专车留给学校公用，自己出行自己负责。

1941年梅贻琦去成都出差，校方已经给他订了回昆明的机票。

但他打听到有邮政汽车经过昆明，他毅然退掉机票，搭邮政的顺风车回去。

有校长几天可以贪1200万，而有校长花费了几天，就为了给学校省下200块机票费。

即便在美国，管理着清华数十万美元基金，梅贻琦也能做到坐怀不乱，给自己只开了300块钱的月薪。

梅贻宝回忆晚年的梅贻琦：“五哥先前住的还是一栋通常的公寓，后来退掉了，搬进一个很不像样子的住处。大概是撙节而然。”

而清华校友、外交官刘师舜也曾登门拜访梅贻琦在美的住处：

“有一次我到他的纽约寓所请安，有机会看到他所住的公寓，是所有熟人住宅中最小的一家。

小得连一间单独的卧室都没有，可见他平日是省俭到何等地步。”

而女儿梅祖彬的工资，既要维持自己小家的开支，还要通过给研究生修改论文赚外快，每个月寄五块钱给父母。

韩咏华年轻时要为生计奔波，到了晚年也要。

62岁的她在衣帽厂打过工，在首饰店卖过货，还在医院里做过代班，66岁还去盲童学校，照料盲童。

1955年，梅贻琦离开美国，回国到台湾定居，台北金华街110号，是清华办事处，也是梅贻琦在台北的住处。

办公室连一套像样的沙发都没有，梅贻琦办公的椅子就是很普通的矮藤椅。

后来，年纪渐长，每天要坐在那里写信、看公文、打字，身子骨受不住，梅贻琦才“斥巨资”添了个厚靠垫。

除了清华，梅贻琦还很爱花花草草，清华办事处有块后院可以种花。

但他咨询了酷爱园艺的友人蔡鳞笔，得知打理一下起码要花掉2000元。

梅贻琦一听，立马打消了种花的念头，只在窗前种了几株玫瑰，勉强满足一下自己。

在台湾梅贻琦节俭得更厉害，一天花费控制在三四块。

衣服穿来穿去，都是长袍布鞋，长袍哪里破了就自己补，布鞋坏了就到地摊买双便宜的。

当然，他不只有布鞋，他还有一双黑色皮鞋，但只在出差、出席重要场合才会穿。

秘书赵赓飏曾贴心为上司考虑，托人给梅校长做了件丝绵袍，价值1175元。

梅贻琦心疼了好几天，因为他当时的月薪不过1300元台币。

赵赓飏回忆：“在物价见涨中，校长有时条谕将其个人所需之草纸、火柴、茶叶、肥皂等等完全自付，不得报公账。

梅校长不止高风亮节为举世所钦，即此生活收支细节亦世鲜其匹。”

抠只对自己，对学校、学生他大方得很。

只要是教学研究所需，购买仪器设备，聘请教授和资助教授和同学们出国进修等费用，他一点儿也不心疼。

曾有人游说梅贻琦，让他把钱拿出来盖大楼，回报更快，守着这些钱到死，有什么用？

他怎么可能愿意！一个病重都不愿动这笔钱的人，又怎么肯把钱拿出来随意挥霍？

他说，清华的钱只能用于科研，于是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建成了，而这个研究所，就是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

有钱建学校的人，晚年病重却被区区的住院费难住了。

1960年5月30日，梅贻琦因前列腺癌住进医院，差点因住院费断缴，而被赶出去。

最后清华的校友帮忙凑钱，住在同家医院的胡适也资助了500美元。

有人斥梅贻琦“守财奴”，说他不会变通。

也是，别人把校长当职业，梅贻琦这一生却傻傻地被清华困住了。

1931年在梅贻琦上任之前，清华走马观花似的换过好几任校长了，结局都一样，被学生骂走了。

可以说，梅贻琦接到的是个烫手山芋，校方看着这个沉默寡言、办事没有半点雷霆之力的新手，觉得他也不久矣。

可没想到，清华从1931年到1948年离开北平，17年校长都姓梅。

别人问梅贻琦怎么做到的，他开玩笑回答：“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霉(梅)。”

学生不愿倒霉，他却上赶着触霉头。

教务长潘公旦被学生误会把名单交出去，他们抢过潘公旦的拐杖，扔在地上，作势要打他。

梅贻琦赶过去，挡在潘公旦前面，厉声喝道：

“你们要打人，就打我好啦！你们如果认为学校把名单交给外面的人，那是由我负责。”

训斥归训斥，他们来抓人了，梅贻琦又立即把名单上的学生送到安全的地方。

他还曾把一名姓郭的学生领袖藏到汽车后备箱，他泰然自若开车出城。

学生被捕了，他立马想办法保释，与那些人来回斡旋、打太极，气得那些人牙痒痒，却又不能拿梅贻琦怎么样。

学生们还模仿梅校长的口吻编了个顺口溜：

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有人说，梅贻琦当校长这么多年，肯定给自己谋了不少福利，大家都是人，别老说那些脱俗可笑的假话。

西南联大时期的清华历史系毕业生孔令仁曾回忆说：

西南联大办了一个附中，某领导的女儿去报考没考上，领导很生气，觉得梅贻琦装清高，要钱直说，还要装模作样给他使绊子。

于是，他吩咐秘书长去疏通，该拿钱拿钱，该送礼送礼，脑子灵活一点。

谁知秘书长迟迟不行动，欲言又止，“我打听过了，梅校长的女儿梅祖芬也未被录取。”

该领导一听，脸都羞红了，从此不敢再轻视梅贻琦。

1948年，北平解放，他离开南京，暂住上海。

各方邀请他入阁当官，他说：“此次南下，是为北方各大学想办法，不是来做官的。”

等到实在看清事无可为，梅贻琦只能出国。

以清华大学校长的名义，掌管清华在美国的基金，他要确保这笔基金的每一分钱都用于清华。

1915年，26岁的梅贻琦从美国学成归来，应聘到清华教书，但仅教了一个学期，他就打起退堂鼓。

他告诉中学时期的老师张伯苓，说自己对教书没兴趣，不想干教育了，没有前途。

张伯苓对他说：“你才教了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怎么知道没兴趣？青年人要能忍耐，回去教书！”

就这一句话，“绑”了梅贻琦一生。

26岁清华教书，42岁任清华校长到快60岁，脱离了清华系统，还要耗尽自己的晚年，去守护清华的基金。

清华贯穿了他的一生，可放眼清华的历史，他又只是个匆匆过客，鲜有人为其驻留。

（重病住院时的梅贻琦与家人合照）

1962年5月18日，梅贻琦去世的前一天，体温升高到39度，脉搏越发不明晰，他神志已经不大清楚了。

他迷迷糊糊地说，“神，什么事都知道”，又说，“我又换了一个地方”，最后说，“我感觉这个地方很好”。

神，知道我所有，从中国大陆、美国再到中国台湾，这次我又换了个新地方，这个地方很好，可供我继续守护清华基金。

梅贻琦被葬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原本是个双人穴，韩咏华坚决表示：

“梅校长是清华的人，理应长眠清华。而我则不是，不需要如此安排。”

她又强调说：“我和月涵（梅贻琦）都是基督徒，日后会在天国会晤，我自己随处可安，不必留墓穴。”

她亲自给丈夫写挽联：“且待我主重来定与君再相会。”

时间倒回44年前，1918年，梅贻琦和韩咏华宣布订婚，同学陶履辛提醒韩咏华：“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

韩咏华只回了句：“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

后来才发现，这句话应该是对梅贻琦说的：

梅贻琦你大胆豁出去，你说多少我听多少，你做多少我陪多少，你走多少步我跟多少步。

你先离开了，你大胆往前走，别担心我，这次我依然跟得上。

1993年，韩咏华百岁寿辰，在清华大学为她举办的活动上，她说：“我这一生，就是跟着月涵后面走。”

最后的离开，同样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