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华文明历史极其漫长，若以公元前26~27世纪的仓颉造字作为中华文明的起始点，那么中华文明至今已长达4600~4700年；若以清朝宣统帝下诏退位的1912年作为中华古代文明计时的末点，那么中华古代文明历时长达4500年~4600年。如此说来，中华古代文明历时长达4500年，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极其罕见的。

由于中华古代文明占据了整个中华文明绝对的时长，其形成的思想和文化对当今的中华文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便于叙述，本文将中华古代文明简称为中华文明。

如果仔细梳理中华文明特色，便会发现一个显著特征：几千年来，中华文明一直纠结于谁为“尊者”这一世纪性大难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自夏朝开始，中华文明步入了家天下的管理模式，从道义上击破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平等的相处模式，宣告了一姓家族为尊者、天下归于一姓的来临，这也是一姓家族贵为“尊者”的第一次成功实践；

到了秦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专制的封建集权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进一步强化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和等级制度，自此历代封建帝王无不幻想着子孙万代万世为君，并为此开启了权力全面集中的模式，到了清朝，君主专制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顶峰，将“尊者”做到了极致。

2，大一统王朝之间的真空时期，比如五胡乱华、五代十国等等，是公认的军阀割据的混乱时代，此时“一姓天下”尚未形成，各地便纷纷涌出了霸主，比如熟悉的春秋五霸、西楚霸王等等，均是想一跃成为尊者的野心家，以此“号令天下、莫敢不从”。

3，民间文化也充斥着“尊者”习俗，比如《封神榜》中的截教、阐教，虽然同出一个师门，但从来就没想着和平相处，暗暗都在想着整个高下，成为万人瞩目的“尊者”。即便师傅一辈尚且顾及脸面不便明斗，作为弟子的却都坐不住了，在师傅的默许下公然相互斗法。

后来截教弟子节节落败，截教师傅看不下去了，不装了于是公然与阐教师傅宣战，亲自向阐教师傅下挑战书，声称之前早就对阐教压自己一头看不顺眼了，今天一定要较个高下。于是二位师傅话不多说立马斗法，幸好师兄及时赶到，说要带截教师傅去见师尊，让其开导开导。可见师尊的“尊者”地位毋庸置疑了。

为何中华民族会陷入“谁为尊者”的纠结之中呢？或者说为何要将天下所有资源、天下人所有的思想都集中在某个人身上？这实际与中华文明一早树立的群体观念有关。

孔子曾经说：“天上只有一个太阳，人世间就不能有两个君王”，非常坦诚、非常直接地表明一个观点：尊者制度必须坚决实行，否则就是违反太阳运行的客观法则；知晓了这一点后他身体力行实践中，不仅成功将道德和周礼的标准集中于自己一身，而且当机立断，将少正卯这个比自己还能说的学术人才下令处死、曝尸三日，有人形容这种做法使得“鲁国大治”，本人实在不敢苟同。

作为经商和理政都游刃有余的吕不韦在《吕氏春秋》的开篇中，也给出了“尊者”建立的必要性：个体无法在自然界中独自生存，唯有汇聚成江海方能“服狡虫、制禽兽”。在个体逐渐汇聚成群体的过程中，君主和君主原则也就应运而生了，走向一姓天下的尊者高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也正是因为群体生活方式以及君主专制成为了刻在中华民族骨子里的基因，故而自黄帝统治之时开始，直至清朝灭亡的4500年间，中华民族始终围绕着“谁为尊者”这个议题展开博弈。

历代野心家无不为了成为“尊者”而疲于奔命，历代王朝统治者为了“尊者”之位万古留存无不煞费苦心，其结果均证明：所谓的“尊者”只不过是中华老祖宗臆想出来的产物，放诸于实践根本行不通，但历代王朝统治者之所以乐此不疲地追求着，只能说是被“尊者”思维毒害太深了。

好在最终科技还是来了，让中华民族真正看到了摆脱这种纠结漩涡的曙光。其理由是，封建王朝之所以陷入“谁为尊者”的纠结漩涡之中，根源还在于群体生活方式，因为需要群体劳作，故而充当群体劳作指挥角色的君主地位则凸显出来了。君主越能驾驭群臣，他的“尊者”地位也就越突出。

科技则完全改变了这种格局，因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它不需要人的辅助协作，就可以发挥出几十倍甚至几百倍于群体劳作的力量。因此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场景：往往科技含量和机械化程度高的工厂，它就越趋于无人化。

综上，由轩辕统治到清朝灭亡这4500年里，中华文明陷入了“谁为尊者”的纠结与循环之中，幸好科技来了。科技带来的生产力的跃升，有望走出这个不解的循环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