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虽然是地球上唯一的智能物种，凭借着无与伦比的聪明才智和动物不具备的创新精神，人类从动物界脱颖而出，成为了地球上无可争议的主宰，也拥有了对其他物种生杀予夺的大权。

但是即便如此，人类就拥有了玩弄知识、藐视地球的底气了吗？显然不是，对于人类而言，地球及其包含的自然界依旧是陌生的存在，人类在认知地球、探索地球过程中依旧需要付出辛劳的汗水、踏实的脚印。

不仅没有异于其他动物的天赋异禀，反而人类固有的“极端”感情，成为了认知世界的绊脚石，感情的无下限宣泄、狭小视野下的专制思想的自我膨胀，“成功”阻碍人类文明进步2200年。

人与生俱来的认知误区：将自然人格化，将狭小视野极限化

由于人与生俱来的强烈自我感觉，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对于自然的认知，往往自觉不自觉以自身为镜像进行摄影和反映，导致这个世界成为了一个人格化突出的“反复无常”的世界。

比如东方文明中，看到电闪雷鸣，就以自身为镜像，仿制出了雷公电母的原型；看到人世间有帝王在统治，就臆想出了一个能够驾驭三界生灵的玉皇大帝……

随后“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等人格化意味浓厚的思想喷射而出，直接将东方文明引入到了人格化的深渊当中。既然自然都是人装扮的，那么能感动人的也只有心。

故而东方文明朝着人心的方向狂奔而去，距离真实的世界越来越远。无怪乎一手策划了“九一八事变”的日本战犯石原莞尔声称：中华文明自古以来高度发达，但物质生活又极其原始，就是将大自然重度“人格化”的恶果。

早期的西方文明也是一样，古希腊神话中有掌管人间的奥林匹斯山神，《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认为：电闪雷鸣是众神之王宙斯大发雷霆；火山喷发或者地震，是火神赫菲斯托斯在愤怒地锻造；雨过天晴，彩虹女神伊利斯赶紧在天上划出一道弧。

由此可见，不论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对于自然都习惯于将其“人格化”，喜欢将无尽的情绪宣泄在自然界中，使得早期的人类常常情绪高涨进而走向战争的极端。对于自然是客观的存在、无情绪的实体这一认知太过艰难。

人生与科学的截然不同：人生：挑战极限，最精彩；科学：量变引起质变，极端就是死路

正是因为人类与生俱来的情绪化特征与大自然格格不入，因此尽管人类文明早在5000年前便萌芽于东方，但真正客观冷静看到自然也仅是近300年的事。

1600年以伽利略、笛卡尔、卡文迪许、培根等为代表的科学家将辨别真理的标准交与实践而非脾气大的“天神”，使得大自然的奥秘终被揭开，无人格化看待问题的思想终于被奠定，科学也终于降临人间。

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即便科学的思维已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但视野狭小的部分人类依旧为“情”所困，坚信“包青天”式的人是拯救人间的救世主，而不是“包青天”式的科学制度。

如此也导致了人生与科学这一对矛盾体同时并存于地球，带了诸多无谓的争辩和反反复复的弯路。

比如：对于人生而言，如何才能赢得喝彩、引爆激情？毫无疑问就是做到极限、挑战极限。

比方说“千里眼”、“顺风耳”，就是将肉眼和耳朵做到极限，使得其能看千里、能听八方。倘若现实中真有人拥有这一双眼睛、一对耳朵，绝对会成为头版头条、流量不断的。

再比如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曹冲称象，为了能称一头大象的重量，那些所谓的智囊都想着将用于度量的秤做到极限：造一杆能称几吨重重量的大秤。但是很快问题又来了：造出来了，谁能提得动呢？

由此可见，挑战极限对于人生而言，最精彩，最能引燃大众情绪从而获得无限荣誉，但对解决现实中的问题绝没有任何好处。而且不顾物体边界只知道无脑宣泄情绪地走极端，其结果必定是死路一条。

为何这么说呢？因为站在科学角度，量变引起质变，每个物体固然有他的能力，但他的能力受他尺寸的限制，也会存在边界性。眼睛和耳朵的构造只能观看和聆听几百米以内物体和声音，这就是它们的边界，若要拓展能力，只能另寻他物，比方说望远镜、手机。

曹冲称象也说明了这个道理，平常的杆秤只能称几十斤以内的重物，这是它的能力。若要将杆秤能力拓展到几吨，就必须借助其他手段，比方说曹冲提出的借助于木舟划线的方式，或者借助于当今的行车。

所以说，人生来就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对于人生而言，无视边界挑战极限最精彩；但对于科学而言，因为量变引起质变，走极端就是死路一条。当触碰到边界时，应及时更换方式和载体，难题往往变得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