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手策划“九一八”事变的日本侵略头目石原莞尔曾这样评价中国：“中国虽有自古以来的高度文明，但其物质生活又极为原始，各个地方高度自给自足……”石原莞尔这句话虽然站在日本侵略的立场，让人非常不齿，但仔细琢磨一番，其中又何尝不击中华夏文明的痛点呢？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博大精深
我们曾感叹我们有着五千年的悠久且不间断的历史，有着让世界许多国家难以企及的宽阔版图，更有着独树一帜、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
上古时期，中华始祖就铸造九鼎，提出九州万方、天下之主的思想理念；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各种治国思想有如雨后春笋般不断迭出；封建社会时期，华夏一统、伦理纲常成为了主流，引领中华民族逐渐拥有了“满汉一家、满蒙一家”的高度认同感。
故而历史上华夏大地虽然不乏战争纷争，中华大地免不了纷争割据，但总体趋势上都是走向统一，短暂分裂割据并没有影响中华民族对“我是中国人”的高度认同感。
主流思想尚且如此丰富，就别说相应的资料文本了，堪称卷帙浩繁、汗牛充栋，这也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自豪的地方。不过丰富的文明资源并没有转化成生产力，虽然中华民族栉风沐雨两千年，但探索世界、认知世界的方式却仍停留在向上古取经的原始阶段。
这位中华老祖宗：频频向上古取经
站在今人的视野，我们都知道时间向前走着，时代也一直向前发展着，各种新思想、新发明层出不穷，十几年前还在讨论着各自领域的新技术，如今元宇宙、人工智能这些突破技术范畴的新名词就已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了当今人类追求的“时尚”。
这就意味着：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必须向前看，要用发展的眼光去探索世界、认知世界，不断革新思维，人类才能拓展生存空间，也才能发展得更好。
按照这种思维再去看中华文明，一个难以置信的事实就迸发而出：中华文明在某些所谓圣人的指引下，走向了一条“复古”的后退之路。总是觉得上古社会是人类的终极文明形态，总对着已经被历史淘汰的周礼持无比赞赏的态度，对于周朝的等级制度也是念念不忘，并强行贴上“至德”的标签，一旦质疑就以道德来谴责，各种大帽子盖个不停。
如《论语·泰伯》有云：“周之德，可以为至德也已矣。”
再如《论语·八侑》有云：“周监于二代，郁郁文乎哉，吾从周。”
周礼已经在华夏大地上应用了八百年，好不好不应由所谓的圣人来盖棺定论，而是实践。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不可避免发生了，这就说明周礼有它的问题，对此，春秋时期齐国名相晏婴已经总结出来：“崇尚丧礼尽情致哀，破费财产厚葬死人，不可将其形成习俗。”
如此不顾实际、只讲脸面的周礼，退出历史舞台那是历史必然，为何还要对其留恋有加、强行复古呢？
再如对于上古时期，这类中华老祖宗总是带着期盼的眼神瞻仰着，总觉得上古时期“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崇尚“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的单纯人设，幻想着有朝一日时光倒流，自己可以穿越到上古。
实际从《诗经》中的《硕鼠》一文，我们知道：上古时期并非如同中华老祖宗想象的那么好、那么单纯，剥削者就如贪得无厌的大老鼠一样，对着底下平民可谓是“吸食骨髓”般的剥削。只不过被吸食的劳动人民也跟中华老祖宗一样爱好想象：总觉得临近的某个地方必然存在着“爰得我所”的“乐土”。
复古的后果：想象和原始在中华大地肆虐
依据上述分析可知：中华老祖宗之所以崇尚复古，频频向上古取经，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不敢面对现实、喜爱想象，久而久之，患上了“臆想症”。有病不可怕，怕就怕在他们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并且据此引导华夏人民走向了一条“逃避现实”的不归路。
在逃避现实的想象方面，中华老祖宗可谓是“道行极高”，一大把年纪了，跟这个世界打交道了一辈子，思想方面还那么幼稚，还在幻想着“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明明知道“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却总在幻想着救世主下世除邪祟、净化世界；明明跟老天打了一辈子交道，发出了“天若有情天亦老”的灵魂拷问，却还在大肆宣传“受之天命”、“真龙天子”等原始人才有的幼稚观念。
精神世界对想象的严重依赖，以及不切实际思想的恣意泛滥，必然招致物质生产的“懒惰”，物质生产的懒惰的结局必然是原始在华夏大地上的“肆虐”：2000年前，人力是主要运输方式，这无可争议；由清明上河图可知：到了1000年前宋代，人力依然是主要运输方式，也情有可原；到了1840年的清代，人力依然是主要运输方式就要深思反省了。当时的清政府见到英国的热动力轮船，总是怀疑前方有牛在拉，当看到对方真的是热动力驱动，顿时大惊失色。
所以，2000年来，由于中华老祖宗频频向上古“取经”，导致原始在中华大地“肆虐”。对此，现代诗人舒婷在《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中曾有这样悲伤地吟唱：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
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
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
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
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
是淤滩上的驳船
把纤绳深深
勒进你的肩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