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兵学武
第二战区随营学校当时驻扎在临汾。招生的人，本来打算领我们步行到灵石县两渡车站搭乘火车南下，可谁知走到那里，才知道火车停止通行，路轨前几天已经扒了。这是贯穿山西南北的同蒲铁路，斩断这条大动脉，大约是为阻止日军南下。据说灵石县以南火车才通行。我们只好沿着铁路路基继续步行。过了两渡村就进山了，我们都是在晋中平川长大的，以往只是远远看到过山的轮廓，如今到了山里都觉得很新奇。路基紧傍着山西最大的河流汾河，河水已经结了冰，像一条白色的缎带，在峡谷中蜿蜒曲折向前伸展。两旁是高耸的山岭、陡峭的悬崖，地形十分险要，给人一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入"的气势。有一些军人在半山腰里修筑工事，显然是为阻止日军南下做准备。
我们二十多个新兵，都是青年学生，从来也没走过这么长的路，虽然行李是由雇来的牲口驮着，只是空手步行，从孝义到灵石六十多里路程，直到傍晚才走到。多里路程，直到傍晚才走到。
灵石县是夹在两山中间的一座小县城，城里驻满了军队。从这里往南的火车倒是运行，是由部队掌管着。招生人员凭着二战区司令部的关防护照，使我们这些穿便衣的新兵也挤进了一节有座位的车厢。我是第一次坐火车，也是第一次见火车，兴奋不已。虽然是夜间行车，看不到沿途景色，但路过大站停车时候有不少小贩拥到窗前来兜售茶水、纸烟、小食品，嘈嘈嚷嚷十分热闹。车厢里烟雾弥漫，车摇晃得很厉害，一杯水喝不了几口就全洒在脸上和脖子里了。
火车愈往南开，离家愈远了，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返回故乡，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我可怜的母亲，也许从此就永别了……车轮不停地震荡，脑子里不住地胡思乱想，挤坐在座位上，一夜都没有入睡。第二天一清早，火车到达了临汾车站。
临汾以前叫平阳府，在村里时候就听老人们说，这是晋南最大的一座城市。看起来确实不小，街道很宽，来来往往的人，大都是穿灰军装的军人和穿制服的职员，左胳膊上都佩戴着各种符号。太原失陷后，这里就成了临时省会，因而显得很热闹。街道两旁商店门口的红对联和到处张贴的抗日标语、漫画，争相辉映，形成了抗战时期过大年的特殊景观。标语上大都写的是"拥护阎司令长官抗战到底！""拥护国共合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有的写的是"打倒汉奸张慕陶！"我们闹不清这是个什么人，问招生人员他们也闹不清。后来才听人说这是阎锡山的高参。那时候，阎锡山一面赞成抗战，一面又通过各种人物和日寇拉拉扯扯。据说这是二战区进步势力揭发出来的。
这天是农历正月初四，按照传统习惯，没有过"破五"商店都不开门，倒是在四通八达的鼓楼下有不少小摊贩卖豆腐脑、羊杂碎、醪槽、饼子、油条等食品。带队的让我们自由选择在饭摊上饱餐一顿，然后就步行到随营学校驻地东涧北报到。
东涧北在汾河西岸，距临汾城二十多里，是平川与山区交界的一个村庄。随营学校没有专门的校舍，都是借住老百姓的房子。从各地招的学生已经先我们来了，有穿便衣的，也有穿学生装的，年龄和我们差不多，都是十五六岁的小青年。我们分别被编入二大队四中队各个班。我和同村的王树瑞、王恩滋不愿分开，于是就都编入了第九班。房子里没有炕，也没有床，而是铺了些干草打地铺。我们已经有一天一夜没好好睡一觉了，不管三七二十一，解开行李倒头就睡了。
第二天，连里发了新军装：棉袄、棉裤、棉帽子、绑腿，都是灰色的，另外还有皮带、臂章、帽徽等零碎东西。我们立即穿戴起来，互相看着，都觉得又新奇，又兴奋。本来是一些穿着各色服装的农村小青年，一下子全变成革命军人了。有的人竟然高兴地在地铺上翻开了跟头，打起了滚。谁都想拍张照片给家里寄回去。可惜当时没这个条件。
从此，我们就开始了正规的军旅生活。每天起床，开饭，出操，熄灯都按号音行动。白天就在老乡打麦场上按照《步兵操典》上的课目，进行军事训练，开始是徒手操，后来是持枪操；晚上大都是集合在院子里唱抗日歌曲，经常唱的是《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毕业歌》等。这些歌曲，大都是在高小时候就学会了，如今唱起来，使人精神更加振奋，斗志更加昂扬。每逢星期日，我们可以到附近的土门镇赶集，看热闹。伙食也不错，顿顿是白面，不是蒸馍就是面条，菜里多少总有点肉。比我在家过大年时候吃得还要强。这期间，我们都给家里写了报平安的家书。后来据说都收到了。
我们在东涧北住了不到一个月就开拔了。据说日军从黎城东阳关打进了山西，攻陷了长治；占领太原的日军也开始向南推进，意图两面夹攻临汾。开头我们以为是要上火线，心里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我们虽然是新兵，但都已学会放枪了。要是真能朝日本侵略者开枪，也是一件痛快事。等出发以后，才知道是向西山里转移。驻在临汾的所有机关、学校都往西山里转移。山路上挤满了背东西的人和驮物资的牲口。第二天晚上，没有找到住宿的地方，沿途的山庄窝铺都被先来的人占了，我们只好在野外露营。
那是一条荒凉的小山沟，两边山坡上长满了枯干的灌木丛，中间是一条小溪流。我们就在小溪流旁安营扎寨。这是一支新成立的部队，没有长途行军的准备，连口行军锅都没有，做饭成了大问题。后来就用半截打水的煤油桶熬粥。好在从临汾出发时，给每人发了一个小搪瓷碗，总算还有餐具。可是每个中队九个班只有半截水桶，这就只好各班轮流煮饭。人多桶小，最后一班刚吃完，开头吃过的那个班早已饿了，于是又开始了第二轮。
当时虽然已是初春季节，但山沟里的冬雪还没有完全消尽，气候相当寒冷。出发时我们只顾了枪支弹药，把背不动的衣物都精简了，连衣服里的棉花都掏空了。如今是个个冷得哆哆嗦嗦，于是就烧起一堆堆篝火，除了在山头放哨的以外，大家都围坐在篝火的四周唱歌。唱累了就互相靠在一起打盹。轮我放哨的时候，我在山头上看到了一幅壮观的场景：三四十堆篝火沿着小溪展开，映照得溪水闪闪发光，形成了一条巨大的火龙，煞是好看。大约两年以后，我读到了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其中写到东北义勇军围篝火露营的情景，感到十分亲切。
我们在山沟里露营两天之后，开拔到了汾西县山云镇，继续进行军事训练，一切课目照常进行。
不久，随营学校改编为政治保卫队，合并了一些地方武装，成了一个旅的建制（一九三九年又命名为二 O 九旅）。这支队伍名义上属二战区阎锡山管辖，实际上是受共产党间接领导，和早些时候成立的决死队、工卫旅、暂一师等部队统称为山西抗日新军。政卫队的司令部、政治部都驻在山云镇。我们中队除继续进行训练外，主要任务是给领导机关站岗放哨。
政治部宣传科出版有一份油印小报，叫《政卫报》。有天，报上登了一则日寇占领整个晋中平川的消息。当时正是晚饭后，我们在院子里做游戏，听到这一坏消息，我忍不住流出了眼泪。首先想到的是我家里的人，我可怜的母亲，还有我年幼的妹妹。在我临离开家的前一天夜里，我妈舍不得让我走，偷偷哭了半夜。不过第二天，还是苦笑着把我送到了大门口。而我妹妹则是扯着我的衣襟，一直把我送到村外。如今家乡已沦为敌占区，她们的命运如何？这不能不让人担心！
我们这个中队，大都是晋中人，听到这消息都像傻了一样，谁也不说一句话，有的唉声叹气，有的暗自饮泣。后来不知谁哼起了《流亡三部曲》这首歌，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跟着唱了起来，边唱边哭，边哭边唱，个个都哭得泪流满面。中队长大声叫喊也制止不住，后来还是政治指导员戈力讲了话，才算安静下来。他讲的大意是：日寇的铁蹄踏到了自己家乡，谁都感到悲痛。可是光哭没有用，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要想家乡父老不做亡国奴，就要好好练兵习武，誓死把日寇赶出中国去！
从此以后，大家接受军训的劲头更足了，每天认真练习瞄准，练刺杀，练投弹，进行野外学习。整天摸、爬、打、滚，经常是一身土一身汗，可大家情绪都很高。特别令人兴奋的是，我们曾进行过一次实弹射击。本来是要在山沟里进行打靶，后来上级决定到同蒲铁路射击日寇火车。听到这消息，我们都高兴极了。经过一天半的行军，队伍拉到了灵石县境内的一条山梁上。我们成散兵线趴在地切后边，眼睁睁盯着山下紧傍汾河的铁路。大约到半下午时候，北方远远传来火车的汽笛声，紧接着从山洞里驶出一列火车。我们立时把子弹推上膛。火车愈来愈近了，但中队长没有下达射击的命令。因为这是一列客车。客车过后不久，一列军车出现了，远远看到车头上飘着一面太阳旗，平板车上载着一尊尊大炮、一箱箱弹药，以及身着黄军装的日本鬼子。中队长一声令下，我们一齐向敌人开火。紧接着车上日军的轻、重机枪向山梁上打来。整条沟里枪声大作。我又紧张，又兴奋，接连开了三枪，再要开枪时，火车已经跑远了。
这次打火车，敌人究竟受了什么损失？不得而知。而我们则兴奋异常，因为总算朝日本鬼子开枪了，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我们除了军事训练外，每周都要上两次政治课。讲课的就是政治指导员戈力。他是牺盟会派来的干部，大家都喜欢听他讲课，他讲得有条有理，有声有色。他给我们分析国内外形势。批判了"亡国论"，也批判了"速胜论"。根据中日两国的实际情况，抗日战争只能进行"持久战"。他预言"持久战"要经过三个阶段，这就是现在的"退却阶段"，然后过渡到"相持阶段"，最后是"反攻阶段"。只要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充分发动群众，把这一场人民战争进行到底，抗日战争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他讲得头头是道，不能不令人心服口服。听了他的政治课，大家都觉得很开脑筋，好像自己也站得高了，看得远了。指导员只比我们大五六岁，可他懂得那么多道理，学问那样渊博，这不能不令人惊奇。后来才知道他讲的就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五十年后，也就是一九八七年春天，我到河南郑州出差，竟然见到了戈力同志。那时他已从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了。说起这件事来，他告我说：那时毛主席这篇光辉文献尚未正式出版发行，他是根据党内发下来的油印本讲的。
可以说这是我第一次学习毛主席的革命理论。
我在四中队学习生活了大约有半年时间，这年夏天我就被抽调到宣传队，变成宣传员了。
偶然成了文艺兵
我只是一个普通战士，或者叫做学生兵，为什么会调去当宣传员呢？当时我自己也弄不清楚，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把我当作美术"人才"了。这是由于一件偶然事故造成的。
那时候，连队里除了军事训练、政治学习之外，也开展文娱活动，诸如：歌咏比赛、讲故事比赛、墙报比赛等等。有次以排为单位进行墙报比赛，我们排偷偷请连部文书给画了个报头，晾在了我们班的炕头上。那时是以班为单位自己做饭。早饭比较简单，只是稀米汤里煮玉菱面小饼。那天轮我值日，我把做好的饭盛在大盆里，往炕上端的时候，一不小心洒出来了。一些稀汤正好洒在了报头上，把这张宝贵的作品弄了个一塌糊涂。这可捅下大乱子了！排长、班长发火自不必说，同屋的战士们也纷纷责难，我自知理亏，一声也没有吭，只是站在那里挨训斥。再找文书重画已经来不及了，而且大白天这样做很容易被别的排发现。记不清是排长还是班长立逼我照样画一张，我只好硬着头皮承担起这一"任务"。
我在高小的时候，除了国文就要算图画课好了。我本打算照着弄脏了的报头临摹一张，可是颜料没有了。恰好我在一本大后方出的刊物上发现了一幅黑白的木刻封面，刻的是两个战士隐蔽在草丛中，用机关枪向敌人射击。于是我就以此为蓝本加以放大，画成了一张单色的墙报头。比赛结果，我们排的墙报获得了全连第一。首先报头就沾了很大的光。画面上又是战士，又是向敌人射击，这样的内容正合时宜。那幅木刻是谁刻的？当时没有注意，直到四十多年后的一九八○年，当我参观"力群版画展览"时，才发现那是力群同志早期的作品。惊喜之余，我曾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就叫"一幅木刻引起的回忆"。
我就是由于一次偶然的过失，"混"到文艺队伍中来的。
宣传队属政卫队政治部宣传科领导，驻离山云镇不远的庞家岭。这是个新组建的单位，总共只有三十来个人。除了几位领导干部年龄稍大点之外，全都是像我一样的小青年。我一到宣传队就碰到了几位熟人：队长唐贵龄，就是去汾、孝招生的那位负责人；炊事员老李，年纪有四十来岁，原在孝义城一家旅店做饭，看门。老唐他们招生的时候就住在这家旅店。临离开时他就跟着到了随营学校，先在大队部打杂，宣传队一成立就调来当了炊事员；另外还有一位是分队长孙怀谦。我刚编入随营学校四中队的时候，他是我们的班长。班长们都是十八九岁、二十岁的小伙子，都是国民军官教导团的毕业生。挂着手枪，扎着武装带，一个个威风凛凛。孙班长同样装束，可穿戴得吊儿郎当，年轻轻的却满脸皱纹，看起来像三十来岁的农民。那天吃第一顿饭的时候，伙房里只有碗，没有筷子。我说："孙班长，没筷子怎吃？"他说："问我要筷子？我倒给你们擦屁股哩！"话说得很不好听，可他说完之后，随即到柴堆上挑挑拣拣折来一把细高粱秆，说："当兵的，要学会自己生活！"当天晚上，别的班长都把新兵集合起来致欢迎词，他没有。他大概知道我们一路上没有睡好觉，只说了这么一句："解开行李，睡觉。"他给我当班长时间不长，很快就调走了。据说，是星期日他在村里"一分利"小饭馆喝醉了酒，大队长贾耀祥训斥他，他竟然解下皮带抽了大队长两下。为此关了三天禁闭，就免职了。没想到如今又成了我的顶头上司分队长。我只以为他是个性格暴躁的家伙，后来相处的时间长了，才知道这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嘴上不会说什么客套话，不论对上级还是对下级，都是明来明去，直来直往，从不背后吃吃捣捣。这人就是后来成为作家、电影剧作家的孙谦。
我到宣传队不久，陆续又从连队里挑选出来一些人，有我小学和高小时候的同学王恩滋和陈寿山，他们是因为在唱歌比赛中嗓子好调来的。后来有一支学生游击队编入了政卫队，从中也挑选了一些人调到了宣传队。宣传队一下子扩展到了四十多个人。可是四十多个人中没有一个人专门从事过文艺工作，其中只有一些人是爱好而已。一切都得从头开始。那时候，正好有一位戏剧家来到了晋西南，名字好像是叫刘伟。在决死二纵队"长城剧社"开办了一个短期戏剧训练班，我们宣传队也派了几个人前去学习。他们回来之后就开始排练节目，并派人购置回汽灯、幕布、油彩等物品。与此同时，宣传队改名为"前锋剧社"。
那时候，我脑子里还有一些传统的旧观念，认为"剧社"就是戏班子。革命竟然革成旧戏子了！戏子在一般人的眼里是低人一等的人，这要让亲属故旧知道了，不知怎样笑话呢，心里很不好受。后来逐渐懂得，这项工作也是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心里逐渐也就坦然了。
我不会演戏，粗手粗脚跳不了舞，五音不全唱不了歌。我在剧社里主要任务是拿着刷子在村里墙壁上写抗日标语。我对这项工作很满意。早在一九三六年春天，红军东征路过我们村里，有个小宣传员就是拿着刷子在村里墙上写了好几条大标语，什么"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打倒阎锡山北上抗日！"等等，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村里人对这个小宣传员也赞叹不已，如今我自己也成为写大标语的宣传员了，心中不由得有一种自豪感。与我一同干这工作的还有一位，名字叫郭生。他比我大一岁，写字画画都比我强点。不过也不是创作，而同样是照猫画虎临摹。那时候，很难找到参考资料，我们就把报纸、杂志上登的漫画、美术字剪贴起来做蓝本。剧社除了给部队演出外，也经常到附近各县的集镇、农村演出。我们先后在汾西、蒲县、隰县、灵石、永和等县的农村演出过。走到哪里，我俩就把抗日标语写到哪里。遇到平整的白墙壁就画一幅漫画，画的不是代表中国人民的一个大拳头砸死日本鬼子，就是代表国共两党的两双大手共同捏死日本强盗。郭生无论写字还是画画，都很专心，多年来一直从事美术工作。全国解放后，曾任成都画院院长，书法、绘画都属上乘。
那时候，剧社主要任务是演戏。所演的戏也都是宣传抗日的内容，大都是独幕话剧，都不是自己的创作，而是从一些刊物上抄来的，演出水平当然不高，近乎化装演说。不过观众倒还不少，每逢演出，庙院里总是挤满了男女老少。那时农村里没有什么文化娱乐，连铁匠打农具、木匠做家具都有许多人围观。剧社又是唱歌跳舞，又是演戏，又不要花钱买票，谁不乐意来看看热闹？光是台口那两盏明晃晃的汽灯就能引来不少看新奇的人
我和郭生，除了写标语画漫画，演出时也做一些后合工作，诸如画简单的布景片、配效果等等。偶尔也滥竽充数当个群众演员。群众演员最好演的就是日本兵，因为没有台词，最多是一句骂人的"八格牙鲁"。化妆也比较简单，只要在鼻子下边涂一方块黑当作胡子就成了。不论是冬天的戏还是夏天的戏，都是头戴钢盔，身穿日军黄呢大衣﹣﹣这是战斗部队缴获的战利品，送给剧社的。有次郭生演日本兵还闹过一个笑话：戏里有个日本兵，平白无故把一个锄地的老汉当成活靶子枪杀了。这主要是揭露日本鬼子滥杀无辜。那次是我在侧幕后配效果。我看到郭生端起枪，忙用香火头点小炮。可谁知小炮瞎捻了。他半天听不到响声，急中生智就用嘴巴喊了声"叭"！那个扮老农民的分队长郭丰瑞没理会，继续锄地。郭生急了，忙又大喊一声"叭"！并且低声说道："快死！快死！"扮老农的郭丰瑞这次明白了，立时就倒在了地上。人已死了，我点的第二个炮也"叭"一声响了。这一来引起了台下一片笑声。事后我们俩都挨了批评。
其实演出中出纰漏，不仅仅是我们俩，别人也发生过。有次在政治部大院里演《游击队长》。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游击队长化装成"花姑娘"，把日本鬼子引诱到一间空房里，从怀中掏出一把匕首，一下就把日本鬼子捅死了。那天，扮游击队长的束学理，握刀的手偏了一点，用力又过猛，一刀就扎在了扮日本鬼子的老唐的鬓角上，老唐痛得大声叫喊，满台蹦跳，满脸是血。束学理吓傻了，愣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幸好拉幕的机灵，立时就闭了幕。人们慌忙叫来军医，给包扎起来。多亏眼睛没有受伤，还算不幸中的万幸。这是我们剧社演出中发生的最大一次纰漏。为此事，束学理还写了一份检讨，发表在《政卫报》上。他本来是剧社的主要演员，从此以后就再也不上台演戏了，连群众演员都不扮了，宁可干后台工作。这人就是后来成为作家的李束为。
剧社里生活上不像连队那样严格，用不着听到起床号十分钟就得集合站队，听到熄灯号立刻就睡觉，即使不瞌睡也得躺下。每天也不再摸、爬、打、滚上军事课了。倒是政治学习、文化学习抓得比较紧，经常组织上政治课、文化课，大家学习的兴趣也比较浓厚。那时，我们宣传员的生活待遇比普通战士高，和连队里的班长一样，每月每人发十元零三角的薪饷，除了摊伙食，购置日用品，大都买了文具和书籍。我听年纪大一点的同志说，写日记是提高文化的一个好办法。于是我就买了笔记本和自来水笔。那时候，自来水笔还不普及，是商人们冒着危险从敌占区贩来的，价钱卖得很贵，但我还是买了。从此就开始天天写日记，除了记每天的所见所闻之外，也记一些读书心得。遇到写不来的字就问人。隔几天就翻阅前边写下的，对错别字和不通的句子做一些修改。日记，实际上成了我的作文练习本。时间一长，自然也有了一些收获。
那时候，离我们驻地十多里的羌香镇，算是个商业中心。镇上有一家新华书店，卖的都是进步书刊，好多是延安解放社出版的书报。每逢假日，我们就三五成群到那里去翻阅，购置书籍。我曾在那里买到过《大众哲学》《社会科学概论》《论持久战》《抗日救亡十大纲领》《英勇奋斗十五年》《西行漫记》，以及写二万五千里长征、平型关大捷的小册子。这些书，有的能看懂，有的则不甚了了。虽然有点囫囵吞枣，但对社会发展史，对中国的前途命运，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都有了一点粗浅的认识，自我感觉站得高了，看得也远了。
【马烽（1922年6月18日—2004年1月31日），原名马书铭，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县（现孝义市）居义村，是著名作家、编剧。马烽幼年丧父，随母亲寄住汾阳县（现汾阳市）东大王村舅父家，并在该村入学读书。1937年，日寇侵入山西，学校被迫停办，马烽只得辍学。1938年春马烽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马烽被送往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学习 ，半年后转入部队艺术学校美术队 。1942年冬天转业到了晋绥边区做地方工作。1945年6月5日由马烽、西戎合著的《吕梁英雄传》开始在《晋绥大众报》上刊载，1946年8月20日全部登载完，小说受到人们的欢迎。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文联第七届荣誉委员。被山西省政府授予“人民作家”称号，也是“山药蛋”派作家代表人物之一。2004年1月31日，马烽因病在太原逝世，享年8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