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晋西北
一九四二年冬天，部队进行"精兵简政"。战斗剧社机构过于庞大，当然也要进行"精简"。一些不会演戏、不会唱歌、对表演艺术也没有兴趣的人，就被"精简"了，总共有十多个人，我当然也是其中之一。我们的编制都属于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只能回原根据地另行分配。大家也都乐意回前方去干点实际工作，思想上倒也没有什么不愉快。我们临时编成一支队伍，很快就离开战斗剧社驻地七里铺招待所，走上了回前方的道路。
当路过延安城的时候，忍不住抬头向宝塔山上张望，最后看了一眼那座历经风雨的古塔，这是延安的标记。延安的小米、延河的水哺育了我们将近两年，如今要离开了，心中不能不有一点留恋。特别是路过桥儿沟沟口，看到"鲁艺"教堂的那两个尖顶的时候，这种恋情更为强烈。我们在这里认识了不少文艺界的前辈，结识了不少各个抗日根据地来的同学，在这里不仅提高了文学艺术水平，也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按理应当到村里去向这些尊敬的师长和同学们告别，可是我们又都怕见到他们，因为我们都是被"精简"下来的，尽管大家都乐意离开剧社，到前方去干一番事业，但被"精简"下来的人，总会给人一种犯了错误或表现不好的感觉，当然就不愿意去见师友了。谁和谁也没有商量，却都加快了脚步，匆匆走过桥儿沟沟口。
路上，有的同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有人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该怎么回答？"说是战斗剧社的，我们已离开了；说是别的什么单位，谁也不知道将来被分配到哪里！牛文说："这好办，我们不说具体单位，只说番号。咱们的番号是'被战丢'!"大家问这是什么意思？他笑着说："就是被战斗剧社丢弃了的。"他的这个玩笑使大家哭笑不得，可后来竟然成了我们互相开玩笑的用词，并且给带队的每个人编了一个代号，临时带队的孙谦和李束为是"被战丢"一号和二号，我是临时党小组长，就成了三号。
离开延安走了三天，到了绥德县城。第二天就是一九四三年元旦，虽然老乡不过阳历年，但我们总觉得是个节日，应当改善一下生活。当时这里的驻军是一二 O 师三五九旅，我们的一号和二号去找了司令员王震同志。王震同志历来对文艺工作者很热情，他当即让后勤部给了我们一些白面和猪肉等副食品，我们过了一个丰富的节日。之后继续向晋西北行进，经过米脂县、佳县，到达了神府县彩林。
神府县是陕北神木县和府谷县的一部分村庄合成的一个县。彩林是紧靠黄河的一个大村庄，是华北抗日根据地通向延安的交通要道，也是晋西北的后方。我们找到了八路军兵站，兵站客房住满了来往的军人，于是就把我们安排到为首长们准备的两孔石窑里。窑洞粉刷得雪白，摆着几件未经油漆的桌椅，由于多时不住人，虽然生上了火，仍有点冷清。我们几人住的这一孔，除了火炕之外，地上还有一张钢丝床。据说贺老总来往去延安就是在这张钢丝床上过夜。同屋的人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要优待"被战丢"的"首长"们，要我和孙谦睡钢丝床，他们则睡在炕上。以往只是在读小说时知道有这种床，实际上没见过，俩人都想试试新鲜，就挤在了这张床上。开头觉得很有意思，身子一动，床就上下晃悠，睡着睡着就觉得不是滋味了，因为我们下边只铺着两人的床单，一条条小弹簧硌得身体很不舒服，像睡在搓衣板上一样。而且床下冷气逼人，睡到半夜实在忍受不住了，只好抱着被子挤到炕上。第二天谈起我们睡钢丝床的体味，大家都大笑不止。
早饭后，我们背起背包，直奔盘塘村黄河渡口。
黄河是晋、陕两省从南到北的一条分界线。河水在峡谷中左冲右突奔流而下，翻滚着黄色的巨浪，发出震天的吼声。站在河岸上，我们不约而同地唱起了：
风在吼
马在叫
黄河在咆哮……
这是《黄河大合唱》中的主题歌。这部大合唱，早在一九四○年我们就学会了，而且还多次演唱过，每逢演唱的时候，大家情绪都非常高涨。如今面对着滔滔黄河唱这支歌，心情更加激动，恨不得立刻奔赴杀敌的战场。正好这时船工们已把大木船拉到了岸边，渡河的人员、牲畜混杂地挤在了船上。在掌舵的老艄公指挥下，船开始向对岸划去。船到中流，船工们声嘶力竭地喊着号子，在惊涛骇浪中奋力划桨。风声、水声、号子声混成了一支雄壮的乐曲。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搏斗，渡船终于冲过急流险滩，安全靠岸了。《黄河大合唱》中的《船夫曲》，描绘的正是这一激动人心的情景。
一过黄河，就是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辖区。这里正好是根据地首府兴县境内，到处显示出战争的气氛。沿途不时碰到抬着伤病员从前线回来的担架，往后方搬运电线、铁轨等战利品的民夫。路过的村庄，都有手持红缨枪的儿童在站岗放哨。村子里有的墙壁上留着累累弹痕，有的房屋被烧毁了，到处是破砖烂瓦，显然这是日寇"扫荡"时留下的罪行。
近两年来，虽然身在延安学习，但也常常关心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从报纸上和前方回去的人的口中，知道这里斗争比一九四○年冬我们离开前更加艰苦，更加残酷。原因是逃窜到晋西南的国民党阎锡山部队暗中与日寇签订了互不侵犯、和平共处的协议。这样一来，日寇就集中兵力对付抗日根据地，在边缘地区进行"蚕食"，步步为营修筑碉堡，实行"强化治安"；对根据地内则进行轮番"扫荡"，实行"三光政策"。根据地军民自然是奋起反击，民兵、游击队到处开展麻雀战、地雷战。而主力部队则是集中优势兵力，寻找战机，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仅一九四二年春季反"扫荡"在田家会战斗中，我军凭着手榴弹和刺刀，苦战七天七夜，终于消灭了日寇村川大队八百余人。战争之残酷，生活之艰苦是可想而知的。从今往后，我们就要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战斗了，大家都很激动，一路上连开玩笑的心情都没有了。
我们沿着横贯兴县境内的蔚汾河，走了三十多里，就到了石楞子村，这里是军区政治部驻地。我们把介绍信、档案材料交到了组织部，然后就住到招待所等待分配。
柳暗花明又一村
过了两天，首先是两位女同志被分配到了后方医院。接着是几位男同志也离开招待所走了，他们是战斗剧社去延安前从团里临时抽调来的，他们要求回原战斗部队去，组织上就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剩下的这些人都是原决死二纵队吕梁剧社的，回原部队已不可能了，因为部队番号已撤销，人员早已分编到了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如何分配我们这些人，组织部很作难。我们是文艺兵，只有两个地方可去：一是宣传部，但宣传部名额早已满了；一是剧社或宣传队，而我们正好是剧社"精简"下来的。打发到连队当战士，又觉得有点屈才。于是就决定把我们转到地方上分配适当工作。我们对这一决定倒都很情愿，虽然从此就要离开部队了，但那时候部队和地方工作没有太大的差别，而且我们已懂得要想在文艺创作上有点作为，就要了解现实生活，我们都出生于农村，对农村并不陌生，说不定会找到更多可写的素材。于是我们带着档案材料和介绍信，欣然到了行署干部科所在地碧村。
过了没几天，就有四个同志被分配到晋西北文联去了，他们先后都在剧社担任过分队长以上的领导职务，年纪比我们大几岁，学历也比我们高。李束为是"鲁艺"戏剧系的毕业生，孙谦是"鲁艺"部干班二队队长，后来又是"部艺"文学队队长；牛文和郭生则是"鲁艺"美术工厂的干部。那时候"鲁艺"在一般干部心目中是文艺界的殿堂，牌子比较硬，而剩下的我和西戎、胡正、苗风四个人，则在剧社是一般队员，在"部艺"是一般学员，这就不大好分配了。我们在行署招待所里等了两天也得不到一点分配的消息，于是就去干部科打署招待所里等了两天也得不到一点分配的消息，于是就去干部科打问。接待我们的是一位科长，他说部队在"精简"，地方上各单位也在"精简"，很难找到要人的单位。我们提出愿意到前方去参加武工队。他摇了摇头说：武工队都是从各单位挑选出来的人，不仅要有文化水平和政策水平，更重要的是要有农村工作经验和战斗经验。而后两条确是我们最缺乏的。后来我们又提出：实在没地方可去，到农村当小学教员也行。他说当小学教员可以，但公派教员必须是师范学校毕业才有资格，我说："那我们就先到师范学校去学习。"他生硬地说："师范学校开春以后才招下一期学员。你们先回去等等吧。"我生气地说："我们几个人的家都在敌占区，你要我们脱离革命去当亡国奴吗？"他见我们几个人脸色都不好看，于是换了一种口气说："不是我不分配你们，而是各单位编制有限。这样吧，只要你们能找到要人的单位，我立刻就给你们开介绍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我们只好气呼呼、灰溜溜地回到招待所。
行署招待所在碧村斜对面的一个小村子里，我们住的是村边一孔破旧窑洞，每天除了到伙房吃两顿小米饭之外，每晚可以领到五钱点灯的篦麻籽油、五斤烧火的炭。窑洞的门窗都关不严，冷得要命，五斤炭只能留到临睡时候生一炉火。白天我们就到山上去搂柴草。但沿黄河这一带都是童山秃岭，只能搂到一些庄禾叶子、干沙蒿。从干部科回来，四个人围着火堆生闷气，发牢骚。我们都是高小学生，参加革命五年了，又都在延安学习过近两年，临离开延安的时候，本以为回到前方去，一定会受到欢迎，安排一个合适的工作，没想到竟然落到了这步田地！连一个接收单位都找不到！干部科科长要我们自己找接收单位，我们连行署下属有些什么单位都闹不清楚，让我们到哪里去找？当时大家的情绪都坏透了，除了围着火堆发牢骚，就是盖上被子生闷气。后来大家商定了一条：反正决不离开革命队伍回老家，没地方去就在招待所"泡"，他总不能把我们赶走吧！
有天，苗风（"文革"后曾任《新疆日报》总编辑，已病故）搂柴回来，带来一个消息：他在路上碰到了原吕梁剧社社长施林杉（后成为电影剧作家，已病故），林杉听到我们的情况很关心。他听说我们大都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过文学作品，于是就让苗风把我们带着的剪报送给他。过了两天，施林杉亲自来找我们，他说我们的那些作品，他送给文联主席亚马看。亚马要我和西戎、胡正即刻到文联去报到。苗风因年纪小，又是学音乐的，就留到他领导的晋西北艺校继续学习。我们心中的愁云、苦恼、满腹牢骚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
晋西北文联驻在西坪村，也在兴县这条大川里。文联主席亚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安排我们住下后，随即就给我们传达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延安的时候，我们只是从教员们口中听到一星半点《讲话》的内容，这回则是从头至尾学习。那时候《讲话》还没有印成文本，亚马是依据笔记给我们传达的。其实他并没有参加过那次座谈会，他是从别人的笔记本上抄来的。虽然是记录稿，但和后来正式发表的文件精神基本相同，他不仅组织文联的同志认真学习过《讲话》，更重要的是落实到了行动上。当时文联机关只留下少数几个行政人员，其余的业务干部都编入文艺工作队，分派到各县去深入生活。先我们来的孙谦等四人，也都分头到临县、河曲、保德等县参加实际工作去了。亚马要我们三个人来，也是要我们去文艺工作队，到生活的海洋中去学游泳。当时各单位都在"精简"，文联为什么可以吸收这么些人员呢？后来我们才知道其中有个缘故。
晋西北是个十分偏僻的土石山区，地瘠民贫，文化落后。新政权建立后，这才有了一些剧社、宣传队活跃于文艺舞台，可是创作力量十分薄弱。倒也有几位知名的作家、诗人来过这里，如沙汀、柯仲平等，但他们都是完成了自己的写作任务就走了。在学了《讲话》之后，中共晋绥分局宣传部部长张稼夫同志认为：要想繁荣本地区的文艺创作，必须下大力气培养土生土长的人才。水平不高不怕，"只要有了苗苗，就不愁结穗穗。"按照毛主席"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的教导，于是就把爱好文艺创作并有一点表现的年轻人，组织到文艺工作队，打发到下边去参加实际工作，积累生活，锻炼自己，为将来创作做准备。我们这些被"精简"下来无处可去的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才被吸收到文联来的。
我们在西坪只住了三天，除学习《讲话》外，亚马还给我们讲了一些注意事项：下去以后要像普通农村干部一样，认真做具体工作，不能有任何特殊；未经批准不得回文联机关来；不要了解到一点材料就急于写，至少一年内不要搞创作，但可以给报纸写点通讯报道。之后就分派胡正去静乐，西戎到保德，担任区抗联文化部部长（以前下去的同志也都是担任这一职务），分派我到晋西北总工会驻河西办事处担任文化干事。当时的文联同时又是抗联（晋西北抗日河西办事处担任文化干事。当时的文联同时又是抗联（晋西北抗日救国联合会）的文化部，故而有权委任这样的职务。
我们三个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竟然有了这样一个好的机会，这可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心情自然十分愉快，匆匆告别，就背起背包各奔前程了。
为工人们唱赞歌
晋西北总工会驻河西办事处驻在彩林，就是我们从延安回来时，我和孙谦睡过钢丝床的那个村子。村里驻有部队和地方的好几个后方机关。工会办事处是个最小的单位，主任、副主任、干事、公务员总共只有四个人。我来以后，他们没有说什么客套话，而是开玩笑说："这下咱们可算凑成巴掌大的一个机关了！"我来的第二天，正好是春节，家家门口贴上了红对联，院里街上都打扫得干干净净。虽然战争时期不准放鞭炮，但也颇有一点过大年的气氛。各机关放假三天，改善生活。工会办事处人员太少，没有另起伙食，而是随行署后方留守处吃饭。每顿都是由公务员打回来吃。他们几位都喜欢喝二两，可那时行署禁止蒸酒，为的是节约粮食。白酒根本买不到，于是就从老乡家里买稠酒喝。据说陕北农民每逢过大年，差不多的人家都要用软黄米酿制稠酒，像稀粥一样，香甜可口，度数不高，但喝多了一样醉人。放假期间没有什么可去的地方，我们除了吃饭喝酒就是打扑克闲聊天。在闲聊中，我对他们几位的情况，以及工作范围才多少有了一点儿了解。
工会河西办事处，活动范围是散居在黄河西岸的十多个公营工厂，其中有属于部队的，也有属于地方的。主要任务就是指导帮助各工厂工会健全组织开展工作。办事处主任赵华清，原是太原兵工厂工人；副主任郎觉民，原是同蒲铁路火车司机。他们都是三十来岁的中年人，都是地下党员。抗日战争爆发后，率领一些工友参加了新成立的工人武装自卫队（后改为工卫旅），与日寇进行武装斗争。干事刘寿之，年龄比我大几岁，他原是同蒲铁路火车司炉，也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工卫队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工人出身的工会干部，而我则纯粹是个外行，不要说做工会工作，就连工厂的大门也没有进去过。本来在亚马派我们的时候，我也很想到农村去，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好容易有了个落脚点，也就不好再挑三拣四了。在聊天中，我才知道文联所以派人来，是工会向亚马提出来的，希望能派一名文艺人才，帮助工厂开展文娱活动，写一写工人们为抗日拼命生产的情景。看来他们对我抱有很大希望，我不能不感到诚惶诚恐。我当即把自己的经历、水平以及担心都讲了，但他们以为我是讲客套话。他们只是说："不熟悉工厂，不了解工人，这好办，只要多下去走走就成，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再见是好朋友。"
过了春节不几天，我就随着老郎去工厂活动。他大概是想让我先了解一下总的情况，故没有在一处蹲点，而是一个厂子一个厂子走马观花。什么纺织、被服、化工、造纸、印刷、军火等工厂都走到了。军火厂设在黄河岸边佳县勃牛沟，除了铸造手榴弹、地雷，修配损坏了的步枪、轻机枪之外，还可制造枪榴弹。厂里有几部车床，都安装在一个大山洞里，动力是一台蒸汽锅炉。据说这台锅炉是从交城横尖镇被日寇烧毁了的旧火柴厂拆卸下来，动员了百十号民工，翻山越岭抬运来的。全厂有近二百名职工，是晋绥最大的一座工厂。最小的化工厂只有二三十名职工，主要是用大铁锅、木模型熬制肥皂。其他工厂倒也有一些机械设备，不过都没有动力，主要靠人力脚踏手摇，从严格的意义上说都算不上工厂，只算是一些半洋半土的小作坊。不过生产的却是当时根据地生活、战斗急需的物资。那些机器，据说大都是太原沦陷前夕，工人武装自卫队带出来的。大部分工人也是从部队中抽调来的，其中不少人抗战前就是有一技之长的老工人，另外一些是地方上的能工巧匠。他们到工厂来，并不是为了赚钱，同样也是为抗日战争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他们和部队、机关一样，生活也是供给制，只是每月可领到一点额外的津贴而已。
老郎对这些工厂都很熟悉，他是位没有架子的领导人，不仅和工厂负责人、工会干部谈得来，和普通工人也是一见如故。他在了解工会工作情况、帮助出主意想办法之外，更多的时间是和工人们闲聊天，开玩笑。工人们都把他当老大哥一样看待，什么话都敢在他面前说，什么情况都愿意向他反映。我跟着他跑了这么多工厂，他没有召开过一次大会、发表过一次演说，而是在不拘形式的情况下就把工作做了。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他身上也学到了不少东西。
大约过了一个月，老郎回河东总工会开会去了，我就只好单个活动。好在已经知道了这些工厂的"门牌号数"。那时候各工厂都在忙于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我就帮助他们办墙报，写标语，有时也教唱歌，参加工人们自发组织的纪念活动。事后我写了一篇稿子寄给了《抗战日报》。过了不久，报上登出来了，不是单独发的，而是纳入一条综合报道中采用的。本来我的稿子有一千多字，登出来的只有三十二个字。不过总算见报了，这对我也算是一点鼓舞。那时候我不知道新闻报道应当如何写，没有听人讲过，也没有看过这方面的书籍，于是只好从报纸上学习，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除了《晋西大众报》（这是一份通俗小报，每周出刊一次），也可看到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我就从这些报纸的新闻报道中学习写新闻报道，琢磨每条地方新闻的重点，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写法以及如何开头和结尾等等，慢慢也就掌握了一些规律。那时我经常给这些报纸写稿，采用率也就逐步多起来了。一些工厂的领导和工人们，每逢看到报纸上登出关于他们生产生活的报道都很高兴，我当然也很欣慰。
开始我只是在各工厂转悠，后来就到洪涛印刷厂去蹲点。当时根据地有两个印刷厂，另一个叫吕梁印刷厂，是印刷报纸、书籍的铅印厂。洪涛印刷厂则是专门给晋西北农民银行印刷钞票的工厂，有四台印刷机，七八十名职工。工厂纪律比较严格，门口挂着"工厂重地，闲人免进"的牌子，日夜都有人把守。印钞票是件细致活儿，一点儿也不能马虎，不论哪道工序，只要发现不合格的产品，都得登记在册，如数上缴。工人们对纸张特别爱护，尽量减少损耗，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纸张来之不易。那时根据地虽然有座造纸厂，但只能用土法生产印书印报的麻纸、马莲纸。而印钞票的这些纸则是由贸易公司通过各种关系，从敌占区购买来的，有时甚至要付出血的代价。就连制版、印刷用的一些辅料，也要从敌占区购买。我来的时候正是辅料短缺、面临停产的危险时刻。大家都急如星火，工人们就想方设法找代用品，经过夜以继日的试验，终于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使生产能够继续下去。对此我写了一篇通讯，题目就叫"几种代用品的创造"，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离开洪涛印刷厂之后，我转到了纺织二厂。这个厂在陕北佳县境内，河对面是山西临县，临县是晋西北唯一产棉花的县，是纺织厂的原料供应地。纺二厂有七八十个职工，有十来架铁木织机。虽然也是手工操作，但比农村妇女使用的那种手抛梭土织机要先进多了。不仅快捷，而且织的是宽幅布。当时，根据地部队制作军衣的布料，主要是靠纺一厂、纺二厂这两个厂子供应。地方干部的服装，则是用从农村收购来的土布解决。
纺二厂厂长乔峰山（"文革"前任山西省水利厅厅长，已故）是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他除了领导生产，很重视职工们的政治学习和文化学习。他也喜好文艺，特意给厂里置办了几件乐器，每逢假日，就组织工人们演唱，唱山西梆子，唱地方小调，他自己也能唱几段北路梆子，嗓子虽然不太好，但唱得很有韵味。在乔厂长的带动下，这个厂的文娱生活相当活跃。可是老乔对此并不满足，他说："唱的都是一些老调旧词，没有一点儿新意。工人们唱得也有点腻烦了。"他要求我教唱一些新歌曲，我义不容辞。于是每天晚上，就一句一句教工人们唱我熟悉的几首革命歌曲。没多久，也就唱得像回事了。有天，老乔到附近镇子上赶集，买回一本延安出版的新秧歌剧本《兄妹开荒》，他要我给工人们排练。我告诉他说我虽然在文艺团体混了几年，可不会演戏，更没有当过导演。他说："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反正你总比我们经见得多。再说咱们只是为了自我娱乐，演好演坏有甚关系？"听他这么说，我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以前在报纸上，曾看到过延安演出《兄妹开荒》的报道，可以说是盛况空前，但我并没有看过演出。这戏究竟该怎么导？怎么表演？心里没有一点底。好在剧本后面附有曲谱，我只好看着剧本慢慢琢磨。全剧只有男、女两个角色。男演员很快就找到了，女演员却成了问题。厂里倒是有不少女工，可她们都是参加工作不久的农村女孩子，不要说演戏，见了生人说话脸都红。左说服右动员也没有一个敢点头的。没有女演员戏就排不成。后来老乔就动员他爱人林涛（"文革"前任太原南城区监察院监察长，已病故）担任这一角色。林涛虽然是有文化的女干部，可同样也没有演过戏，同样是推三推四不愿干。老乔和我再三劝说，她才勉强应承下来。于是每晚上会拉二胡的人们就练曲谱，我领着两位演员学唱词。好在曲调比较简单，唱词也不算多，很快就都学会了。然后就是合在一起排练。扭秧歌，走场子，根据剧情做表演。林涛有意开我的玩笑，每每要我做示范。我在剧社偶尔充当群众演员时，上了台腿肚子都哆嗦，现在竟然当导演，还要为女演员做示范，自己都觉得可笑，但也只好硬着头皮装模作样。可胳膊腿扭动得很不得劲，常常引得大家捧腹大笑。多亏那位男演员替我解围。他在村里闹过秧歌，算是扭秧歌的内行了。自然而然他就成了实际的导演。经过十来个晚上的排练，终于在中秋节夜晚演出了。锣鼓一敲，村里男女老少都拥来了，工厂院里挤得水泄不通，只好转移到打谷场上演出。这个新秧歌剧，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后来附近几个工厂也派人来学习这一节目。可以说晋西北上演《兄妹开荒》，纺二厂是第一家。
在纺二厂期间，我除了组织工人们开展文娱活动之外，也常找工人聊天，了解生产、生活情况，先后给报纸写了两条新闻报道，还写了一篇人物通讯，题目叫"织布能手赵雷"，发表在《抗战日报》上。在延安时，自从发表了那篇不足三千字的小说之后，我曾幻想将来要当作家。这个时期发表了一些新闻、通讯之后，又引起了当新闻记者的兴趣。当时各工厂正在开展"学习张秋凤运动"，我觉得应当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于是就离开纺二厂，去了附近几个工厂。
张秋凤，名字像个女同志，实际上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他是铸造厂的翻砂工，技术非常熟练。他铸造的地雷、手榴弹，粉碎性大，杀伤力强，是根据地军民打击日寇的重要武器。他知道自己身负的重任，每天都是早起晚睡拼命干活儿。有一次，由于一个辅助工偶然的失误，铁水烫伤了他的一只脚，厂里要他住院治疗，他坚决不去，每天都是拄着双拐在浇铸现场指导。他是全厂公认的模范工人。我曾经访问过他，本打算写篇文章，因为当时《抗战日报》上已经有记者写了，我就没有动笔。如今在开展"学习张秋凤运动"中，我了解到一些工厂的工人都是以实际行动向张秋凤学习，以优质高产为抗日战争做贡献。当时正值前方在进行秋季反"扫荡"斗争，仗打得非常激烈；工人们为了支援前线，夺取胜利，有的自动加班加点，有的带病工作，情绪相当高涨，我也深受感动，当即写了一篇题为"张秋凤运动的高潮"的通讯，发表在《解放日报》上。而这次反"扫荡"也取得了巨大胜利。这是在贺龙司令员亲自指挥下，集中优势兵力，在班家庄一带，聚歼日伪军近千人的辉煌战果。工人们虽然并没有直接参加战斗，但都为这一胜利做出了贡献，因而都有一种自豪感，自然而然把"学习张秋凤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这年秋末冬初，我接到《解放日报》编辑部的一封来信，要我写几篇"学习张秋凤运动"中的人物特写。第一次收到编辑部的直接约稿信，我非常兴奋。正打算进行采访时，忽然收到了总工会的通知，要我立刻回机关去参加"整风"学习班，这事只好搁下来了。
整风学习班设在彩林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抗联所属的工会、农会、青救会、妇救会的干部都集中来了，只是没有文联的人。除了工会河西办事处的几个人外，其他人一个都不认识。学习班的纪律很严，不论职位高低，都是十几个挤住一孔窑洞，不准外出，不准互相聊天。开头是学文件，随后就发展成了坦白运动。大会号召，小会动员，要大家向组织坦白交代自己的出身、经历、政治问题。不论过去有什么隐瞒，不论罪恶大小，只要坦白交代，一律从宽处理。起初只是各自讲述，接着就发展成了"抢救运动"，也就是众人劝说，追问，逼供。重点是在旧社会干过事的，或是从敌占区、国统区来的人，要他们交代和国民党、日伪的关系，气氛十分紧张。有的人今天还是劝人坦白的积极分子，第二天就变成被"抢救"的对象了。真有点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后来我的两位顶头上司﹣﹣赵华清、郎觉民也被"抢救"了（当然不久就被平反了。全国解放后，赵华清担任了山西省物资供应局局长；郎觉民担任了北京铁路局局长）。我年纪轻，个人经历简单，既没有被当成"抢救对象"，也不是积极分子。拿"文化大革命"时的话来说，是"逍遥派"。可心里并不平静，我不相信敌人能在革命队伍中安插这么多特务；我担心万一"抢救"到自己头上，该怎么办呢？可心里的这些怀疑、恐惧不能和任何人说，只能闷在肚里。
有天，抗联主任要找我谈话。当时我吓坏了，猜不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忐忑不安地走进他的窑洞。他开门见山告我说：行署正在筹备召开劳模会向各单位要人参加筹备工作，抗联决定派你去。听他这么一说，我悬在嗓子眼儿里的一颗心，才算跌回到肚里。
【马烽（1922年6月18日—2004年1月31日），原名马书铭，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县（现孝义市）居义村，是著名作家、编剧。马烽幼年丧父，随母亲寄住汾阳县（现汾阳市）东大王村舅父家，并在该村入学读书。1937年，日寇侵入山西，学校被迫停办，马烽只得辍学。1938年春马烽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马烽被送往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学习 ，半年后转入部队艺术学校美术队 。1942年冬天转业到了晋绥边区做地方工作。1945年6月5日由马烽、西戎合著的《吕梁英雄传》开始在《晋绥大众报》上刊载，1946年8月20日全部登载完，小说受到人们的欢迎。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文联第七届荣誉委员。被山西省政府授予“人民作家”称号，也是“山药蛋”派作家代表人物之一。2004年1月31日，马烽因病在太原逝世，享年8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