摧毁与新生
1982年5月，陕西作家协会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纪念活动，胡采主席亲自率领七八个刚刚跃上新时期文坛的陕西青年作家到延安去，我是其中之一。有一个细节至今难忘，胡采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外的场地上，给我们讲当年他亲耳聆听毛泽东讲话的情景。我和几位朋友却在一张大照片上寻找当年的胡采，竟然辨认不出来。最后还是由胡采指出那个坐在地上的年轻人，说是当年的他。相去甚远了。四十多年的时光，把一个朝气勃勃的小伙子变成了睿智慈祥的老头，我的心里便落下一个生命的惊叹号。
参加这次纪念活动的几个青年作家，各自据守在或关中平原或秦岭山中或汉中盆地的一隅，平时难得相聚，参观的路上吃饭的桌上就成为交流信息的最好平台。尤其是晚上，聚在某个人的房间，多是说谁写了一篇什么好小说，多好多好，值得一读。说得多的是路遥，他的一个中篇小说即将在《收获》发表，篇名《人生》。这天晚上，大家不约而同聚到路遥房间，路遥向大家介绍了这部小说的梗概，尤其是说到《收获》责任编辑对作品的高度评价，大伙都有点儿按捺不住的兴奋，便问到《收获》出刊的确切时间，路遥说已经出刊了。记不清谁提议应该马上到邮局去购买。路遥显然也兴奋得恨不得立即看到把自己钢笔写下的文字变成铅字的《收获》，还说他和邮局有关系，可以叫开门，便领着大家出了宾馆，拐了几道弯，走到延安邮局门口。敲门敲得很响，也敲得执拗。终于有一位很漂亮的值班女子开了门，却说不清《收获》杂志到没到货，便领着我们到其已关灯的玻璃柜前，拉亮电灯。我们把那个陈列着报纸杂志的玻璃柜翻来覆去地看，失望而归。
我已经为路遥简略讲述的《人生》故事所吸引，尤其是像《收获》这样久负盛名的刊物的高调评价，又是头条发表，真是迫不及待的阅读期盼。我从延安回到文化馆所在地灞桥镇，当天就拿到馆里订阅的《收获》，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这部十多万字的中篇小说《人生》。读完时坐在椅子上是一种瘫软的感觉，显然不是高加林波折起伏的人生命运对我的影响，而是小说《人生》所创造的完美的艺术境界，对我正高涨着的创作激情的一种几近彻底的摧毁。
连续几天，我得着空闲便走到灞河边上，或漫步在柳条如烟的河堤上，或坐在临水的石坝头，却没有一丝欣赏古桥柳色的兴致，而是反思着我的创作。《人生》里的高加林，在我所阅读过的写中国农村题材的小说里，是一个全新的面孔，绝不类同于此前的文学作品里的任何一个乡村青年的形象。高加林的生命历程里的心理情感，是包括我在内的乡村青年最容易引发呼应的情感。路遥写出了《人生》，一个不争的事实便摆列出来，他已经拉开了包括我在内的这一茬跃上新时期文坛的作者一个很大的距离。我的被摧毁的感觉源自这种感觉，却不是嫉妒。
我在灞河沙滩长堤上的反思是冷峻的。我重新理解关于写人的创作宗旨。人的生存理想，人的生活欲望，人的种种情感情态，准确了才真实。一个首先是真实的人的形象，是不受生活地域文化背景以及职业的局限的，而是与世界上的一切种族的人都可以完成交流的。到这年的冬天，我凭着在反思中所完成的新的创作理念，写成了我的第一个篇幅不大的中篇小说《康家小院》，后来获得了《小说界》的首届评奖。许多年后，我对采访的记者谈到农村题材的创作感受时说出一种观点：你写的乡村人物让读者感觉不到乡村人物的隔膜就好了。这种观点的发生，源自在灞河滩上的反思，是由《人生》引发的。
一次功利目的明确的阅读
在我的文学生涯中，阅读不仅占有一个很大的时间比例，而且是伴随终生的一种难以改易的习惯性意识。即使在把一切出版物都列为"黑书"禁封的"文革"年代，我的"地下式"的秘密阅读也仍然继续着。然而，几乎所有阅读都不过是兴趣性的阅读而已，都只是为了增添知识，开阔视野，见识多种艺术风格的作品。只有一次阅读是怀有很实际很具体甚至很功利的目的的，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次阅读。
那时候我正在酝酿构思第一部也是唯一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大约用了两年的时间。随着几个主要人物的成型和具象，自我感觉已趋生动和丰满，小说的结构便很自然地突显出来，且形成一种甚为严峻的压力。这种压力的形成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由。左右在我是第一次写长篇，没有经验自不必说，况且历史跨度大，人物比较多，事件也比较密集，必须寻找到一种恰当的结构形式，使得业已意识和体验到的人物能得到充分的展示。另外，在这部小说刚刚萌生创作念头的时候，西北大学当代文学评论家蒙万丈老师很郑重地告诫我说，长篇小说是一种结构的艺术。他似乎担心我轻视结构问题，还做了一个形象化的比喻，长篇小说如果没有一种好的结构，就像剔除了骨头的肉，提起来是一串子，放下去是一摊子。我至今几乎一字不差地记着蒙老师的话以及他说这些话时的平静而又郑重的神情。当这部小说构思逐渐接近完成的时候，结构便自然形成最迫切也最严峻的一大命题。
我唯一能做出的选择就是读书。我选择了一批中外长篇小说阅读。我的最迫切的目的是看各个作家怎样结构自己的长篇，企望能获得一种启发，更企望能获得一种借鉴。我记得当时读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最具影响的两部长篇，一是王蒙的《活动变人形》，一是张炜的《古船》。我尤其注意这两部作品的结构方式以及如何使多个人物的命运逐次展开。这次最用心的阅读，与最初的阅读目的不大吻合，却获得了一种意料不及的启发，这就是，每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都有自己风格独特的结构方式，而平庸的小说才有着结构形式上相似的平庸。我顿然省悟，从来不存在一个适宜所有作品的人物和故事展示的现成的结构框架，必须寻找到适宜自己独自体验的内容和人物展示的一个结构形式，这应该是所谓创作的最关键的含义之一。我几乎同时也理顺了结构和内容的关系，是内容，即已经体验到的人物和故事决定结构方式，而不是别的。这样，我便确定无疑，《白鹿原》必须有自己的结构形式，不是为了出一奇招，也不是要追某种流派，而是让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们，能拥有一个充分展示各自个性和命运的比较自然而顺畅的时空平台。
小说出版许多年了，单就结构而言，也有不少评说，有的称为网状结构，有的称为复式结构，等等。多为褒奖的好话，尚未见批评。我一直悬在心里的担心，即蒙老师告诫的那种"一串子""一摊子"的后果避免了。我衷心感激已告别人世的蒙老师。
我也感慨那次较大规模又目的明确的阅读，使我获得了关于结构的最直接最透彻的启发。其实不限于长篇小说，其他艺术形式的创作亦是同理，这实际已触摸到关于创作的最本质的意义。
米兰．昆德拉的启发
米兰·昆德拉热遍中国文坛的时候，大约稍晚加西亚·马尔克斯几年。从省内到省外，每有文学活动作家聚会，无论原有的老朋友或刚刚结识的新朋友，无论正经的会议讨论或是三两个人的闲聊，都会说到这两位作家的名字和他们的作品，基本都是从不同欣赏角度所获得的阅读感受，而态度却是一样的钦佩和崇拜。谁要是没接触这两位作家的作品，就会有一种落伍的尴尬，甚至被人轻视。
我大约是在昆德拉的作品刚刚进入中国图书市场的时候，就读了《玩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生活在别处》等。先读的哪一本后读的哪一本已经忘记，却确凿记得陆续出版的几本小说都读了。每进新华书店，先寻找昆德拉的新译本，甚至托人代购。我之所以对昆德拉的小说尤为感兴趣，首先在于其简洁明快里的深刻。篇幅大多不超过十万字，在中国约定俗成的习惯里只能算中篇。情节不太复杂却跌宕起伏，人物命运的不可捉摸的过程中，是令人感到灼痛的荒唐里的深刻，且不赘述。更让我喜欢昆德拉作品的一个因由，是与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决然不同的艺术气象。我正在领略欣赏魔幻现实主义的兴致里，昆德拉却在我眼前展示出另一番景致。我便由这两位大家决然各异的艺术景观里，感知到不同历史和文化背景里的作家对各自民族生活的独特体验以及各自独特的表述形式。让我对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发生了新的理解。用海明威的话说，就是要"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这个"句子"不是指通常意义上的文字，而是作家对生活﹣﹣历史和现实独特的发现和体验，而且要有独立个性的艺术表述形式。仅就马尔克斯、昆德拉和海明威而言，每一个人显现给读者的作品景观都迥然各异，连他们在读者我的心中的印象也都个性分明。然而，无论他们的作品还是他们个人的分量，都很难掂出轻重的差别。在马尔克斯和昆德拉的艺术景观里，我的关于小说的某些既有的意念所形成的戒律，顿然被打破了，一种新的意识几乎同时发生，用海明威概括他写作的话说就是"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只有寻找到不类似任何人而只属于自己的"句子"，才能称得上真实意义上的创作，才可能在拥挤的文坛上有一块立足之地。
在昆德拉小说的阅读过程中，还有一个对我来说甚为重大的启发，这就是关于生活体验与生命体验的切实理解。似乎是无意也似乎是有意，《玩笑》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两部小说一直萦绕于心中。这两部小说的题旨有类似之处，都指向某些近乎荒唐的专制事项给人造成的心灵伤害。然而《玩笑》是生活体验层面上的作品，尽管写得生动耐读，也颇为深刻，却不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那样让人读来有某种不堪承受的心灵之痛，或者如作者所说的"轻"。我切实地感知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进入了生命体验的层面，而与《玩笑》就拉开了新的距离，造成一种一般作家很难抵达的体验层次。这种阅读启发，远非文学理论所能代替。我后来在多种作品的阅读中，往往很自然地能感知到所读作品属于生活体验或是生命体验，发现前者是大量的，而能进入生命体验层面的作品是不成比例的少数。我为这种差别找到一种喻体，生活体验如同蚕，而生命体验是破茧而出的蛾。蛾已经羽化，获得了飞翔的自由。然而这喻体也容易发生错觉，蚕一般都会结茧成蛹再破茧而出成蛾，而由生活体验能进入生命体验的作品却少之又少。即使写出过生命体验作品的作家，也未必能保证此后的每一部小说，都能再进入生命体验的层次。
阅读自己
一部或长或短的小说写成，那种释放完成之后的愉悦，是无以名状的。即使一篇千字散文随笔，倾诉了自以为独有的那一点感受和体验，也会兴奋大半天。之后便归于素常的平静，进人另一部小说或另一篇短文的构思和谋划。到得某一天收到一份专寄的刊登着我的小说或散文的杂志或报纸，打开，第一眼瞅见手写在稿纸上的文字变成规范的印刷体文字，便潮起一种区别于初写成时的兴奋和愉悦的踏实，还掺和着某种成就感。如果没有特别紧要的事相逼，我会排开诸事，坐下来把这部小说或这篇短文认真阅读一遍，常常会被自己写下的一个细节或一个词语弄得颇不平静，陷入自我欣赏的得意。自然，也会发现某一处不足或败笔，留下遗憾。我在阅读自己。这种习惯自发表第一篇散文处女作开始，不觉间已延续了四十多年，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阅读自己的另一个诱因，往往是外界引发的。一般说来，对自己的作品，如上述那样，在刚发表时阅读一遍，我就不再翻动它了，也成了一种难改的积习。有时看到某位评论家涉及我的某篇作品的文章，尤其是他欣赏的某个细节，我便忍不住翻开原文，把其中已淡忘的那一段温习一回，往往发生小小的惊讶，当初怎么会想出这样生动的描写，再自我欣赏一回。同样，遇到某些批评我的评论中所涉及的情节或细节，我也会翻出旧作再读一下，再三斟酌批评所指症结，获得启示也获得教益，这时的阅读自己就多是自我审视的意味了。我的切身体会颇为难忘，在肯定和夸奖里验证自己原来的创作意图，获得自信；在批评乃至指责里实现自我否定，打破因太久的自信所不可避免的自我封闭，进而探求新的突破。几十年的创作历程，回头一看，竟然就是这样不断发生着从不自信到自信，再到不自信，及至新的自信确立的过程，使创作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新探寻。
有一件事记忆犹新。1978年是改革开放的标志性年份，也是被称作中国新时期文艺复兴的一个标志性年份。正是在这一年，我预感到把文学创作可以当作事业追求的时代终于到来了。1979年春夏之交，我写成后来获得全国第二届短篇小说奖的《信任》。小说先在《陕西日报》文艺副刊发表，随之被《人民文学》转载（当时尚无一家选刊杂志），后来又被多家杂志转载。赞扬这篇小说的评论时见于报刊，我的某些自鸣得意也难以避免。恰在这时候，当初把《信任》推荐给《人民文学》转载的编辑向前女士，应又一家杂志之约，对该杂志转载的《信任》写下﹣篇短评。好话连一句都记不得了，只记得短评末尾一句：陈忠实的小说有说破主题的毛病（大意）。我初读这句话时竟有点儿脸烧，含蓄是小说创作的基本规范，我犯了大忌了。我从最初的犯忌的慌惶里稍得平静，不仅重读《信任》，而且把此前发表的十余篇小说重读一遍，看看这毛病究竟出在哪儿。再往后的创作探寻中，我渐渐意识到，这个点破主题的毛病不单是违背了小说要含蓄的规矩，而且既涉及对作品人物的理解，也涉及对小说这种艺术形式的理解，影响着作品的深层开掘。应该说，这是最难忘也最富反省意义的一次阅读自己。
这种点拨式的批评，可以说影响到我的整个创作，直到《白鹿原》的写作，应该是对"说破主题"那个"毛病"较为成功的纠正。我把对那一段历史生活的感受和体验，都寄托在白嘉轩等人物的身上，把个人完全隐蔽起来。《白鹿原》出版十余年来有不少评论包括批评，倒是没有关于那个"毛病"的批评。
我又有启示，作为作家的我，在阅读自己的时候，不宜在自我欣赏里驻留太久，那样会耽误新的行程。
【陈忠实（1942.8-2016.4)，生于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白鹿原》，短篇小说集《乡村》《信任》《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中篇小说集《初夏》《四妹子》《十八岁的哥哥》《蓝袍先生》，散文集《接通地脉》《告别白鸽》《原下的日子》，文论集《创作感受谈》以及文集《陈忠实文集》等。《白鹿原》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话剧、舞剧、音乐剧、秦腔等多种艺术形式，并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