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我忽然收到陈明同志发来的急电："丁玲病危。"我非常着急，恨不得立刻就动身，希望在她活着的时候，能再见她一面。可惜没有买到当晚去北京的火车票，第二天仍然没有买到。开车前，我只好用站台票进了站。送我的同志向列车员讲明了情况，这才临时补了一张车票，总算起程了。
我补的是软卧，铺位很舒适，可我躺在上边久久不能入睡。丁玲同志慈祥的面孔，不时出现在我的面前。几十年前的往事，不停地在脑海里萦绕。
在三十年代后期，我就知道了丁玲这个名字，知道她是一位革命的女作家。红军长征刚一到达陕北，她就冲破国民党的层层封锁，奔赴革命圣地。在抗日战争初期，她曾领导"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抗日前线进行宣传工作。那时，我是山西一支抗日部队的宣传员，没有看过他们的演出，没见过这位大作家，也没读过她的作品。我只是从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里和人们的口头传说中知道这些情况的，一个女同志能有如此作为，我想她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我认识丁玲同志是在全国解放以后。一九四九年七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后，我留在了中国作协（当时称"文协"）创作组，不久之后，丁玲同志由东北调来北京，主持作协的工作。我发现她只不过是一位普通的女同志，并不像我想象中的那种叱咤风云的人物。她和从解放区来的那些老大姐们差不多，没有大作家的派头，也不像一位肩负重任的领导干部那样严肃，说话很随便，待人又热情。那时候我和她工作上没什么接触，也就不可能有更多的了解。后来，在办中央文学研究所（文学讲习所前身）的时候，和她的交往才多起来。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各个解放区都培养了一批青年文学工作者，虽然都写过一些作品，但由于原来文化程度较低，文学素养较差，因而作品的艺术质量不高。全国解放以后，大家都希望能有一个专门学习、提高的机会，而且这个要求很强烈。中央有关领导认为这个要求是合理的，也是可以解决的，于是就决定成立中央文学研究所，并成立了个筹备组，任命丁玲兼任所长。我不是筹备组成员，但我参加了具体的筹备工作。因为办文学研究所也是我的要求和愿望。从做计划，到买房子、置家具、购图书、调干部、调学员等一系列工作，我大都参与了。白手起家，困难重重，每逢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就直接找丁玲同志。她不管多忙，总是热情接待，她有时打电话，有时写信，有时亲自出马去办交涉。经过半年多紧张的筹备，因陋就简，终于在一九五一年春天开学了。
我是第一期的学员，但上级党委要我兼任党支部书记，我不愿意干，主要是怕耽误学习。我请丁玲同志帮忙，希望她向上级党委替我说明情况，不要让我兼任这一职务。她没有批评我，也没有讲什么大道理，而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这个所长，和街道派出所所长是同一个级别，没什么可留恋的。你怕耽误学习，我怕耽误创作，要不咱们散摊吧。"我知道她确有创作计划，她这样一位大作家，为了扶植青年一代，可以暂时放弃自己最喜爱的事业，我还有什么价钱好讲呢？只能自己打消自己原来的想法。
丁玲同志为办好文学研究所，确实花了不少精力。她为了了解学员们的思想状况和艺术水平，经常找同学们聊天，挤时间阅读他们的作品，还分别为一些同学约请了辅导老师。文研所本身没有专职教师，她就利用社会力量。有时她亲自出马登门邀请各大学的教授、文艺界的名流来所讲课，使大家受益不浅。有时候她自己也讲课，她讲课和别人不同，没有讲稿，也没有提纲，近乎聊天。不过大家都喜欢她这种"聊天授课法"，不管是在课堂上聊天，还是在私下聊天，实际上是包含着一些重要的内容。她希望同学们要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永远不要脱离人民生活。在她当年发表的一些短文中，同样也包含了这些内容。她要求同学们抓紧这个机会多读一些书，而又反对"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为了不使大家长期脱离生活，在她的倡议下，每年都抽出两三个月时间让同学们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去生活，去练笔。短短两年半的学习时间，每个同学都觉得自己有了不小的收获，有的同学还写出了一些较好的作品。
一九五三年夏天，第一期学员结业以后，基本上是各回原单位，我仍然回到了作协创作组。丁玲同志也不兼任所长了，只是任《文艺报》主编。从此以后，我和她工作上就没有什么联系了，但因为有了这么一段交往，短不了常去看望她。她还像以往一样热情，听说她准备下去生活一段时间，要写长篇，我由衷地为她高兴。
到了一九五五年夏天，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题目是检查《文艺报》。《文艺报》的实际负责人是陈企霞同志。当时丁玲同志在乡下，一封电报把她催了回来。她是主编，当然应当参加会议。按说上级党委检查某个部门的工作，这本来是正常事，可是会议开得却有点令人不解。《文艺报》本身的业务工作谈得不多，目标倒是对准了丁玲个人，连办文学研究所的事也牵扯上了，说丁玲办文学研究所是培植个人势力，搞独立国。我当时有点不识时务，我觉得我曾经是文学研究所的支部书记，有责任说明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不认为文学研究所是独立王国，丁玲在文研所的工作中功大于过。我的发言确有偏颇之处，主要是优点说得很具体，缺点说得比较空洞。我的这个发言立时搅乱了会场，火一下子烧到了我身上。有人痛斥我是替丁玲歌功颂德，为丁玲抬轿子、吹喇叭。当时我真有点如堕五里雾中，不知道该怎么好了。会后，领导找我个别谈话，要我在会上作检查，检查我作了。丁玲也作了数次检查，检查她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甚至提到给党造成了损失的高度。可还不行，一次次检查都过不了关，会议一天比一天升级。真的假的材料都往她头上糊，而且是尽量上纲上线，连一些生活琐事都提到反党的高度进行批判。当时为什么要整丁玲？老实说，到现在我也弄不清楚。总之，会议开得很激烈，一直到把丁玲、陈企霞定为反党集团，党组扩大会才算收了场。
同年秋末，作协领导进行了改组，机构也作了相应的调整。我倒没有因为干扰"大方向"受到什么歧视，相反倒是被委以重任：准备分配我担任作协青年部副部长。部长是老舍先生，老舍先生是大作家，社会活动多，行政编制又不在作协机关，实际工作是要我全面负责。当作协负责同志和我谈话时，我坚不干，要求离开北京回山西生活。我的理由是：自知缺乏组织才能，不宜于担任领导职务。我愿意专门搞创作，过去以还写了一些作品，主要原因就是对农村生活比较熟悉。在首都工作，各方面的条件当然要优越一些，可是我的创作生命也就会逐渐枯萎了。可他说这事上级领导已经决定，而且当天下午就要正式宣布，不好再变动。我急了，于是连午饭也没吃，就找到上级领导，重新申述了我的种种理由，领导对我愿意到基层去生活热情支持。不过他说宣布还是要宣布，要我先参加筹备全国第一次青年作家代表大会，等开完这个会再走。得到这一允许之后，我当即先把家属送回山西。在第二年初夏，开完青年作家代表大会，我也就调到了山西文联。
我坚决要求离开北京回到山西的主要原因是要深入生活搞创作；次要原因是我不愿意置身于一种连自己也闹不清的政治旋涡当中，耗费时间和精力。但离开北京，并不等于一切都过去了，思想上多少还结着颗疙瘩，总觉得对丁玲的处理、对文研所的评价不公正。一些文艺界的老同志，特别是曾经在文学研究所学习过和工作过的同志，碰到一起，难免也要议论一番，都为丁玲同志抱不平，也为自己受到的无形压力感到委屈。因为那时候有些不了解真相的人，总以为我们这些人是受到过丁玲"反党分子"的"污染"，难免就产生一点歧视。这些情况，各人都通过各自的渠道，向有关方面进行过反映。后来听说丁玲自己也向上级党委写了申辩书，后来又听说中宣部一位负责同志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专门查证落实丁玲的问题。不久之后，我就收到了这个小组寄来的一份调查提纲，一条一条查证落实丁玲的那些所谓"罪行"。我以对党负责的精神，实事求是地写了证明材料。我相信这些问题是不难弄清楚的，丁玲的问题一定会得到平反。可是后来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大约在一年之后，也就是一九五七年的秋末冬初，我正在农村"深入生活"，忽然接到省文联机关的长途电话，说是中国作协通知要我立即去中央文学讲习所开会。究竟什么事？打电话的同志也说不清楚。当我匆匆赶到北京的开会地点时，只见已经来了好多人，都是原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的学员和工作人员。这显然是因为丁玲问题而召集来的。这个猜想果然不错，还没有正式开会，我们已经得知丁玲的问题不但没有得到平反，她反而被打成"右派"了，据说连同查证落实她的问题的那个专案组的成员，也受到了牵连，说他们是"为反党分子翻案"，有的受到了处分，有的干脆也被打成了"右派"。这一消息给了我们很大压力，大家都有点忐忑不安，不知将有什么祸事降临到自己头上。好在正式开会的时候才知道，这次调集我们来的目的，并不是要整谁，而是要消除丁玲留在我们身上的"坏影响"，正式宣布丁玲是右派，并郑重宣布她历史上是可耻的叛徒。
共产党的叛徒，在人们的心目中，比国民党特务还要低，即使你后来对革命有什么功绩，也难以洗刷掉这个最大的污点。丁玲既是叛徒，大家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只能自己作上当受骗的检查，各自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北京。
不过当时我对这事颇有一点怀疑。我虽然没有看过她的档案材料，但她三十年代初期被捕并不是什么秘密，她出狱跑到解放区后，同样经历了肃反、审干等一系列政治运动。连我们这些一般干部的历史都经过了数次审查，难道对她这样一个被捕过的干部，能轻易放过吗？另外使我怀疑的是：一般历史上有污点的人，平素总是回避谈论这方面的事情，而丁玲不是这样的。在以往和同学们闲聊天的时候，她常常谈及她被捕和出狱的情况。一九五二年夏天，我随同她和陈明同志去南京参观访问。有一天，她专门领我们去南京郊区看了看软禁她的那个地方。难道革命队伍里有专门拿自己的污点到处夸耀的人吗？这些也就是引起我怀疑的依据。不过这种怀疑，只能埋藏在我心里，至多是和我的妻子偷偷议论一番，我不能向别人诉说，一方面我知道和谁诉说都于事无补；另方面我也不愿意给自己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从一九五七年以后，我就再没有看到过丁玲同志，只是听说她和陈明夫妇俩一同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去了。天各一方，又无通信联系，他们的情况就不知道了。不过我和我的妻子有时候还难免想到她，主要原因是我们和她私人之间还有过一段交情。
一九五○年，我在作家协会工作的时候，已近"而立"之年，还是单身一人。后来经朋友介绍，结识了我现在的妻子。她也是从老解放区来的。虽说不上一见倾心，但互相都觉得满意。可惜她不在北京，而是在保定河北省文工团工作，这对我们组织家庭就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丁玲同志知道这事后，她主动为我帮忙，给河北省委写信，又找中组部协商，终于把她调来了北京，并亲自主持了我们的婚礼。婚后，她对我们说："按理是应该让你们去度蜜月，但现在机关工作很忙，你们就度蜜周吧！"她批准给了我们一周的假期。那时作协在颐和园有几间房子，我们住进了邵窝殿。这是孤零零的三间大厦，环境倒是很幽雅，可惜没有起火做饭的地方。相距不远处有一宅小院，叫"云松巢"，丁玲的母亲蒋老太太在那里疗养。事先丁玲同志就做了具体安排，她让我们和她母亲一同吃饭。这样我们就安安心心地度过了愉快的一周。这是一九五○年七月间的事。其实那时候我和丁玲同志还不太熟悉，既不沾亲，又不带故，她对我生活上的这种关照，实际是体现了党的领导干部对一般干部的关怀。我深深懂得，我们革命队伍内是有这个优良传统的。每当我们整理箱子，翻出那张有她签名的结婚证书来，自然也就想起了她。这也是人之常情。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一晃过了十年。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被当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翻在地了。我的罪名有三条：一是旧省委的黑干将；二是周扬文艺黑线的代理人；三是丁玲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前两条是属于"共性"问题。因为各地文联、作协的负责人，大都有这两条"罪状"。后一条则属于"个性"问题。这个"个性"问题，可算把我整苦了。除了一般的挨批、挨斗外，最叫人受不了的是逼迫我交代与丁玲共同反党的具体"罪行"。我当然交代不出来。既没有这样的事实，又不能胡编乱造。我明确知道，说下假话可以临时过关，但却后患无穷，那就会变成自己真正的罪恶。所以只能是翻来覆去讲那些已经讲过的事情。于是造反派就进行逼供，进行体罚。白天倒还熬得住，最可怕的是"夜审"。造反派们采用了各种残酷手段，有次竟然打落了我的一颗牙齿。当他们疲累了，把我押送回"牛棚"的时候，我身上的衬衣、毛衣、棉袄、棉裤都被自己的汗水浸湿了，浑身没有一块肌肉不在抖动，我连哭的劲儿都没有了。就在这次"夜审"中，我知道了丁玲的一点消息。有个"造反"派叫嚷道："你那个反党头目丁玲，已经被揪到北京，押上历史的审判台了。你要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这就是说丁玲已被从北大荒揪到了北京。但我不明白"押上历史的审判台"指的是什么，是枪毙了，还是受折磨？那时，我只有四十来岁，身体也还壮实，对这种体罚都有点忍受不住，她是个年过花甲的老太太，能经得起这样的摧残吗？
我终于熬过来了，并且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获得了相对的自由。那时候听到一个小道消息：丁玲和陈明夫妇，被押解到山西改造来了，并且有人见过。据说一下火车就被押到吉普车里开走了。究竟到了哪里？谁也说不清。不过这也给了我点儿安慰，丁老太太总算也活着熬过来了。那时候不可能打听到他们究竟在哪里。老实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打听到，我也不敢去看他们。
打倒"四人帮"之后的一九七八年冬天，我被抽调派赴晋东南地区工作。从当地文艺界朋友们的嘴里，我才知道了丁玲夫妇的确切地址：他们住在长治市北郊老顶山林场杖头村。我决定去看看他们，于是我坐上我们带来的吉普车，直接开到了村里。
当我走进他们住房的时候，丁老太太戴着老花镜正在看报，样子没有什么大变化，只是比二十年前显得苍老了。她看到我，显得有点吃惊，愣了好大一会儿，这才和我紧紧地握手。她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饱含着两眶热泪。我的眼睛也忍不住湿润了。这是二十年来第一次见面，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漫长岁月，本来有好多话可说，但我们谁也没有提及那些往事。我不愿询问她这些年来遭受的磨难，也不愿诉说自己的经历，怕的是引起她痛苦的回忆。已经结了痂的伤口，没有必要再去捅了。她大概也有同样的想法，我们只是谈了一些有要没紧的话。家里只有她和一位帮她料理生活的亲属，陈明同志不在，据说是一清早搭上村里拉茅粪的大车到长治城去了。我因急于要去地委报到，坐了不多一会儿就告别了。看到她健康地活着，我也心安了。她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外，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车开了，当我推开车门回头望的时候，只见她仍然站在门口微笑着招手。
过了些日子，我把工作安排就绪以后，又去看望了她一次。这次陈明同志也在家，他也显老了，但仍然是那么精明强干。她女婿也从北京来了，家里人一多就显得热闹了。那天我牙疼得厉害，不想说话，连茶水都不想喝。正好她女婿会针灸，临时给我扎了几针，果然好多了。他们留我吃饭，并准备了酒。丁老太太又恢复了她那种健谈的习惯，不过我们仍然没有提及那些不愉快的往事。丁老太太告我说："你那天走了以后，老乡们很议论了一阵子。"我问她议论什么，她告诉我说有不少邻居向她说："老丁呀，看来你的冤案快落实了。要不，怎么会有坐小车的人来看你。"她讲完这件事大笑了。
其实，我对她的问题，根本无能为力，也不知有什么新的情况。不过我倒相信，这个冤假错案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果然过了不多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她的冤案得到了平反，全家搬回北京去了。据说临走时，他们夫妇俩把积攒下的一些钱，买了一部拖拉机送给了村里，这也是她一贯的作风。村里许多老乡又高兴又惋惜地为他们送行，不少人都哭了。他们路过太原时，山西省委挽留他们在太原风景区晋祠休息了几天。当时我不在省城，没有能够为他们送行。
从这以后，丁老太太真正是焕发了革命青春，不顾年高体弱，奋笔疾书，驰骋文坛，好像压抑了二十多年的光与热一下子爆发出来了。除了社会活动、出国访问、到各地采访之外，差不多每年都有一本新作问世。这对于一位年事已高的老太太来说，真正是难能可贵了。我每次去北京开会的时候，总要去她家看望看望老太太。她还是不大谈个人不幸的遭遇，她只告过我一件事：她在监狱里通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她更多的是谈论三中全会以来的大好形势，谈论新形势下党的文艺事业。她对近年来涌现出来的一大批中青年作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她热切地希望这些后起之秀健康地成长。她对个人经受的磨难，没有任何怨言，只有一点遗憾，这就是她的所谓"叛徒问题"还没有正式平反。不过她知道中央组织部正在认真审查，她只能耐心地等待。这一天她终于等到了。
一九八四年冬天，我在省里看到了中央发下来的一个文件，专门为丁玲同志的"叛徒问题"作了平反，文件明确指出：丁玲同志在被捕期间，坚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她是经党营救出狱的。看到这个文件，我不能不为丁玲同志而高兴，也不能不为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精神而欢呼！
夜已经很深了，看看表，已过了深夜一点。车厢里的人发出了香甜的鼾声，我却翻来覆去怎么也不能入睡。万般无奈，只好吃了两片安眠药，这才马马虎虎睡到北京。
早饭后，我随陈明同志去了协和医院。丁玲同志不在病房，前些时就移到急救室去了。上午是治疗时间，医生不准任何人探视。我只好坐在病房里等着，一直等到允许探视的时间，陈明同志才陪我走进急救室。
丁玲同志平躺在急救床上，四周摆满了各种仪器和氧气瓶。她身上插着好几条管子，看起来她的模样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么慈祥，两眼微微睁着，出气也还均匀。我握了握她的手，手是温暖的，证明体温正常。陈明同志在她耳旁告诉她我来看她。但她没有任何反应，显然是在昏睡。护理人员不让久待，我们只好退了出来。陈明同志告诉我说，中央不少领导同志来探视过丁玲，指示医院：只要有一分可能，就要尽力抢救。大夫们确也在全力以赴，大夫说："能熬过这几天，就有恢复的可能。"听了这些话，我也得到了一点儿安慰。希望寄托在大夫的话上。
可惜我这次探视，竟成永诀！
三月四日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里，播出了丁玲同志不幸逝世的噩耗。我感到十分悲痛，感到十分惋惜！丁玲同志毕竟年事已高，又患多种疾病，终于没有能够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按说八十二岁也算高寿了，可她还有许多事情没办完。她计划中有许多文章要写，她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只完成了一半。这不能不使人感到万分遗憾！
丁玲同志的一生是多灾多难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但她挺直腰杆走完了自己的旅程。在过去的岁月里，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极"左"之风盛行。受诬陷，受打击，受迫害的不止丁玲一个人，但像她这样遭受磨难次数之多、时间之长，却是不多的。她的胸怀是那样宽广，革命意志是那样坚定！不论炎夏的酷暑，不论严冬的冰雪，丝毫没动摇她坚定的信念。她的一生，无愧于党，无愧于时代。她留给我们的，除了大批著作外，更可宝贵的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无限忠诚，对广大人民的无限热爱。这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马烽（1922年6月18日—2004年1月31日），原名马书铭，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县（现孝义市）居义村，是著名作家、编剧。马烽幼年丧父，随母亲寄住汾阳县（现汾阳市）东大王村舅父家，并在该村入学读书。1937年，日寇侵入山西，学校被迫停办，马烽只得辍学。1938年春马烽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马烽被送往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学习 ，半年后转入部队艺术学校美术队 。1942年冬天转业到了晋绥边区做地方工作。1945年6月5日由马烽、西戎合著的《吕梁英雄传》开始在《晋绥大众报》上刊载，1946年8月20日全部登载完，小说受到人们的欢迎。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文联第七届荣誉委员。被山西省政府授予“人民作家”称号，也是“山药蛋”派作家代表人物之一。2004年1月31日，马烽因病在太原逝世，享年8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