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惠浴宇同志把我找回机关，告诉我组织上决定把我调回茅山。这时，51团、48团已站稳脚跟，江都、高邮、宝应三县各区建立政权的筹备工作完成，快正式成立区政府了。基本群众也组织起来了，发展了一批党员。这块根据地巩固了、发展了。惠浴宇同志说："原准备把你放在高邮二区做政权工作，现在你要服从组织调动，去茅山继续为党工作。"并说，这次要挑选一个小组，四五个人，由你负责带领，过长江跨铁路，要注意安全。去干什么呢？他说："六师要成立一个调查研究室。调研室主任是吴宝康同志，你们这个小组都在调查研究室工作。"
1942年春天，我们一个小组四人南行。跨过河网地区，冲过滔滔扬子江激流，越过鬼子控制中枢线京沪铁路，又到了茅山地区的延陵、西旸。我们四人是陆培学、李群、李贯一与我。陆培学是青训班的学生，上海小姑娘。李群也是上海来的小姑娘，李贯一是上海下来的广东人，是个大高个儿的男青年。
到茅山后，小组里三个人休息，我一个人先去找领导，接关系。
这时，江渭清十六旅部队在溧阳、溧水等地活动，区党委邓仲铭等同志与部队一起活动。茅山地委有汪大铭、李广（即嵇仲虎）、徐明等同志负责。
到茅山稍事休整后，我们到六师调研室开始新的工作。
六师政治部调研室主任吴宝康同志，过去只见过一面，并不熟悉。这次在西庄湖见到他时，他身穿黑布大袍，头戴西瓜皮帽，脚蹬圆口布鞋，上面扎了裤脚，手里捏一根三尺多长的旱烟管，人瘦而高，乌眉大眼，肩上挂了个黑布包袱，沉甸甸的大概是资料。这样装束，显而易见是经过江南鬼子"清乡"后的打扮，确像江南市镇里串街走巷，卖笔卖墨的小商贩。我交过介绍信，汇报一路经过，把其他三个同伴接来见面。李贯一同志把伙食账算清，安排住宿。
第二天，吴主任找我们几个谈话。问出身成份详细经历，问南下感想，问对将要开始的新工作有何想法。对每个人问得很详细，谈话时间很长。接着，领导上召集我们开会，讲调查研究的意义，传达"中央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决定"、"中央关于加强党性的决定"等文件。我们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对成立调查研究室的作用，对工作的要求、任务逐步明确。中央要求全党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对国内外，对省内外，对敌、友、我三方面，对政治经济文化，对各阶级阶层，要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不能瞎子摸象，主观主义，否则必导致工作失败。还提出对哪些代表人物进行调查研究，地方开明士绅、地方实力派、名娼妓、对社会上各方面有影响的人物都要进行了解，写出小传。就是说从整个世界，到某一地方的社会情况，都要了如指掌。这样，革命对象、任务，革命过程中的同盟军、同路人，依靠谁、团结谁，利用什么矛盾，打击什么人，都弄得清清楚楚，从实际出发，制定和贯彻落实路线方针政策，革命才能成功。领导上一开导，一讲解，我们安心于这个工作了。
六师政治部很重视这个工作，除我们四个同志外，已经调了三个人来，有无锡人华鹏志同志，是个讲话慢吞吞的很耐心的男同志。有长期在浙江做地下工作的周剑英，年龄比我们大，是个十分善良的女同志。还有一个叫李芹的男同志，江西人，他曾在皖南教导队学习过。
我们现在已经有四男四女八个同志了。在当时有这么大一个工作队伍不算小了。
当时组织上决定我任调研室的秘书。我想尽力把工作做好。由于大家对工作的重要意义了解了，对自己的责任感也有了，很想做一点事业，对党有贡献，帮领导提出决定政策的依据。可是，这时还未下去接触实际，大家把领导交给的原有文件、材料，各种刚搜集的资料要抄起来，当时又无打字机更谈不上复印机，什么都得一字一句抄。除中央关于调查研究决定等文件外，还有首长关于调查研究的讲话，记得有洛甫、彭真、匡亚明等十几人的讲话和文章。我们整天抄，从早一直到晚，中午吃饭后也不歇，谁也不停，谁也不休息。因整天坐着，我的腿也肿了，脚也麻木了。过去，我们的工作成天在外面跑，很少在机关连呆几天。开会也是开完就出发。整理材料也只是几张纸，完了就走。现在成天坐着不动，大家都低着头嗖嗖地抄着，连最调皮的小陆也一刻不停。看领导那个严肃样，谁也不愿头一个开腔，结果形成了沉闷的局面。
这个沉闷的局面，终于打开了。有一天调来了个女同志，一进门就叫"老吴！"并对我们说："你们在这儿叫我小吴好了。"我们大家站起来欢迎，吴宝康同志介绍这是吴真同志。吴真同志是财政部长李建模同志的爱人，常熟人。年龄比我们谁都大，已经有孩子了。是个十分痛快、十分热情的女同志。她文化不高，可是对人诚恳，乐于助人。在老家时与李建模结了婚，李建模出来参加革命，把她动员出来工作的。她天然的能接近群众，常熟一带老百姓都喜欢她。她关心每一个在一起工作的同志，真诚朴素。随着她的到来，我们机关空气焕然一新。
吴真来后第三天，就帮着小鬼做米饭炒韭菜，并说，公家给大家一份粮，为什么弄得大家吃不好！还为这个补衣服，那个补衣服，大家不好意思。她什么也不在乎，就说：我文化不高，写不了那么多东西，可是我懂得生活不好，身体不好，怎么工作呢？还点吴宝康的名说：老吴，你怎么也不带大家唱唱歌，你的《上海，东方不夜的城市》的歌不是拿手的吗？这一下，把大家乐开了，原来这个严肃的领导人也会唱歌。吴真又问大家，有虱子么？长疥疮吗？还自作主张说要发动大家捡柴烧水洗洗澡。她说她是当过护士的，她要为大家检查身体，看是否健康。吴宝康同志也说，大家来了几天还未休息过，下午就休息洗洗刷刷吧。最有趣的是，她与我们住的这家房东大娘一下熟悉得像一家人。于是，当天下午烧水洗刷，房东老大娘指着吴宝康说：你这个同志整天坐着写字不累？胡子拉碴，有四十开外了吧？大家听了笑着不好意思搭腔。一会儿，吴宝康刮了胡子洗了脸出来，说：大娘，你现在看我有多大？大娘说：现在洗刷了还像个样，大概三十多岁。吴宝康同志说：那里三十多？我才二十五岁，我连媳妇还未娶到呢？说着，满房子的人都笑了。吴真接着说：学马克思也不是这么学法，只学个大胡子怎么行？结果，马克思还没学像，倒像乌克兰草原了。我们哄堂大笑。大娘不怎么懂，但也会意，跟我们一起乐。
这时，又调来了一个中学生，宜兴人，不记得他的名字了，只记得他知道把皂荚树叶挤压搓烂后可以代替肥皂洗衣服。吴真说用制豆腐的水也可以洗衣服。于是吴真去村里几家人家担了豆腐水，这个小青年去摘了些皂荚叶。大家捡柴的捡柴，拆被子的拆被子，烧水的烧水，高高兴兴，说说笑笑，把所有多年来未曾拆洗的被子洗了一遍。此后，我们对吴宝康既不是恭而敬之叫主任，也不是称吴宝康同志，就直称老吴。
我们在东庄湖、西庄湖几个村庄开展了调查研究工作。了解土地关系，雇佣关系，农业经营等有关农村经济的情况，此外，又调查了地主、富农、中农（自耕农、半自耕农）、贫农、雇工的生活情况。我们画了不少表格，挨家挨户调查。这几个村庄是老根据地，农民对我们熟悉，同时又有地方党的支持，工作进展顺利。这时，丹阳县委书记是吴承同志，是个东北流亡青年，笑嘻嘻的，戴副眼镜，很沉着，很少听到他说话。吴宝康经常由他帮助开展调查工作。我们还搜集了不少国民党方面的材料，从各省到江苏国民党负责人的情况，国民党内进步力量与中间力量还有顽固派的情况，各地地方实力派、开明士绅情况。材料集中后，经过综合，送领导参考。材料里充分说明了地主、富农人口少，但占有大量土地。中农只能自给自足，贫农人多占少量土地，差距很大。说明下一步减租、土改的必要。我们日夜忙碌工作，白天调查，夜晚集中研究分析综合。这期间，我们也搜集了一些根据地的报纸，了解各地区各战场情况，也开始剪报贴报，资料按地区按问题分类。
一两个月后，有一次，吴宝康同志去溧阳苏皖区党委开会，大概一两周回来。这期间，鬼子突然下来扫荡。我们十来个人在西庄湖附近正在剪报纸，听到机枪响了，立刻收摊子。材料与平时一样，用几块包袱布包起来。帮助老乡上门板，又把地面纸屑扫干净。我们对这里的情况熟悉，立即陆续撤退。一张卡片、报纸也未损失。一场虚惊过后，我感到责任重大。万一有个差错，与鬼子遭遇战，或受包围，尤其是这些资料如有一份落在敌人手里，真是关系重大。因此，当天晚上，大家商量，暂时分散在各村庄，晚上不集中，等吴宝康同志开会回来再说。说也巧，第二天吴宝康从溧阳给我来信，信中说，要注意安全，还说，有你在那里，我放心。
吴宝康同志从溧阳开会回来后，大家又集中。这时因六师师部离我们太远，于是六师调查研究室改为苏皖区党委调查研究室。后又因为调查研究室主要在茅山地区活动，工作经常是同茅山地委商量，因此，又改为地委调查研究室。
这时，天气已炎热。我们这个机关又增加了两个女同志许勤与王昌颖。许勤同志是从敌占区南京撤退来的，她在中央大学念书，地下党员，被敌人发现遭通缉而来根据地。那时她是我们这批人中唯一的女大学生。许勤是江苏常州人，白白的脸，穿件粉红色旗袍。刚从大城市来，与我们根据地一群脸色乌油油的黑姑娘比，真是鹤立鸡群。她文化高，来后填写计算土地关系、阶级关系百分比的表格进度快多了，大家很喜欢她。王昌颖同志是王一凡同志的爱人。在皖南党校就教我们唱歌，领导生产搞文娱活动。皖南事变时，她与王一凡同志从一游击区撤退，去龙潭照相时被伪军逮捕，受了不少折磨。这时，她已怀孕，身体羸弱，又瘦又小。我们大家很同情她、照顾她。想当年她在皖南工作时十分活跃能干，才过了四个年头，现在显得步履艰难，行动缓慢，与过去比判若两人。这时，吴真同志已调走，到李建模同志那边工作去了。我们在生活上少了一个人照顾，生活得很差。夏天，没有什么吃的。每到吃饭，只有一盆汤，里面没有油，只有一点黄豆芽，大家一分就没有了。农村苍蝇、蚊子很嚣张，许多同志肚子不好。许勤同志生活上也很有办法，她说大家肚子不好，吃不下饭，可以做点常州的炒米汤。把米炒黄了熬粥，这样喝粥，身体有病的闻到香味也开胃了，能喝了。还有周剑英同志，看到不少同志头晕恶心、呕吐拉稀，介绍浙江的"午时茶"。老乡们上街时去中药铺买几包，买回来后，用开水冲喝治病。这样夏天这个三伏天过去了。可秋天还未到，连日下雨，我们又不敢久留在某个村，经常行军转移。有一次行军时，天下着毛毛雨，天黑地滑，我这个近视眼什么也看不见，脚底一滑，从田埂上栽到了水塘里，几乎没顶。幸亏吴宝康不顾个人安危，用一根树枝叫我拉住，他一手扶树，一手把树枝拉住慢慢把我拖起来。往后，我又患了疟疾，一天隔一天发作，忽冷忽热，可是没有奎宁。有一天住在一个老乡家，男的是个患肺病快死的人了，躺在榻上，三十多岁骨瘦如柴。大嫂生孩子，家内无人帮助。我帮她烧红糖水，帮她洗尿布。她对我也很好，看我"打摆子"，她告诉我一个土方，用"熟黑白丑粉"熬红糖水。她托邻居为我买了些粉末，用她产后吃的红糖熬了水冲这个中药，给我熬了一大碗，还说这个药吃了要泻，疟疾细菌泻光病就好。说也奇怪，我喝了一大碗药汤，泻了几次，疟疾真的就好了。此后几十年再也没有犯过。
生病的人不少。小陆营养不良生病，大家节省钱来给她吃了两次猪肝。起初小陆不肯吃，动员了很久才吃了。吴宝康发烧，大夫说，看症状像肺病。有一次他去地委开会好几天，通讯员来送信说，主任过几天就回来，他要大家好好工作。通讯员还告诉我们，主任在机关咳血，发高烧。大家听了心里很难受。吴宝康从地委回来后，大家很关心他。可是他仍然日以继夜的工作，睡眠时间很少。有时累了，趴在桌上打个瞌睡，同志们偷偷地给他披上件大衣或上衣。
许勤同志来了不久调走了，因她有文化，教育工作缺人，给教育系统调走当老师去了。宜兴来的那个小青年也给调去做青年工作了。王昌颖同志肚子一天天大起来，而且患了痢疾，大家十分着急。吴宝康同志几次找地委李广同志商量，要求设法去敌人据点医院住院。地委考虑不安全，不同意。我们一筹莫展。无奈把她送到比较安全的村庄，在老乡家住宿，可是没有磺胺等药品。她终究不治而死。消息传来大家悲恸不已。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延陵附近遇到了舒锦文与田文同志。我们久别重逢，有千言万语要倾吐。我们找了一户老乡家，三人挤在一张大床上，睡在一条破被子里讲了一夜的话。真是互吐衷肠曲，同流心酸泪。田文马上要调别处去工作，要远走高飞，离开这个触景生情的地方。我根本不敢问起塘马战斗罗司令牺牲一事，怕触及她的伤疤。舒锦文马上也要调离此地，因陈洪同志已调其他地区工作。我们从民族的灾难，战争的残酷，根据地的形势，谈到个人的遭遇，一致认为没有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就没有个人的前途。
我仍在调查研究室工作，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很融洽。不过大家挺担心吴宝康同志，他身体太差，经常咳嗽出汗，有时还咳血。不过，他很乐观，也哼哼歌曲，嗓子响亮，还能吹口哨。大家说口哨听得多了，但吹得如此珠圆玉润的可没听到过。大家对他像老大哥一样又尊敬又亲切。有一次过节，地委机关拿了些肉给我们煮了一盆红烧肉，老吴有病分给他一份。我们这七八个人这一盆肉一抢而光，连汤也不留一点，可老吴碗里的几块肉还未吃完，他牙又不好，平时动作也慢条斯理的。后来，还是被别人分吃了。小陆还抢着吃，像小孩子似的。
天渐渐凉了，又下雨，我去年从上海下来在西莱镇做的夹袍不知道给谁穿走了。自己身边只有旧的细格子蓝布旗袍。领导上看出我冷得缩手缩脚。一天晚上，吴宝康同志找我去，煤油灯旁他从黑布包袱里拿出来一件咖啡色的毛线背心。他好像有意不假思索地对我说："天凉了，我看你什么衣服也没有，这背心还是我在上海穿的，留下来的就只有这么件衣服了，你拿去穿吧！"这个人不是个随随便便的人，这么说，我似乎不能不拿。他对我谈起他的身世。他是浙江湖州南浔人，这是个富庶的地方。清代末年，中国的丝业竞争不过日本等国，他的家庭破产。后来他家生活日渐困难，祖父、父亲都早年去世，生活更困难了。他失学后，到上海在英国人开的汇丰银行当练习生。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家乡房屋全部被烧。于是他参加革命，先在上海地下党，后到无锡梅村参加服务团，在东路做报纸工作至今。他希望我对他还有什么要了解的可以随便谈谈。
第二天无雨，晚上才放晴，又暖和起来了。老吴约我在屋后柳树下谈谈。一弯月亮偷偷地看着我们，前面小塘的水平平静静，但田野里虫子不停地叫着。这几天来，我心里七上八下直嘀咕，像塞了块什么东西，说不出什么滋味，预感到一定时候他会向我提出什么的。现在面对着这个人，我想不知是个什么结果。还是男的敢说话，再不喜欢讲话的人到关键时刻也要用最简短的语言来表达。他先谈到昨晚的那件毛背心，后来，他问我还有什么对他不了解的。通过交往，我了解到他有一个女朋友，还来不及提出结婚，在敌人"清乡"中牺牲了。我呢？有喜欢我的人，来不及相爱，给鬼子杀害了。终于，他希望我们今后一起工作共同生活，奋斗一世，革命到底，永不变心。有树及池塘为证，弯弯的月亮为媒。我们在商量向地委写报告时发生了争执。老吴要我写，我说哪有女的写的，他说你在茅山久，领导对你了解，你写了俩人签名，你去请示。这我又生气了，我说哪有女的去请示，人家岂不笑话我，我本来"傻"是出了名的，这一下人家还不取笑我，说我追求吴宝康，盯住老吴不放。老吴说这都是一样，恋爱是双方的，报告俩人签字，过几天要去地委汇报工作，你先去，我再去。
我真是勇敢，带了报告单人匹马到地委，向徐明同志汇报完工作，徐明同志问我还有什么问题要说的。我这个心直口快的人，忽然害臊起来，讷讷说不出口，在旧衣服口袋里掏了半天，才拿出一张揉得皱皱巴巴的纸给他。他看后不笑，也不立刻答复，说你先回去吧，这报告帮你转给上级，答复后马上告诉你。我想：万一领导上不同意，又多了一件丢人的事。
有一天，苏皖区党委的同志到茅山地委来检查工作，我见到了李坚真同志。自1941年在上海分手后，还未见过她呢！她与我在田野里边散步边谈话。她开门见山问我："你找到的这个爱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定了没有？"我说："是个老实人，积极工作，作风朴素。"她又详细问了老吴各方面的情况，她说："他身体如何？"我说："不好。"她说："有什么病？"我说："肺病。"她说："你不是最怕传染病，这一回你不怕了。"我说："病也是为了革命工作劳累所致，革命队伍里有几个白头到老的？多少人牺牲死亡。"她又问："性格呢？"我说："沉默寡言，严肃认真，是个一丝不苟的人。"她说："你是个爱热闹活泼好动的人，合得来吗？"我说："慢慢会习惯的。"她语重心长地说："小程，你别一时感情用事，这是终身大事，你要考虑周到，决定了吗？"我说："决定了。"说着话，我们已经到他们开会的地方。老邓同志在，李大姐就说："小程找了一个不说话的同志做对象，老邓你看行不行？"老邓说："我早就知道了，报告都批下去了。有什么不好？你们女同志喜欢喳喳呼呼的，只知道找热闹的人。我看小程找的这个人不错，人人都说这个人放进水缸里，可以三天也不说话，修养好，否则找个与小程一样的岂不会打起来？小程，我早说要找个老头，厉害的管管你。"他们跟我开玩笑，后来大姐说："调查研究室就在这村庄，我得去看看，吴宝康是什么样？反正离开会时间还早。"说着我带着大姐去看吴宝康。吴宝康正坐屋里抄写什么东西，其他同志也忙着。我领着李坚真同志进屋，吴宝康站起来打招呼，有点不好意思。大姐从头到脚打量，最后，笑笑点点头。在我送她回去开会的路上，她满意地说："小程，我看这个人不错，很像样，配得上你。就是瘦一些，是劳累的，营养不良。过去人家说是个老头一样的人，我仔细看了，皮肤还细，不是老头。将来生活条件好一些会好起来的。"
地委徐明同志通知我，我们的结婚报告批准了，祝贺我们。徐明同志穿一身毛蓝布短衣长裤，平头，工人打扮，是一个十分正直的同志。不久，他牺牲在茅山。我们永远纪念他，他是我和吴宝康共同生活的证明人。
没多久，组织决定调查研究室要一分为二，要我与吴宝康、李贯一去苏皖区党委，成立区党委调查研究室，而其他同志留在茅山地委，为茅山地委调查研究室。
吴宝康发高烧又打摆子，一下走不动。组织上要我与他去小红妈家住几天。与小红妈分别又是一年多了，小红妈听说我们已结婚，像女儿找到了好女婿一样高兴。她把老吴端祥了一会说，你们配得好，都是老老实实的可靠的人，还说，上回来茅山，我就为你想着这个问题。
这时，小红妈家两间草棚，隔壁一间，半间喂了头大牛，半间搁了两张小床，招待新四军来往干部。小红妈说，结了婚也没个房子住，我这牛棚外面的半间就算是你们的新房吧！还叫"丫头"把牛棚打扫打扫，牛粪扒掉，牛多喂些草吃饱点，免得晚上又捣乱。
夜深了，草屋外面下着小雨，隔壁不时传来小红爸爸的打鼾声，小红妈、小红、"丫头"累了一天都入睡了，大牛加了新鲜草，高兴地慢慢嚼着，草屋檐下响着雨水下来时滴答滴答的声音。我们想念着已经牺牲的同伴、烈士，商量着未来的工作，有多少任务要我们去完成啊！
小红妈家实际上成了招待所。第二天来了十多个人，说中饭后还要赶路，我帮着小红妈洗菜做饭招待他们。带队的不是别人，是离别几年的"锡流"老战友王新同志。他是工人出身，绰号"夏伯阳"，工作很有魄力。就是他，在1937年抗战爆发时教我们用无锡小调唱《八月十三来了东洋兵》的。我们分别已有五年，现在只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要讲完这五年来大家知道的"锡流"里许多同志的遭遇，不是容易的事。他讲得激昂慷慨，我听完他的叙述，听说许多同志英勇牺牲，也来不及哭，只是说，前仆后继，将来看我们的吧。
王新同志午饭后立刻要走了，这分别不知道是暂时的还是永诀。我惆怅地看着他，在小红妈家的茅屋边，我与老吴同他们一行一一握手，依依惜别，望着他们的背影渐渐消失在圩堤下面。
【程桂芬（1918-2000），生于1918年7月1日，江苏无锡羊尖镇严家桥人。1936 年加入无锡学社，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参加新四军，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妇女部秘书，1940年3月奉命到苏南敌后，在丹(阳)、句(容)、溧(阳)一带开展妇女工作，同年10月任苏皖区党委特务营文化教员，1941年9月参加江(都)高(邮)宝(应)地区民运工作，1942 年10月任新四军第六师调查研究室秘书，1943年7月在金坛被捕，经营救1944年年底被释放。被捕后对党忠诚，1945 年夏恢复党籍，并被调往苏浙区党委调研室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大众日报社编辑、中共山东分局妇女部资料室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先后在华东邮政总局、华东军政委员会、华东局宣传部工作。1952年10月被派往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班学习，1954年毕业后留校，历任档案中教研室主任、历史档案系副主任，后调往中央档案馆明清部副主任，1980 年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党组成员、顾问。著有《中国近代档案史稿》(教材)、《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等。2000年7月逝世，享年8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