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进茅山
1940年10月我奉命第二次去茅山。这时茅山地区扩大了，人员也增加了，环境还是艰苦紧张。延陵以东开辟了金、丹、武地区，包括丹阳以东，金坛以北，武进以西地区。又开辟了"长隔、太漏"地区，包括金坛、武进以南，长荡湖、隔湖之间及隔湖、太湖之间，与宜兴、溧阳、溧水连成一片。这时领导同志增加了，机关大了，人员多了。皖南东南局党校及皖南特委的同志来了不少。领导同志新增了邓仲铭、李坚真同志。他们夫妇来了，我又与大姐在一起了，我很高兴。陈洪同志、章蕴同志仍是领导，袁先锋同志从皖南调来担任青年部长，邹毅、李广、张君实、胡敏慎都来了。以茅山地区为第二游击区，南京附近为第一游击区，区党委机关仍在延陵一带活动。由邓仲铭、陈洪两同志为书记。李坚真、章蕴为妇女部长，章蕴同志后去第一游击区与王一凡同志一起负责工作。李广、张君实同志去句容工作，张后去金、丹、武。茅山第二游击区，由汪大铭同志负责。任迈、吴承等同志仍为茅山地区老县委书记。王曼同志带着一批女干部仍在茅山根据地做妇女工作，女干部里新增加了夏瑾同志。这时，小兰、小殷、舒诚仍在丹北地区工作。西石桥地区与丹北已连成一片。丹北部队有个服务团，有凌菲、小兰等与地方青年组成。我离开西石桥后，凌菲从丹北调到西石桥工作，参加西石桥党训班学习的费伦等地方青年参加了这个丹北的服务团。
我第二次到茅山，被派到区党委的特务营（警卫营）当文化教员。这个特务营，是专门保卫苏南区党委机关的。经常移动，有时坐船，有时走路，首长们这时已有牲口骑了。
这个地区的新四军部队有罗忠毅、廖海涛两司令员的几个连的队伍，上面受王必成、钟期光等大部队领导。这时，部队每个连已有两挺轻机枪、一挺重机枪，老套筒也都换成为"三八式"了。
政权，设四县总会，为以后几个县政府打基础。有地方士绅樊玉林负责四县总会。他是当地老百姓心目中德高望重的人物。他与樊绪经同志共同负责财政，与四县总会一起筹款、筹粮。四县总会成立了服务团，做地方民运工作。来了一大批上海姑娘参加工作，如史毅、顾静、刘津、刘路、小潘、史国女等十几人，由吉鸣九负责。他们都是由地下交通员金毅、康迪两同志带领经过封锁线，来到茅山抗日根据地的。
第二次来茅山后，我又去了小红妈家。住地变了样，已是两间大茅棚了。扩大的那间大茅棚后面还喂牲口，前面的半间也能搁两张小床，俨然如招待所。茅屋前的场地也整平了。早饭不光是熬大麦粥，还有两个团子。晚上做面条，不光是芋头野菜粥了。
但是，敌人是不甘心我们过好日子的。他要抢粮，于是他企图深入根据地修筑公路；军队是群众的靠山，他就要打击我们军队；政权机关为民众撑腰，保证群众减租减息，他就要消灭我们刚成立的政权；共产党员、干部是群众的带路人，他就要捕捉我们的党员、干部。于是在茅山地区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敌我斗争。
我到茅山不久，发生了高庄之战。枪声很激烈。战斗一停，我跟着陈洪同志前去高庄。乡、村长汇报说：农、青、妇会刚忙完，阵亡的战士已运走埋葬。我看到几处墙上都是累累弹孔，有一座高墙被打得像马蜂窝，我们的战士就在那里坚守阵地，打击敌人。以后外面增援部队来了，坚守高庄的部队出击，形成内外夹击之势。敌人见势不妙，仓皇撤退，我军一直追出根据地。
接着是延陵反扫荡战斗。事前得到情报：各据点鬼子增加，要求延陵镇及周围群众作好反扫荡准备。延陵反扫荡反复打了几次，真艰苦，损失不小。有一次，我与陈洪同志经过延陵街上，满街的砂砾、砖瓦，店铺关了门，群众三五成群议论。陈洪同志与大家打招呼，群众不如过去热情了。陈洪同志不小心给脚下的碎砖绊了一下，差一点摔了一跤。一个店里的老板指着陈洪同志说：你别着急，路不好走，以后鬼子会筑汽车路给你走的。我心里很憋气，向陈洪同志表示：以后让我参加大部队去打仗，我真想一口咬死一个鬼子。陈洪同志说：那有这么简单容易的事。仗是有你打的，但是不准备好不能打，就是准备了还是会有牺牲的。
这一段时间日本鬼子经常来扫荡。有一次，我正在给特务营的战士们上课，哨兵跑步来报告，鬼子从三面来了。于是部队紧急集合，马上拉出去打。我正准备跟着特务营走，忽然，李坚真大姐的警卫员张生贵拉着我说：你见到大姐了吗？可不能把大姐丢了？于是我与张生贵急忙去找李大姐。
前面战斗打起来了，机关总部很有秩序地转移。我们跨过田埂，树林，有一条小溪，溪上有座桥，可是过桥时，李大姐那匹马怎么也不肯走。张生贵生气打它，它走了几步，到桥中间站住了，真急人。还是赵玉祥同志有办法，他从桥对面走到桥中心，摸摸马鬃毛，拍拍马脖子，把它拉过去了。后来机关总结这次战斗时，大家提出把李大姐的马换成骡子或驴子。
打仗就会有牺牲，有时虽然打了胜仗，损失也不小。鬼子在同我们的作战中也总结教训，慢慢地他们知道船上有我们的机关。在一次战斗中，打我们河里的船。结果，罗忠义司令的爱人柳肇珍同志牺牲在船里。我听到后很伤心。柳肇珍同志原是浒墅关蚕桑学校的学生，参加"锡青"后，在周新镇伤兵医院与我一起给伤兵换药。她圆圆的脸，大眼睛忽闪忽闪的，人称小皮球。那时，我们不会讲普通话，只会讲"无锡官话"，而她会讲一口流利的国语，所以上台演戏常要她当主角。现在这个"小皮球"才二十多岁，就惨死在鬼子的机枪下。
后来，我又在机关工作。一次到圩里，有一家住着一个部队首长养病，条件真差，发烧没有退烧药，打摆子没有"奎宁"。有一家住着两个产妇，将十月临盆，群众照顾她们，部队也给送鸡蛋、送吃的。可是一天来几次情报，一会儿直溪桥增加鬼子了，一会儿白兔、宝埝的伪军出动了。这些学生出身的女同志穿着不像农妇，口音是外地人，受尽了惊吓。
在艰苦的抗战时期，许多人奋斗牺牲，但也有人享乐苟安。有一次，组织上要我跟地方干部王伯华去句容看看他那个区的情况。一出机关，王伯华对我十分客气，要我坐他的毛驴走。我不要，我说我走惯了。到了区委机关，我简直不相信这是共产党区级的领导机关。王伯华带着老婆过着舒舒服服的生活，区大队象庄园主雇的打手。他们日常的生活是无荤不吃饭，鸡鸭鱼肉满桌子。工作也不知做什么。我与区大队的同志谈谈，啥也不懂，只知王区长是当家的，我们跟了他将来会有好处。我想：这样的区大队如何打鬼子。去了几个村支部，可是党员、农会会员都混成一团，也有集体入党的，甚至有入党就像入帮会一样的。我住了几天，临走时，王伯华非要我带两只火腿回机关不行，我说我拿不动，他说至少要拿一只给陈洪与大姐。回机关后，我向邓仲铭、陈洪、李大姐详细汇报了这个区委机关的严重问题。我还说："这只火腿是送灶老爷上天的糍粑，塞你们嘴的。"后来领导上很快派人去整顿了这个地区的党组织和区大队。
去了句容深山野林那个区，我又去镇江的一个区政府。是地方干部洪天寿同志为区长，爱人孙铁流同志也在该区。同是一个区，但两者相比有天壤之别。洪天寿夫妇都是丹阳的青年，身材高大，看上去像钢筋铁骨的人。他们斗志昂扬，敌人一听到他们这个区大队就胆颤心惊，听到洪天寿的名字就害怕。他们区内部巩固，区里管财政的、文教的、武装的各科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各科长经常深入到各乡村工作，与群众同甘共苦。区大队练功练武，民兵组织也好。我和孙铁流同志在东南局党校就见过，她一口本地话，穿件短棉袄，那么朴质亲切，像个农村里的大嫂。这个区政府的干部到哪里，哪里的群众都围着他们。不论妇女、孩子、青年、民兵，都热爱这个区政府。
区党委要程一惠同志与我去各地深入了解情况。在皖南丁家山时，他在青年部，我在妇女部，我们很熟悉，我对他很佩服。程一惠与我在丹阳、武进铁路两侧跨来跨去工作了一段时间，时间久了，见识多了，敌人的活动情况摸清楚了，就是在危险之中也不觉得危险了。
不久，程一惠宣布与舒诚结婚。舒诚同志是福建姑娘，1939年在皖南党校工作，现在从丹北调到茅山来了。李大姐知道后，赶紧找程一惠谈话，问他说：不是你与小程工作很久了吗？你们不错吧。程一惠同志答复：小程不表态。李大姐又问我说：陈洪同志希望与你结婚。我说：他倒是个好首长，我佩服他，尊敬他，可是我配不上他。我太幼稚，我水平低，我们不相称，不过，我倒给他选择了一个比我更合适的同志，配得上他。大姐问我是谁？我说：最近从外地调来的小舒，叫舒锦文，是名演员舒绣文的堂妹。小舒真能干又老实，他们是天生的一对。
程一惠与舒诚同志结婚什么也没有，环境又紧张。于是我们商量用机关这只大船做新房。当晚把大船摇到延陵附近的小河浜，停在树底下。邹毅、袁先锋是青年工作者，自称做保卫工作。于是他们把船拴在树干上，睡在前舱；中舱住李大姐，我陪着；后舱原是撑船夫妇住的地方，这一回借作新房。把撑船的夫妇请到别处过夜。袁先锋、邹毅说：我们有枪，如有情况，我们保护你们，保护新媳妇，保卫首长。撑船他们也包下了，袁先锋人高，在前面撑船，邹毅人矮，在后面摇橹。这时我们与机关别的同志分开了，三个舱布置就绪，于是大家睡下，我很快进入梦乡。前舱还未睡着就敲我们的舱门，我给叫醒。不久听见远处有动静，我们起来一看，天边有火光，估计是在袭击哪个据点。这两天陈洪不在机关，大概带着民兵打据点去了。天一亮，收拾行装起来，程一惠同志天不亮就出发去工作了，舒诚同志也出发去县里工作。
不久，陈洪同志与舒锦文结了婚，也是借的这只大船。
同志的牺牲
部队经常要打仗，机关布置地区民兵、群众组织配合，我们经常坐着船在丹阳以南的小河中活动。首长们分散到各县各据点附近，我有时看着船，在船里整理材料。一天清晨，天雾蒙蒙，我坐在中舱整材料，还看不大清楚。前舱，青年部长袁先锋在听邹毅及刚来的陈天同志汇报青年工作。陈天同志在区里工作，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他个子高，头很大，眼明亮，一看上去就是个倔强聪明的小伙子。据说他原是在北京清华大学刻钢板的，离开了学校优裕条件到这儿参加工作。他们在研究工作，我整理材料，也未细听。撑船的夫妇上岸去了，我们胡乱地吃了点东西算作早饭。九点多时，陈天、邹毅要到区里去，袁先锋说天气不好，要下雨，这几天传说鬼子要扫荡，还是等摸摸情况再走。他俩不肯，陈天说：我有枪，不怕。他站起来，把枪筒拉开上子弹。我在中舱笑着说："邹毅没枪，当心给俘虏。"陈天说："不怕，我保护他。"我说："别两个都给抓了。"陈天说："我是顶天立地的好汉，不是孬种，宁死不当俘虏。"他们跳上岸，头也不回地走了。我与袁先锋各自整材料。下午，袁先锋同志也要出发了，他要到各处看看青救会的工作。这时，撑船的夫妇回来了，说高庄一带有情况，鬼子下来扫荡了，在几个村驻扎，要注意。
袁先锋同志走后不到一顿饭工夫，我听到岸上有人呼喊，声音很反常。我预感发生了什么，跑出来一看，是袁先锋同志回来了，跑得气喘。他叫我快上岸，船由船嫂看着。他边跑边说：早上鬼子下来驻扎在高庄，有新四军的同志给抓走了，还有给打死的。一听到有人给打死，我立刻想到陈天和邹毅。我们来不及多说什么，跑步到高庄。在村庄附近的一个茅棚周围，围着不少老乡。我们挤进去，只见地上一张芦席盖着个尸体，头盖住了，一双大脚在外面，是陈天！原来，邹毅和陈天上午到高庄附近，遇上鬼子，陈天一见鬼子，拔枪就打，打死了哨兵，里面鬼子出来打死陈天，抓走了邹毅。就这么十几分钟，死的死了，抓的抓了。袁先锋同志与大家料理丧事。陈天，你的脸我在朦胧的早晨也还没有仔细看清，谁知第一次见面就是最后一次见面。我耳朵只留着这句话："我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袁先锋同志是四川人，从皖南来，做青年工作。他有文化，有教养，能写、能说、能唱、能做，干劲十足。他曾经与民兵一起搞军工，火药爆炸伤了左眼。从邹毅同志被捕，陈天同志牺牲后，他更是带着青救会民兵出没在敌人的据点周围。由于鬼子据点增加，扫荡频繁，领导上设想准备由县委书记任迈和袁先锋等几个有经验、身体棒的同志带着民兵、农青妇群众组织坚持在这个地区，而大批同志往西、往南转移。袁先锋还与另外一个同志筹办报纸，用油印，通讯员小朱刻钢板兼发行。因此，袁先锋同志有时与任迈同志一起出没在敌人据点附近，有时又回延陵地区，在一个小茅棚里与一起办报的谷力虹同志商量办报事宜。通讯员小朱，矮个儿，也是四川人，与袁先锋特别亲密，经常给船上陈洪、老邓送信，送审报纸稿件。领导不在，我就代替首长们一一收下。一天，小朱照例送材料来，他穿了一身黑色短棉袄裤，站在岸边叫我出来收稿件。船里只有我一个人看守着。我笑着说："你送下来，我不上岸。"他说："这回非上岸接收不行，否则就带回去了。"我走出船舱，上岸取稿件。小朱站在树底下说："这回公私兼顾，还有老袁给你的信呢。"我说："什么重要事，还不是青年部又要妇女部发动做鞋做袜的，老麻烦我们妇女组织。"他装着鬼脸说："不一定吧。"他坐在树底下，我带着材料钻进舱里，小朱嚷嚷还得等回信，他说："你先看看你的信吧！"小朱本是个老实人，十几岁的孩子，平时话不多，今天怎么那么噜嗦。我拆开袁先锋给我的信，密密麻麻，我猜到几分不敢看下去。我说："你先走，以后再回信。"他扬着手说："你细细琢磨吧！明日我取稿件时拿回信。"
我把给首长的材料、稿件收藏好，拿信走出船舱坐在船头的石凳上，把猜到几分的信想仔细看看，到底写些什么？我内心是又想看又不敢看。风吹着，听着船底与水的共鸣，思潮起伏：现在是被捕的、牺牲的天天有。这是现实，残酷的斗争使我意识到人生的艰险，道路的曲折。松柏的成长要经过多少个寒暑，寒风的袭击，酷日的曝晒。日本鬼子像阎罗王，简直不是人。"敌进我退"！退到哪天为止？退到何方为休？敌人差不多从点、线占到市镇村庄啦！我的将来，我的归宿只是"牺牲"两字，别无其他。兵荒马乱，那来这个情？也没有这个爱。我有情，我的情感都给了那些牺牲了的同志了，我伤心还来不及，还与别人谈情说爱。爱！爱谁？爱战士、爱首长、爱牺牲的人，我不去爱别的什么男人。还有我现在只有一肚子的恨，一肚子的火。恨！恨鬼子；恼火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消灭鬼子。我恨还来不及，爱什么？我把这个所谓"爱"的标记"信"撕个粉碎撒在河里，让它随着流水冲走。可是内心世界"爱"的流水怎么也冲不走。我对这个四川高个儿不是没有好感。我们在皖南就认识，第二次来茅山又见面，青年工作与妇女工作又有"天然"的联系。民兵、青救会打鬼子，妇女会协助。我与他个人工作完了就在船头上唱歌。他笑我的无锡民歌太土，别的地方人听不懂，我说比你哼的四川调子好听。我们也为工作争论，有时还说：打完仗他要研究文学，他爱古典文学，他学俄罗斯文学，他还爱文艺评论。说等战争结束要把茅山斗争写下来。想到这些，我感到我们会合得来的，我觉得我们不相上下，谁也不比谁强多少，我们可以平等相待。于是，我给他写回信，我写了个开主题的、风马牛不相及的回信。
天以后，我正忙着给首长抄材料，想把它突击完。袁先锋从船头上闯进来，见了我一点也不客气，单刀直入说与我谈判。他摆着那付架势，我觉得好笑，我说："我又不是敌人，干吗气势汹汹的。"他说："不是敌人，你是碉堡，我得把你粉碎。你折磨我，我写的信，你不给我正面答复。"我说："好吧，你说吧，我正面答复你。"他不敢说了，低着头。一会儿从口袋里摸出一封信，皱皱的，也不知转了多少人的手，是一封他老家寄来的信，他哥哥写给他的，千转万转从延陵镇某布店转来的信。我问他鸿雁给你带来什么好消息？他又饶有兴趣地念了其中的一段，意思是；希望早日打退鬼子，将来解放上海，到上海滩"白相"，再回来看嘉陵江。他把"白相"两字反复读了两遍。他好像气又消了。一会儿轻声细气地说，别生气，我心里实在是不好受。他说他决定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坚持到最后一口气。这一回是凶多吉少，但他是准备着牺牲的，可是在走以前要等我一句话，这句话一定要我亲口讲给他听。我说："这句话我不讲。"他说："那我死不瞑目。"我火了，我说："你千里迢迢来到茅山是打鬼子呢，还是来找爱人的。"他说："是来打鬼子的，但也要爱人。"我说："我可不爱你，你找别人。"他说："你不爱我，我爱你，我不爱别人。"我说："这是笑话，爱是双方面的，你爱我我不爱你，怎么办？"他说："那我就等着，有一天你会爱我的。"我说："我一直不爱你。"他说："我一直等着你。"我说："到老我也不爱你。"他说："我等到老。"我说："死也不爱你。"他说："我等到死。"于是他冒火了，他说："今天你嘴里说不爱我，你问问你心里还爱不爱我。"我哭了，我说："我不知道，我什么人也不爱，什么人也不敢爱。"我一气，把桌上的几本书用来伪装用的几本教科书向着他扔过去。这时船头上大姐、首长们回来了。大姐看了我们这个样子，明白了一半，责怪我不应与人吵架，任性，把书都摔坏了，有事不好好商量，吵什么。老邓又来给我打趣说："小程等着找老头了，年轻人不喜欢的。"我老老实实地把船舱地板的书拣起来，我说："袁先锋欺侮我。"老邓说："谁敢欺侮你？你少欺侮别人就算好的了。"袁先锋低着头不吭声，接着老邓与袁先锋同志谈如何坚持工作的问题。晚上，他们全走了，只有我与大姐睡在船上。大姐与我谈心，叹了口气，说环境是这么不好，各据点鬼子增加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南边增加军队，不久这儿要打仗。决定袁先锋与任迈同志领导坚守此地，其他同志要撤退一批。袁先锋与任迈都是党性强的信得过的干部，是党的好儿女，可是环境条件实在差，为了坚持根据地工作，有时党要付出高的代价。我听了"付出高的代价"与袁先锋讲的"凶多吉少"，预感到：要打仗，要牺牲，我好像已看到他们俩的归宿。
环境紧张，我们不住在延陵附近，都到据点周围活动了。天天换地方，东一村，西一村移动，去加强民兵、妇女会、青年团工作。没有想到鬼子扫荡完，又与国民党勾勾搭搭，来了个几路大包围，从溧水、溧阳过来，像洪水猛兽，扬言要把我们这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化为平地"。我们放了一个口子，让他们这群狼进来。在武进、丹阳、镇江、句容、金坛、溧阳、溧水这一片土地上打了好几个回合，最后打得他们屁滚尿流，狼狈逃窜。
战争结束后，罗司令、廖司令的部队查战果，打扫战场，四县总会、服务团集合，清点人数，总结。地方党各组织检查工作，整顿机关，党、军队、群众从四面八方汇集，敌人被打垮了，我们的根据地更坚强巩固，军队、人民欢呼。我们还是到延陵地区，我们仍与上新河、高庄、东庄湖、西庄湖、圩里的老百姓在一起，我们又见到了小红妈，这一带是我们民运干部的家。
可是，服务团在清点人数时发现少了一个干部，上海来的姑娘柳路同志。李大姐要部队、机关、各组织寻找，可是找遍了也无消息。几天后，句容山里的老百姓来报：老乡在山里打柴，发现山谷里有一具尸体，肠子肝脏都给狼吃光了，地上一片血肉。同志们连夜派人去认，从衣角及鞋认出果真是柳路同志。反动派逃跑时抓着她，她不投降，被拖到深山野林里杀害了。扔在山谷里，又给狼吞噬的。这个噩耗，震动了整个茅山地区的人民。人民不仅用泪水纪念柳路，人民的泪水还化为滔滔巨浪，要把敌人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柳路的追悼会上，部队、群众共誓师：保护根据地的一草一木，就像保护我们的眼珠一样，誓与茅山根据地共存亡！
我们哭泣柳路的眼泪还未干，又传来了任迈、袁先锋同志被捕牺牲的消息，他俩被丹阳据点的日本鬼子逮捕，不屈而死。
周婉如同志在延安还不知道任迈之死吧？你在宝塔山下或延河边如何忍受这个不幸的消息！小殷在丹阳铁路北，如何忍受邹毅同志被捕的消息！
袁先锋同志，咱们是"吵了架"分手的，你再也听不见我的无锡民歌，正像我再也听不到你的四川号子一样，尽管民歌、号子在今后万世流传。你听不到埋在我心里的最后一句话，这句话我只能永远埋藏，一直到我被埋葬。你不是说等待一辈子，你这一辈子为什么这么短暂？你不是说死不瞑目，当你理解我的心情时，你死后会闭上眼睛的。你哥哥希望解放后一同去上海白相，再团聚嘉陵江，谁料到将来全国解放时，你的哥哥只能在嘉陵江畔等待你，像柳路的妈妈在上海滩等待柳路一样。你死后，我怕见首长，我怕见东庄湖、西庄湖、圩里的老乡，我更怕见那只小船，不爱听船底下的流水响。让我离开这个地方吧！难道天地间只有不幸，没有情况好转的时候？难道我们这根据地只有紧张、牺牲，没有欢呼胜利的时候？难道仅有残酷的冬天，没有明媚的春天？我不信！世上有真理，人间有公理，到最后真理会战胜邪恶，公理会战胜强暴，我们一定会胜利的，因为真理在我们这一边，我含着眼泪暗暗鼓励自己：要加强胜利的信心，要经得住考验。
【程桂芬（1918-2003），生于1918年7月1日，江苏无锡羊尖镇严家桥人。1936 年加入无锡学社，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参加新四军，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妇女部秘书，1940年3月奉命到苏南敌后，在丹(阳)、句(容)、溧(阳)一带开展妇女工作，同年10月任苏皖区党委特务营文化教员，1941年9月参加江(都)高(邮)宝(应)地区民运工作，1942 年10月任新四军第六师调查研究室秘书，1943年7月在金坛被捕，经营救1944年年底被释放。被捕后对党忠诚，1945 年夏恢复党籍，并被调往苏浙区党委调研室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大众日报社编辑、中共山东分局妇女部资料室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先后在华东邮政总局、华东军政委员会、华东局宣传部工作。1952年10月被派往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班学习，1954年毕业后留校，历任档案中教研室主任、历史档案系副主任，后调往中央档案馆明清部副主任，1980 年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党组成员、顾问。著有《中国近代档案史稿》(教材)、《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等。2000年7月逝世，享年8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