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捕
1943年夏天真困难，南边顽固派与鬼子默契配合，鬼子扫荡，顽固派"清乡"。七月初一的中午，鬼子大扫荡。平时鬼子扫荡半夜出发，天一亮进村，可是这一天鬼子中午下乡，西岗、唐王大小村庄全布满了鬼子，我不能进村。路遇张志平，也在这一带搞夏征的，告诉我：从田埂走小路去西岗、唐王北边的自醒中学隐蔽，找校长张炳元。张是个开明士绅。我的爱人吴宝康在该校当教师，改名吴志清。老张还说：你们的身份暂时不要公开，以后找人与我们联系。他说完走了，大概忙着去布置反扫荡。我们看得见鬼子在各个村庄蠕动，只是双方还未开枪、交火，一场大的残酷战斗即将在这儿爆发，谁也料不到这儿几天后是个什么样子。
自醒中学是个"独家村"，一座大房子在田里，四面空空荡荡，只有几棵树木挡挡太阳。学生有一百多，来自溧阳、金坛边区，也有金坛城里来的。男教师大多是张校长的同事、熟人，也有住在金坛城里的人来教书的，几个年轻女老师，都是金坛城里人。其中两位于老师是清朝于家后代。金坛于家在清朝不是一门三鼎甲，也是有人中过进士或在翰林院有地位的。老师的政治态度是：不愿为日本人干事，所以不屑在金坛城里敌伪政权下搞个"一官半职"，但投笔从戎也没有那个胆量。这里是敌、伪、顽、新四军经常打仗的拉锯地方。新四军年轻有为、纪律严明、对人民秋毫无犯，在他们心目中是仁义之师。张炳元是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的老大学生，家里有几十亩田，有长工。这样的校长东洋人也想争取。张可以自由进出金坛城。新四军把他作为团结的对象，老百姓要孩子知书识理，也希望有个学校。这儿每个老师每月三担米，学校领我县政府的教育经费，清苦的学生，民主政府可能还有点补贴。精兵简政后，县政府文教科就把吴宝康交给张炳元校长。他化名吴志清，在这里教语文与历史。
我到办公室找到了张炳元校长。张校长看我的打扮就知是新四军的地方工作人员，要我在老师宿舍休息。女教师的宿舍与女学生的宿舍在一起。中午鬼子刚进村的时候，从校长教员到学生，反应还不大。鬼子经常下乡，司空见惯，他们照常上课。门口的大牌子"自醒中学"几个字好比挡箭牌。今天工友照常摇铃，学生虽不敢不去教室，但大部分要在大门口看看鬼子离此多远，走了没有，因大部分学生的家在学校四周，也惦念家里的安全。几十米外，鬼子在南面各村密密麻麻，像夏天粪缸里的蛆虫，到日落西山还蠕动着。于是从上到下都紧张起来，最主要的是情况不明。
女老师、女学生对我很好，一方面是对新四军的爱戴，也对女同志能为此不怕艰苦辛劳而佩服。天热，老师学生送衣服鞋袜给我替换，还都说万一伪军鬼子进来搜查，就说你是我们老师。女老师中的两位于老师名叫于诗蔡、于婉贞。于诗蔡还有个妹妹于诗苹在此上学。在女生宿舍我们一见后就讲得投机，于诗蔡自己介绍说，她是苏州省立二女师中文系毕业的。于诗蔡看起来是一位亭亭玉立，如花似玉的小姐，喜欢弹琴。她给我介绍她妹妹于诗苹，三年级学生。我说你们"繁、苹"都是来自《诗经》上的人物，她就高兴得笑了起来说，程先生，你的语文根底一定好，你还熟读《诗经》呢。她还说这里的男老师都是俗不可耐，没有一个谈得来。又见了于婉贞老师，她是个朴素大方，老老实实的女老师。她们谈笑自若，好像鬼子在村前与她们毫不相干似的。
晚上，我就住在女宿舍，许多女同学围着我，要我讲打鬼子的事。她们对我又好奇，又佩服，其中有个姓陈的小姑娘一定要我换上她的旗袍，穿她的红条圆口双搭攀的布鞋，说这么打扮，与我们的老师一个样，鬼子进来搜查就不怕了。这一晚，大家谈熟了。我又了解到于诗蔡老师的对象在重庆，日本鬼子侵略，弄得他们两地分开。于婉贞的哥嫂在重庆，金坛家里上有老父母，下有幼弟，战火纷飞，不知何日团聚。这些老师对日本鬼子还是有仇恨的。
鬼子就是不退，而且有的大村庄鬼子还扎据点。为了学生的安全，学校开紧急会议，提前放假。老师也各自回家。老吴在我进学校时可能与张炳元透露过我俩的关系，意思也是要他设法掩护，因此老师中也可能有人知道我是吴志清老师的夫人。不过吴宝康的名字谁也不知，连张炳元也弄不清。
这时，女老师于诗繁、于婉贞，学生于诗苹及小陈，还有一位姓张的男老师，都回金坛城去了。他们路很熟，走小路，遇不到鬼子。
张炳元校长提出来，老吴及我到他家待一两天，鬼子总得退，不会老驻在西岗、唐王等地。这时区委张志平没有来联系，估计到处是鬼子，联系不方便。我与老吴就跟着张炳元校长到他家。他家在后旸村，在西岗、唐王以北。附近薛埠、朱林有鬼子、伪军据点。张校长说，后旸村这个地方日本鬼子与新四军都不大来。村庄很大，几个张炳元的本家学生也住在这里。我们下午离开自醒中学，走不了几里地就到。走时，除张校长外也有学生，学生中还有一个他的二儿子。路上学生都谈校长如何有学问，说这方园多少里路找不出这么有中文根底的人。学生都是慕名而来上这个学校的。一路上，张炳元就说新四军力量太小，能这么坚持真是不容易，他感到国民党顽固派打新四军，老百姓也反对，应团结抗日。到村庄已傍晚。
我和老吴都很着急，县区支队都联系不上。第二天，要学生去打听，情况还是不明。张炳元已出嫁的大女儿回娘家来说，各村鬼子不走，交通中断，各处都封锁着。
1943年7月11日中午，大家正在吃饭，门口有人进来说，二鬼子（即伪军）进了村庄。我们还来不及放下碗筷，已经到前面晒场上了。脑子里第一个念头就是跑，可是已来不及，后面是河滩。你躲，搜出来反而麻烦。张炳元还说不会进来，进来就说是外地老师，暑假来度假的。一群伪军进来了，我们照样吃饭。伪军问是些什么人，怎么你家这么多人？张﹣一介绍：老婆、儿子、媳妇、姑娘。这是吴先生，来度假。最后说我是程先生。伪军要出去了，这时忽然从后面人丛里过来个十七八岁的伪军，对我细看，指着我说，这人不是先生，这人我在新四军县长陈连升那里见过，她与溧阳县政府有关系。这么一来顿时乱了。
门口晒场上挤满了人，真像水开了锅。张炳元与伪军头目打招呼说这是个老师，刚来，来找工作的，可能去溧阳县政府找过工作，她父亲与张是世交，他担保。可是这个头目指着那个伪军说，他是从新四军溧阳县政府刚过来的，他见过这个女的。我想坏了，那个伪军一定是溧阳县大队的叛徒，最近投敌的。就这样，老吴看着我给伪军五花大绑带走。临走时张炳元说，他明天就设法看我去。
伪军把我押到朱林镇，这是个伪军小据点。一进伪自卫队的门，看到个涂脂抹粉、穿得像花蝴蝶似的大姑娘，大概是这个头目的小老婆或是这个据点里的娼妓。晚上，伪军头目把我放在他大老婆的房内。这个女的看起来是个三十多岁的农村妇女，还带着个岁把的小孩。不一会儿，抓我的伪军进屋来了，他与这个妇女聊天，叫她太太。他指着我说，你可能是"先生"，不过确实在县政府见过你，你找陈县长，与县长说话。他说他是溧阳县钱震宇县大队的，那里日子不好过，不如当"自卫队"。我不理他。他又说他是唐王人，哥哥叫王锡禄，他叫王锡虞。他说他哥哥也是暗通新四军的"傻瓜"。我想，我去王锡禄家幸亏是夜里，而且可能这个叛徒不知道他哥哥是党员。这个叛徒的情况我大体心里有个底，他到溧阳县大队也不久，他对我详情是不知道的。
当晚，我与这个妇女及小孩睡一床。想了许多，逃，逃不了。同一张床的妇女和小孩，杀他们，一个小孩和个家庭妇女，她们也无辜。又想，还不知老吴走了没有。
第二天一早，押往金坛。金坛是江南地区的小城市，街道两边都是商店，最近敌顽勾结，我县区人员多有被捕，日寇残暴，而沦陷区的老百姓还是心向新四军的，所以人们很同情我们。今天我在被押送的路上行走，引起两旁行人注目，都凝视着我，我也无心观看。
伪军把我押往金坛日本宪兵队。门口似乎有个牌，房子很大，一重重进去。一进门，我心里想：我如果死在这儿，也要死得堂堂正正，与过去所有牺牲的同志们一样，不能给后人取笑。想着入党时宣誓的"永不叛党"四个字，也想着尽量不能暴露身份，要保守党的秘密，保护党的组织。现在敌人是把我当教员抓的，那么我也要像个中国教师的样子，保持民族气节，为人师表。因此，我是直着身子进去，没有卑躬屈膝的样子。
进到屋里，一个翻译，一个白脸便衣鬼子，把我带进一个小房间，一张小桌子，三把椅子，门窗紧，觉得十分气闷。
我的口供大意是：江苏锡北人，初中毕业，1937年后在无锡工作。我父亲与张炳元是世交，想找张炳元校长在中学校教书，因身体有病，在他家休息。
日本人并不进一步问我许多，开门，有个便衣中国人在外面等着，翻译叫我跟他走。翻译讲的普通话很好，似乎是东北人。我走出宪兵队，那个便衣人员带我走，又过大街到小巷，那人领着我，指着一排房子的一个门说："进去！"看上去像一个普通居民之家，进门有旁屋，住一家，进去有个穷老头及老太，靠墙生个小行灶。再进去是正屋，是这个人的家。有个小天井，后面是一间堂屋，两旁茶几椅子、八仙桌，还供着个什么菩萨，挂着对联，一看是个暴发户，是这些年头靠日本人起家的户头。
这个把我带来的人给我介绍说，这是他的一个家，他姓钱，赵钱孙李的钱，名发宜，发是发财的发，宜……他讲不出来，只说上面有一个点儿的宜。他要我准备，说明天宪兵队肯定要我进去的，今天在此洗洗刷刷，写信都可以。他家里有个大老婆，四十多岁，一个大烟鬼。有个女佣大嫂子，有个五岁的小孩，还有一个十五岁的侄女看孩子，名叫爱庆。这个大烟鬼大老婆招呼我在他家吃饭，钱发宜就走了。
下午，来了一屋子的人，张炳元校长来了，于婉贞、于诗繁、于诗苹、小陈都来了。从这儿了解到张炳元及两位老师今天上午被宪兵队叫去，讯问我是什么人，他们一致说是自醒中学新请来的老师，准备下学期开课，其他情况不知道。老师、同学们告诉我，钱发宜是日本宪兵队的便衣队长（特务），过去是金坛饭馆里"跑堂"的，这里是他大老婆住的地方，还有一个小老婆住别的地方。于婉贞老师给我送来了夏天的替换衣服，女同学有送草纸肥皂日用品的。张炳元校长告诉我，已与我家属联系，设法营救。我写了个条给他，要他转给老吴，嘱咐立刻离开金坛周围，以免鬼子继续抓捕。鬼子并不知道我与老吴的关系，也不知道老吴这个人，他们与我的口供一致，如果老吴暴露对张校长也是不利的。这时钱发宜的大老婆出门抽大烟去了，家里只有女佣、小孩和看孩子的爱庆。
祸不单行，下午四五点钟，钱发宜的大老婆从外面进来。这个大烟鬼像得了什么新闻，说有个名叫陈仲周的，认识你。我心里想不起有这么个人，正说着，进来一个中等身材二十多岁的男人。我不认识他。他说他在竹篑桥镇帮新四军收税的，最近到金坛城里，在李翻译的洋行里做售货员。他在竹篑桥收税时曾见过我。我想这又是一个叛徒，我竹篑桥充其量过一两次。他说他很倒霉，只是见过我一次，也不知我到底叫什么。昨天早晨我被押着过金坛，他在李翻译洋行内见我走过，就脱口说这个女的似乎见过。李翻译在旁问他这个女的是什么人，怎么认识的，他又说不出么，被李翻译打了一个耳光。我说我根本不认识你，也未见过你，你的名字我也第一次知道，你根本不应该胡说认识我，这是你自讨苦吃。他说他也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那天夜里住钱发宜家。堂屋两旁有东西厢房。一个房间是大老婆与五岁的小孩住，钱发宜有时也回来。西厢房有张大床，佣人、爱庆与我住。这一夜真叫千头万绪。我身陷囹圄，被日本宪兵队所抓。宪兵队是杀人不眨眼、嗜血成性的地方，是有进无出的，大概我这一辈子就在这儿结束了。又想，死，没有什么，袁先锋、任迈、林心平多少同志不是死了吗？又想，最主要的是保守党的机密，保护党的组织，最重要的是以党的利益为重，个人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的口供是：自醒中学教员。敌人信？不信？有两个叛徒，一个在溧阳县政府县大队，是个新兵，来县大队不久就叛变，见过我也不知我的姓名和身份。另一个收税的在竹篑桥见过面，也不知我名字和身份。那敌人还不知我的身份，我就不能暴露，我的口供不能变。
第二天一清早，钱发宜把我带进宪兵队交给翻译。这翻译叫李永华，粗皮浓眉，像个凶神。我一路进去，后院有口井，有个长竹竿挂着吊桶。这大院后面有排房，中间有一间新修的简易粗糙的房间，把我带进去。里面有张小床，有个小桌。大家一声不吭。翻译出去时把门锁上。隔院子是鬼子食堂，中午鬼子集中在那里稀里哗啦吃饭，听得见叮叮当当碗碟的声音。下午，小鬼子开锁开门拿进来一些吃的，是鬼子的剩饭，上面有些土豆，用日本军用搪瓷缸盛着。
关了三天不理我，也不讯问。我心里纳闷，人像在火山上转，不知火山何时冒火。
7月15日，翻译把我叫出去。还是这个白脸鬼子审问。我的口供不变。翻译说，你说你是准备当老师，可是有人在陈连升那里见过你，也有人在竹篑桥见过你，那是什么地方，你心里明白。还说，人家知道溧阳一带有个"小陈"，准是你。我说中国人姓张姓李姓陈多得很，翻译说你自己去考虑吧！
17日，翻译开门叫我出去坐在院子里树下，有个日本鬼子像混血儿，大高个，高鼻子，深眼珠。翻译介绍说：这是我们的队长，他今天回来，要与你谈谈。小鬼子还搬了个桌子放上西瓜。大概他就是金坛日本宪兵队的大头目田中队长。我在钱发宜家听说，审问过我的白脸鬼子是班长叫斋藤，队长叫田中。我这时大概已成为金坛城里议论的著名人物了，这个队长想在我身上花些功夫，但他是注定要碰钉子的。
这个田中先讲了一通目前形势，接着他想试试中国人的爱国心。他问我，中国人为什么要抗日？我说，中国人抗日是日本打到中国来后抗日的，中国人没有到日本去抗日。他碰了第一个钉子后，又讲了一番他们侵略中国的"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谬论。我只有冷笑。他又说：共产国际解散了，第三国际没有了，共产党没有了，你们还执迷不悟？我说，我没有听说，我也不懂。其实当时第三国际解散的事我当真不知道，我也避免谈共产党，因为我的"身份"只是个普通教员。田中又谈国际形势，说法西斯如何强大，说苏联红军不行。我说，法西斯是强大吗？墨索里尼不是下台了。苏联红军不行吗？但斯大林格勒德国人打不下来。这个谈话鬼子是吃了个软钉子，中国人有爱国心，可也暴露了我有倾向性，我不是什么也不懂，起码是个爱中国的有民族气节的教员。
深夜，翻译又把我带往田中房里。从黑暗里进入这个电灯明亮的屋子，几乎睁不开眼。定下神来，才看出内外套间陈设奢侈，墙上挂着地图。田中叫我坐下，问问一般的家常，父母兄弟姐妹是否婚嫁之类。翻译说人家都说她是无锡人，无锡在江南是很富的地方，是鱼米之乡。我感到敌人是在试探我，正在用各种方法调查我，用物质引诱我，要我投降。提醒自己，不能麻痹大意，不能暴露身份。
几天内，田中白天在院内试警犬，狗在院内奔跑转圈，田中又打枪。我关在房子内隔窗看得见。打枪似乎就在我屋顶上，这是鬼子吓唬我，我不怕，我想我至多像小林一样给鬼子的狗吃掉。可是我也心焦，鬼子还在调查我，研究我到底是什么人。
接着，一天下午翻译说，田中队长叫我去吃饭。一桌饭菜旁，坐着田中、斋藤、翻译，小鬼子站在一旁。我想不知今天葫芦里卖什么药。吃饭时，田中是主位，斋藤是陪客，我是客位。田中说，翻译翻。翻译说：田中队长要你在我们宪兵队做事，叫你当秘书，每月500元作为薪水。至于"外快"（小费之类）那由你自己，要多少有多少。我说我不做。翻译问我为什么不做，我说你们都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我一句话也不懂，我如何做？其实我知道他们在试探我。我也想，既然是教员，讲道理，现在还用不着把桌子踢翻，因为他们还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接着鬼子说，你不是要找工作吗？你说宪兵队都是日本人你不干，你不是老师吗？那你留在金坛城里做老师吧，城里需要教员。我说我不教，我身体不好，经常生病。日本鬼子说，你总得生活，你不做事哪来饭吃？不然在洋行当职员吧。我说不当，我算盘不行。临走时翻译说你同意了吧，我说我什么也不同意。我还是被锁在房子里，我预感我的事情很严重，为什么鬼子不把我马上杀了，鬼子是企图在我身上捞些什么。
囚禁黑牢
7月23日早上，斋藤、翻译提我审讯，把我大骂了一顿。我想，你们到底是鬼不是人，前几天还叫我吃西瓜、吃饭，今天骂我一场，又是一种手法。斋藤白脸发青，翻译怒气冲冲。他们拍桌子，说：明明有人在溧阳县政府见过你，明明有人在竹篑桥又见过你，你还不承认？你来了，我阳县政府见过你，明明有人在竹篑桥又见过你，你还不承认？你来了，我们一根汗毛也没有碰你，你不识抬举。翻译说，这样没有人同情你。我想，要敌人同情我岂不完了，我白革命了几年？敌人的话我拒绝回答，不吭声。于是翻译、鬼子七手八脚，把我拉着往前面黑牢里送。
黑牢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出审讯室，过前面天井，有一排过道房子。在房子一边，有两扇大厚门，不注意看不出是门，门与墙砌的颜色一样。每个门里面关人，这个门有七八寸至一尺厚。门里是铁栅栏，里面只有两米见方，四面是厚墙，有一边上面顶上有几寸宽的洞，这个洞上也有铁条，墙一角有个粪桶。把人丢进去时不准穿鞋，不准用裤腰带，大概日本人怕你自己勒死了他得不到什么。把人丢进去铁栅栏和厚门均关上。借上面小洞里的光，依稀可以看见墙上涂满了血污、粪便，还有不知何年何月何人在墙上划着初一、初二、初三……大概这个被押着的人不知地球依旧转动否，就借点滴微光在墙上刻上个符号，到死时为止。
鬼子上午把我扔进这个黑牢，下午把我提出去审问。我拒绝答复，一言不发。翻译说，你尝到黑牢的滋味了吧，你不说，关进去。他们如狼似虎把我又拉又拖，又扔进黑牢。
在黑牢的第二天上午，翻译开门拿进三张白纸，一支铅笔，说你不愿说你就写，写溧阳县政府的事，写了放你。这是对党员、对干部、对中国人民的考验，是贪生怕死还是为国尽忠，是维护党的利益还是出卖灵魂。人到这个地步但求速死，可是怎么死？没有药没有电，只有饿死。一天、二天、三天，我点滴不吃不喝。饿得肚痛头晕，躺在地上。这时实际是秋天了，晚上一夜雨，屋顶小洞里有一线光的时候很凉，于是满地的粪蛆向身上爬，满头的虱子向皮肤里咬。最倒霉的是：我还是个女人，月经来了，我把里面衬的短裤叠起来垫着，满身污血蛆虫。三天，我还未饿死，我想为什么死也那么难。
我借着微弱光线在三张纸上分别写着，第一张纸写给父母，我说，我要死了，但我没有做坏事，我对得起国家、民族、人民，对得起父母。第二张纸写给宪兵队，我说我是个女的，我什么也不知道，你们可以把我杀掉。第三张纸我画了一个人一把刀，意思是你们可以杀掉我。
第三天下午，翻译开牢门，看我躺在地上，纸上似乎写了什么。他开始觉得可以捞到一些什么，但伸手一看，黑脸横了，说，你这么做没有人同情你，你就死在这儿吧，你死还不如一条狗。我心里想你才不如一条狗呢！我躺着一言不发。
三天中，他们拿来一些剩饭，我不吃不喝，第四天、第五天，他们也不拿来了，我饿得迷迷糊糊，闷得透不过气来了。翻译开了门，看我快完了，就把牢门露一丝缝，只关着栅栏。我想我是死定了，反正他们已经知道我是溧阳县政府的人，我得死得堂堂正正。我把最后剩的一口气，唱出我心头之恨，唱出人间不平事，我唱《石白湖》（这是我们新四军编的歌，自醒中学教的），唱《渔光曲》……鬼子大发火，拿了长竹竿伸进来打我，并把厚铁门关上。隔壁是男牢房，可能一个黑牢里塞着好几个男的，那根本躺也躺不下来的，可能只能站在里面。半夜听到墙外鞭打与嚎叫声，十分凄惨。
有一天，鬼子把两个牢房打开，我一个半死不活的人差不多已不能动了，把我抬到外面，坐地上靠着墙。男牢房放出来五六个人，头发朝天竖着，眼珠深陷，瘦骨伶仃，脸是黄绿色，人像骷髅，衣服撕成条条，满身血污。开门时人一涌而出，看到天井里地上的瓜皮拿了就啃。我不知这些 是什么"犯人"，是否其中有我这样的人。翻译、鬼子要他们把粪桶抬出，地上扫一扫，可能这是每周一次打扫卫生。
关在监牢里的人，如果下了死的决心，就往死的路上走，毫不犹豫，坚如磐石。但组织、同志们、家属及周围的老师、同学，用尽一切办法营救我，不让我死。我被捕的第二天，溧阳县组织上就派人去后喝，把老吴接走，带着他过封锁线去溧阳，以免遭逮捕。金坛县的地下工作人员密切注意着敌人的一举一动，也关心着我被捕后的表现。组织上及张炳元校长很快与我老家联系上，我父亲要我19岁的兄弟中民与23岁的妹夫须士雄（这时小兰与士雄已结婚），冒险从无锡来金坛。这两个青年都是1941年夏江南东路何克希保安司令部青年训练班里的学生，"清乡"时布置他们留本地坚持工作的。他们对敌占区的工作如何开展有些经验。他们筹了一笔款，来到金坛，同张炳元、于诗繁、于婉贞联系上，一起商量。张炳元带他们去找一个叫"三师娘"的妇女。这个妇女四十多岁，八面玲珑，广收徒弟，是个帮会头子，在金坛城里颇有势力，鬼子在金坛都要听她三分。两个青年用钱财送给"三师娘"及李翻译、钱发宜。小小金坛城都在传说，来了两个无锡青年，白纺绸长衫，黑皮鞋，一表人才。他们来营救从自醒中学逮走的女老师。
营救教师一时成了金坛城里的头条新闻，到处谈论。舆论认为，日本人应该放这个女老师。不过大家也得看看这个女老师有无骨气，是帮日本鬼子干活做事，软了骨头留在宪兵队呢，还是保持气节横着抬出来。
翻译得了四千元储备票，因此我在黑牢关到第九天，大厚铁门开起来，翻译让小鬼子把我拉出来，住进一开始进来时的简易房子里。第二天给我理个发，洗洗澡，吃一碗面。我想大概要枪毙了，就等着吧。翻译向我摊牌，告诉我前几天来了你兄弟及妹夫，送来了衣服。这几天田中队长不在家，等队长回来时他可以替我说句话。他说，你是新四军溧阳县政府的人，人人皆知，你一定说是老师，这说不过去。你承认是溧阳县政府的人，他在队长面前就好说了。不过你得答应在宪兵队做事，改个姓名谁也不知。姓名已想好，叫"张雪治"。还说这名字挺漂亮。我说，我在溧阳县政府待过，溧阳县政府堂堂正正为民办事，为民族抗日，为国家争光。我早就表明，你们可以把我杀了，我姓程，不改名换姓，我什么也不做。我早说过，不要说宪兵队，我教员也不当。
这样我还在破房里待着，过几天小鬼子叫我出来帮几个伙夫一起洗菜，还叫我洗衣服，一个冬天"犯人"的衣服都拿来洗。翻译说，你不答应做事就罚你做苦工。我说我不做事。这样过了几天也不再审问，每天上午开门叫我出来洗菜搬柴火。
过了几天，翻译说队长已从外地回来，我的案子已告诉他了。意思是说他在日本人面前帮我说了话。我想你们都是一丘之貉，你与日本鬼子还有什么区别。翻译送来一套衣服，一双鞋，说这是队长送的，是宪兵队的规矩。我说我不要。他把衣服放着就走。我不穿，还是穿于先生带来的衣服。我心里明白，先来软的再来硬的，再来软的，软硬兼施，万变不离其宗，要我投降鬼子，帮他们做事。这是休想。
有一天我正在院子里洗菜，翻译走过来说：明天要下乡，请你带路打溧阳县政府。我说："休想，这不是我们中国人做的事。你要我去，我就投井。"我指着那边一口井说。翻译说这是试试你的，我们明知你不肯的，那你洗一辈子菜，罚一辈子苦工吧！不过这一夜我一直想着我们的机关和同志的安全。其实鬼子翻译是吓唬我，真的下乡会告诉我吗？
到9月里，我还是每天做苦工，搬柴烧水洗菜。敌人不放我，也不审讯我，把我丢在一旁。有一天正在洗菜，小鬼子把我的东西搬进另一个房子。翻译带着一大群人进来，经过我洗菜的地方，走向原来我住的地方，大小鬼子进进出出，忙忙乱乱。我张眼一看，其中簇拥着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金坛县长诸葛慎。他穿了件毛巾布的浴衣，脸如菜色，瘦削不堪，步履艰难。唉，诸葛慎县长被捕了。翻译从屋内出来走过我身旁时，问我认识不认识，见过没有？我说不认识，没见过。他说这是地地道道的金坛县长诸葛慎，你看我们对他多优待。鬼子又用那一套笼络的手段，但显得多么粗俗和卑劣啊！
诸葛慎被捕后，鬼子又用"优待"办法对他。下午我看到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妇女，身穿蓝布旗袍，满脸愁容，携一个五六岁的孩子进来。从伙夫们的轻轻议论中，我了解到，诸葛慎的岳父是金坛城的小资本家，开一爿绸布店，就在日本宪兵队的斜对门。这青年妇女是他前妻，孩子是他儿子。不过，诸葛慎在根据地结婚的小林（林心平同志）无人敢提起。小林死于哪个据点，鬼子如何把小林让警犬吃掉，这些惨无人道的事，人们不敢说，也可能人们不知道。鬼子自作聪明，来个巧安排，把诸葛慎的前妻接来，还带着孩子。每天进宪兵队，带上些吃的东西，大概日本人要他老丈人家送来的。还要他前妻、孩子陪着。其实这种情况下，前妻哭笑不得活受罪。孩子呢，尽管翻译鬼子哄着、逗他笑，也活泼不起来。
从诸葛慎县长的被捕，我深深感到溧阳、金坛环境紧张。我日夜担心着同志们的安全。从鬼子对诸葛慎的态度我也在思考鬼子对我们的政策，为什么林心平同志一年前被捕，鬼子是这么残酷对待，现在又来个假仁假义。还有，鬼子对我与对诸葛慎的态度又不同，把我丢进黑牢、罚苦工，对他"优待"。我很费解，难道诸葛慎同志会有什么问题？那是不会的。一个县长的态度影响着人民的抗日情绪，我相信这些同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有一天半夜，敌人把我叫去。有宪兵队长，有警备队长，还有好几个鬼子。屋内灯很亮，大概鬼子正商量什么事。警备队长看看我，摇摇头，翻译说那不是这个人。我猜测，可能在一次敌人与新四军打仗中，警备队俘虏了一个女同志后放了，看看是不是我，结果不是。接着他们问我溧阳县几个区里的同志。我说不认识。我估计这些同志都是被警备队抓了牺牲的。
我还是每天搬柴洗菜，鬼子既不审问，也不放我，好像把我忘了似的。有时在厨房边弄堂里拣菜，坐在小板凳上。弄堂很长很窄，旁边是高高的围墙，爬不上去也跳不出去。有时似乎听到墙那边有讲话声。我只能唱唱歌，心想，隔壁的人家能否把我的歌声带到远方，带给认识的同志。
我每天摘菜，天天碰到的有四个人，两个小日本鬼子，其中一个是指挥做饭的，另一个像是队长的勤务兵打杂，每天也给我送饭；还有两个中国人，一个姓王的洗碗烧火，另一个又高又大的每天担水，都是二十岁上下的人。指挥做饭的鬼子每天告诉我摘哪些菜。有时他也来摘，有时搬个藤椅一坐，抽口烟。可惜我不懂日本话，他也不懂中国话。日子久了，我摘完菜他也表示谢意。他告诉我他是京都人，写了"京都"两个大字，是征兵出来的，家里有老有小。有一次他还把照片拿来，一家人穿着整齐。他恨打仗，一家离散。当听到弄堂那边翻译的声音，赶快把照片往内衣藏起，不让翻译看到。从这儿我了解到日本兵下层不是个个愿意来打中国的。他们也思亲想家。打杂的小鬼子每天烧字纸篓的纸，给犯人送饭。他曾企图对我无理，我要打他告他，他就不敢了。中国人中那个姓王的有点驼背，每天烧火洗碗，早来晚归，低头不语。有一次鬼子吃完饭，姓王的正洗碗，我准备去厨房里拿扫帚扫地。这时两个小鬼子和一个中国人刚走，我看到这个驼背对着洗碗池撒尿，池里是碗碟。我看到他急忙走出来，很难堪的样子。我说我只希望外面有什么事能告诉我一点，日本人有什么动静也告诉我一点，我们都是中国人。那个担水的中国人不说话，我开始一直以为他是日本人，或是个哑巴。他从早到晚在井上挑水，供烧饭和鬼子洗澡用。以后偶然听他说话，是个结巴，知道他是中国人。我每天洗菜用的水是他挑的。慢慢地我了解到他原先是国民党63师的，被俘在此三年多。敌人看他有力气，就叫他天天担水。他告诉我一件事，他认为我快释放了，按他的经验，日本人开头问几次，坐黑牢，但到后来就不怎么问了。在宪兵队至多关三个月，不是放了就是转到什么别的地方，或者杀了。他的看法是：最近杀得少，前二年杀得多。他只能告诉我这些。
过几天，诸葛慎县长不见了，听说是由岳丈的布店担保，住在岳丈家，软禁金坛城内。
又过了些日子，有一天翻译进来，叫我收拾东西。我就这一些零散东西，一个小包。跟他走到大门口，看到钱发宜站在那里。翻译指了一指，钱发宜领我出大门，过大街小巷到他家。他大老婆说这回放了吧，钱发宜没正面回答。在日本宪兵队的日日夜夜算起来整整三个月，离开的这天是1943年10月12日。
【程桂芬（1918-2000），生于1918年7月1日，江苏无锡羊尖镇严家桥人。1936 年加入无锡学社，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参加新四军，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妇女部秘书，1940年3月奉命到苏南敌后，在丹(阳)、句(容)、溧(阳)一带开展妇女工作，同年10月任苏皖区党委特务营文化教员，1941年9月参加江(都)高(邮)宝(应)地区民运工作，1942 年10月任新四军第六师调查研究室秘书，1943年7月在金坛被捕，经营救1944年年底被释放。被捕后对党忠诚，1945 年夏恢复党籍，并被调往苏浙区党委调研室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大众日报社编辑、中共山东分局妇女部资料室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先后在华东邮政总局、华东军政委员会、华东局宣传部工作。1952年10月被派往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班学习，1954年毕业后留校，历任档案中教研室主任、历史档案系副主任，后调往中央档案馆明清部副主任，1980 年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党组成员、顾问。著有《中国近代档案史稿》(教材)、《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等。2000年7月逝世，享年8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