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年春天，北京市召开文代会，成立了市文联，老舍被选为文联主席。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以及刊物《说说唱唱》，一股脑都并入了市文联。我们几个人不属于市文联，自然而然也就和这些机构脱离了关系，仍然是在文协创作组工作。

创作组可以说是个难得的好地方，生活上既无后顾之忧，又无具体任务，从事文学创作有的是时间。可我并不十分安心，我觉得自己在创作上要想有所突破，最重要的是要提高文学素养，最好能到像延安鲁艺文学系那样的单位学习两年。当时新成立的文化部正在创建戏剧学院、音乐学院，并把原北平艺专改名为美术学院。文协为什么不可以办个文学院呢？我把我的想法和田间、康濯同志谈了，他们有同感。后来我们又向当时主持文协工作的丁玲同志讲了。她说她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她经常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大都是战争时期根据地土生土长的青年作者，都是要求能有一个学习提高的机会。从长远来看，这确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她已经在主席团会议上提出来了，大家都认为很有必要。但仅靠文协的力量是不可能办到的，她打算向中宣部领导正式汇报，争取能够早日实现。

既然领导上已经把这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看来学习还是有希望的，我只能是一方面等待，一方面继续搞创作。以前我参加完土改之后，曾经有过写长篇小说的打算，而且还起草了一份提纲。按说在创作组这样的环境中写长篇，是个最好不过的机遇。可这时候我已读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这都是描写土改的长篇小说，于是我就打消了写长篇的想法，原因是我自知无论对生活的理解，还是创作技巧，都无法与两位老作家相比，勉强写出来，不可能有什么新的见解，反而会给人一种模仿之嫌，甚至连发表的水平也达不到。倒不如写点短篇小说练笔，即使失败了，浪费的时间和精力也不大。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除了写作，我也出外去走亲戚，看朋友，逛书店，去商场买东西。那时候虽然仍旧实行的是供给制，可我手里常常有点零花钱，来源就是稿费。有次我竟然收到了一大笔钱，那是编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吕梁英雄传》的版税。这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最大的一笔财富。这本书是我和西戎合著的，我把其中的一半存入银行，后来得知西戎到了成都《川西日报》社，这才给他汇去。剩下的一半，我首先给我的老母亲寄去了一笔生活费，又在东安市场旧书摊上买了一套日寇投降后上海再版的《鲁迅全集》，书有八成新，红布面精装本，共二十册，另外还有两集补遗。这是我的精神食粮，也是我的宝贵财富，一直到现在仍保存着。为了适应城市生活，我也给自己添置了一些行头，买了块手表，还买了一件呢子大衣和一双皮鞋。无论生活水平还是创作环境，与根据地时期那种艰苦情形比起来，真有天壤之别。

进城以来，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工作的压力也不像在山上编报纸时那样大了。文协机关名人多，年纪较大的也比较多，有好多人都是拖家带口，小孩子都有好几个了。创作组虽然人不多，可是比我年纪大的、比我年纪小的都结了婚，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地住着一间房子。这时候，无论领导或同志们都催促我赶快找对象结婚。在山上的时候，一方面工作忙，女同志又少；另一方面也并不显得我最大，和我在一起工作年龄差不多的也有好几个没有结婚，所以我也不太着急。现在情况不同了，我的年龄已不算小，我又是我母亲的独生子，她早就催促我结婚，看来婚姻大事已摆到议事日程上，我也有点儿着急了。在北京的亲戚，我的姐姐、叔叔和堂妹都很关心我的婚事，他们也给我介绍过几个对象，但都不合适，不是家庭出身复杂，就是本人不爱好文艺，没有共同语言，有的又年龄太小，总之基本条件都不具备。于是我的婚姻问题竟然成了我们创作组的老大难，大家为我着急，一些认识我的同志见面总是问："找到对象没有？"他们背着我也在商量办法。我的老母亲也一封一封信写来催问，后来干脆不是催我找对象而是要我带着对象回家结婚。这个时候我也真正为这事苦恼起来，怎么就遇不上个合适的对象呢？

后来，我们创作组来了个胡丹沸，他从河北省调来，原来是冀中火线剧社的编剧，他执笔写的话剧《把眼光放远点》也编入了"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他是个非常热情的人，我们岁数差不多，也能聊到一起。有天他从外边回来，兴冲冲找我说他给我物色下个对象，是河北省话剧团的团员，二十来岁，据说人品很好，人长得也不错。再问别的，他就答不上来了，连姓甚名谁也忘了。因为他对女方也不熟悉，他是听郭维两口子说的。郭维是谁？我并不认识。胡丹沸告我说他是河北省话剧团的团长，也是导演，最近调来新成立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准备从事电影工作（后来成了著名的电影导演），他去看他，闲谈中就给我打听到这么个对象。我对胡丹沸的关怀很感激，不过这是八字还无一撇的事，听完就完了。谁知过了几天，郭维和他爱人阎争来了，还带来他们团的一张集体照片，前排蹲着一些女同志，中排坐着的是团里的领导干部，后边站着的是普通团员。胡丹沸开玩笑要我在这些女同志中选一位看得上眼的。她们穿的都是解放区的灰布军装，戴着帽子，又都是蹲着的，我看了半天，除阎争之外，觉得其中有一位大大方方比较顺眼。郭维笑着说："这可巧了。我介绍的就是她！"

我和郭维夫妇虽然是初次见面，但因都是老解放区来的，又有胡丹沸的介绍，因而很快就熟悉了。郭维告我说，这个女同志叫段杏绵，家在农村，父母都是普通农民，所以她也很单纯。今年二十二岁，是新入党的党员。她演戏不行，可对文学有兴趣，曾和别的同志合作写过剧本。阎争说她人很正派，不爱多说话，也不喜交游。郭维说："坦率地讲，我们对你也做了一番了解，我们要对这个女同志负责！我们觉得你这人老实，还靠得住，你俩正好是一对，因而乐意做这个红娘！"

听了他们的介绍，我觉得基本条件都合适。可她在保定，我在北京，连面都没有见过，下一步该怎么进行？谁知这事郭维已经考虑到了。他说阎争和她是要好的朋友，写封信约她来北京玩玩，不就能见面谈谈了。

过了不久，有天郭维打电话要我即刻去他家。电话是别人转告我的，没有说干什么，但我猜想一定是介绍对象的事，一定是段杏绵来了。郭维家住在护国寺电影局的宿舍院。当我匆匆赶去的时候，果然不出所料。段杏绵虽然把头发改梳成了两条小辫，但面貌却深印在我脑子里。看起来比照片上瘦一些，个子却不算低。当阎争把我介绍给她的时候，我发现她脸忽然红了。显然阎争已经和她讲了请她来北京的目的。郭维不在家，阎争说她要收拾家务，要我们到公园转转。我们两个人起身出来，我领她乘有轨电车到地安门下车，买票从后门进入了北海公园，来到五龙亭茶社。这时北海的水已抽干，正在挖多年沉淀下的淤泥杂物。公园里冷冷清清，几乎没有游人。来到这么个地方，我有点不好意思，好在我们也不是来游园的，我们选了一个茶亭坐下，要了一壶花茶和四碟干果。我对谈情说爱真是束手无策，可我是男同志，人家不开口，我总得说话吧。我只好说了我的家庭情况和出身经历，以及个人的缺点和不足，也就是我的基本情况吧。我说完了，她还不开口，我不知如何是好，赶快把吃的东西向她那边推推说："你吃，你吃。"她拿了几颗瓜子慢慢嗑着，还是不说话，也不看我一眼。我不知道人家是什么态度，心里忐忑不安，也不知道再说什么好。两个人呆坐了一会儿，没想到她也如法炮制，和我一样说了她家和她的基本情况：她父亲是个识字的农民，母亲是贤妻良母式的家庭妇女。家里有一处小院子，有十几亩地。一个姐姐早已出嫁了。哥哥是村里的青年干部和基干民兵，"五一"扫荡那年牺牲了，半年后嫂嫂生了个女儿。嫂嫂还年轻，后来就改嫁了。如今她爹娘都已年过六十，老两口一心在养育着小孙女儿。谈起这些事来，她眼圈都红了，我也忍不住叹息。接着她也谈了自己参加革命后的理想，也谈到了自己的缺点与不足。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可笑，在这环境优美的北海公园里，我们不是在谈恋爱，而像是在整风会上交代问题。不过事后证明我们当时谈的都是真情实话。

她谈完，我们又无话可说了，可是我又急于想知道她的想法，我硬着头皮说："胡丹沸和郭维同志热心给我们介绍，我没什么意见……"她仍然低着头说："先互相了解了解吧。"我忙点头说："对，对，这也好。"于是我们又默默地吃瓜子，我觉得光这样坐着也不是个办法，虽然还不到中午，我约她到白塔下的仿膳去吃饭，她谢绝了。她急于要去找阎争，说下午她还要赶回保定去。我只好把她送回电影局宿舍门口，握手告别。

自从这次见面以后，胡丹沸就催我赶快写信联系，过了几天，我就寄了一封信，回信也很快来了，从信上的态度看她是愿意友好下去。从此，我们就不断书来信往，渐渐也就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同志们知道了这事，都催我速战速决，赶快结婚。我在信上提出了订婚问题，她倒没拒绝，先是说这是人生一辈子的大事，她必须和家里人商议商议。她父母以前就讲过，要她找个本地人，因为他们没有了儿子，就靠她这个女儿养老送终哩，不希望她嫁个外路人。后来她来信说，经她把我的出身、经历、人品、文品向两位老人做了介绍，她父母也就同意了。这封信对我来说当然是一件喜讯，全创作组的人听了也都为我高兴，都劝我趁热打铁，快快结婚。正在这时又传来个好消息。

有天丁玲同志召集我们创作组的人开会，她告我们说：中宣部不同意办文学院，因为现在还没有这个条件，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办起来的。倒是赞成先办个文学进修班，主要是给解放区涌现出来的那些青年作者有个读书、提高的机会，暂定名为中央文学研究所，主要由她负责进行筹备。她要求创作组全体人员投入这一工作，争取早日实现。我们听了都很兴奋，都乐意为这一文学事业贡献一分力量。接着又谈了谈教学方针、筹备计划等问题。会议结束后，丁玲同志忽然问我："听说你最近找到个对象，急于想结婚？"我想这事很可能是陈淼告她的，因为当时陈淼已调去给她当秘书。接着康濯他们也都说确有其事。丁玲又问我："有什么困难吗？"我只好老老实实告她说：对方在保定，她想去戏剧学院学习，可现在戏剧学院还不招生，她也就来不了北京。丁玲说："这好办，先把她调到文协来，结了婚再去戏剧学院也不迟。这事我来帮你办！"我说："那我真要谢谢你了。"她说："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嘛！"

当晚我就给段杏绵写了一封信，告诉她这一消息。过了两天，胡丹沸给我送来一封信，他当时已调到文协办公室。他告我这是丁玲写给河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胡苏的信，说的就是调段杏绵来文协的事。他还告我说，胡苏是晋察冀的老文艺工作者，有丁玲的信，他一定会全力以赴办理的。他还说，你宁可在保定多住几天，也要等调动手续办好，一同回北京来，免得夜长梦多。

第二天一早，我就乘火车赶到了保定，找到了胡苏。胡苏是个大个子的中年人。他看了丁玲的信之后，热情地和我握手，他说他曾经读过我的作品。然后就安排我去招待所住下，临别时还说："这事你就别管了，一切由我办理。"胡苏走后我就去了话剧团，门口收发问我找谁，我说了名字，他就大声向院里喊道："段杏绵，有人找！"很快，段杏绵就跑出来了。她一见是我，显得又惊异又兴奋。她没有请我到院里去，而是悄声说："咱们到莲花池转转去吧！"说完匆匆领我离开了剧团门口。

莲花池是保定城的一大景观，但因连年战争，池塘里只有点水没有了莲花。岸边长着一些倒垂杨柳。有一些老头围在一起踢毽子，他们用各种动作表演各种踢法。也有一些人边散步，边两手各握着两个铁球玩。后来听说这都是保定人的健身之法。我们肩并肩沿池塘走了一圈，来到一家饭馆门口的时候，太阳已快正午了。她老老实实地说："我真想请你吃饭，可我没带钱。"那时我们都是供给制，一个普通文工团员，平常身上当然不可能装着钱了。我领她走进饭馆，只见楼梯旁墙上贴着"楼上雅座"的条子，我们就上了二楼。这里客人不多，也很清静。我俩挑选了临窗的一张桌子，这里有太阳照射，也能看到莲池的景色。我点了几个小菜，还要了一壶酒，想和她共饮一杯，以示庆贺。可她滴酒不沾，我就只好自斟自饮了。她告我：她没有来过饭馆，听别人说这儿的炒饼最为有名。于是我就要了两份炒饼，还要了一碗蛋汤。炒饼堆在盘子里，像半个圆球，上面罩着渔网一样的炒鸡蛋。那鸡蛋不知是怎么炒的，看起来倒像一件工艺品，吃起来也相当可口。这是我俩第一次共进午餐，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饭后，她把我送回招待所。我因喝了二两酒，她一走我就倒在床铺上睡了。当我醒来的时候，一看手表，已快下午五点了，只见胡苏正坐在对面床铺上抽烟。我不好意思地说："你早来了？怎不叫我？"他笑着说："我见你睡得那么香，不忍心惊了你的好梦！"接着他又说，"你来一趟就要把我们的人挖走，太便宜了，你得为我们尽点义务。"他说调动手续还得等两天才能办好，他要我乘这个空儿给文学青年爱好者作一次报告。我只好答应了。

我真没有想到，调动手续办得那么顺利。隔了两天，胡苏就把介绍信、党的关系以及封了口的档案材料都交给了我。我说："这样明天我就可以一块儿和她走了？"胡苏说："当然可以。你怎么去叫段杏绵？这事剧团的人都已经知道了，你去了，那些小伙子、姑娘们要起哄，你可不好招架啊！我回家路过替你告诉一声吧。"我感谢他想得周到。他临离开的时候，要我回去向丁玲以及创作组的那些熟人们问候，还向我开了句玩笑："没想到，你这个山西老西儿，竟然把我们河北的一位漂亮姑娘挖走了！"我笑着说："这里是晋察冀边区，山西、河北本来就是连在一起的嘛！"

第二天早饭后，我匆匆跑到话剧团，远远就瞭见段杏绵站在门口张望。她见我来了，忙跑回收发室提出行李和挎包，笑着说："咱们赶快走吧，要让那些人追出来可就麻烦了。"这时正好有一辆三轮过来，我们同坐一辆车，直奔火车站，当天就回到北京城了。

段杏绵一调来，创作组的人就都催促我赶快结婚。段杏绵还想往后拖，但人已经来了，也就由不得她了，婚期定在了七月八日，这时间好记，也就是七七抗战爆发十三周年的第二天。康濯自任总指挥，这是文协成立以来的第一件婚事，各有关单位如《人民文学》《文艺报》，以及一些亲朋好友，都打算送点小礼品表示祝贺，康濯就协调他们谁家买洗脸盆，谁家买热水壶，谁家买枕巾……免得重复浪费白花钱；我和段杏绵则是忙着去区政府登记领结婚证，去照相馆拍合影，以及采购招待客人的烟、茶、糖果等。

八号那天，我叔父、三姐、堂妹都来了。段杏绵在京没有亲属，介绍人郭维、阎争就算是娘家人了。最使我高兴的是我的老战友孙谦、王之荷夫妇来了。他们是不久前才从长影调来电影局剧本创作所的。我参加革命后的第一任班长，竟然在北京参加我的婚礼，这也算是巧遇了。另外来的还有我新结识的作家柳青、萧也牧、杨朔等人。

文协食堂这天特意加了两个菜，全机关会餐。另外还在主席团会议室摆了两桌酒席，招待外来宾客。我们没有举行婚礼仪式，而是让大家在我们的两张结婚证书上签名留念。住在文协机关的领导人沙可夫、丁玲、艾青，《文艺报》副主编陈企霞、肖殷，《人民文学》秦兆阳以及创作组成员和来宾们都签了名。当时丁玲同志开玩笑说："你们结婚有这么多人证明，这是最合法不过了！"这两张结婚证应该说是最值得永远保存的纪念品，可惜在"文革"中毁了。

我们结婚虽然是在大城市，但仍然是解放区式的：简单、速成。婚后，丁玲同志对我们说："按说应当让你们去度蜜月，可马烽还有别的任务，你们就到颐和园去度蜜周吧！"那时北京市把颐和园里的许多空房子，临时分配给各机关做休闲疗养之用。文协分到的一处叫云松巢，那是一处有围墙的小院，丁玲的母亲蒋老太太住在那里。我们则住在附近一处叫邵窝殿的房子里。事先丁玲同志就已安排好，要我们和她母亲一块儿吃饭。两个土生土长的土八路，竟然到西太后的夏宫度蜜月来了，两个都兴奋异常。段杏绵初来北京，没来过颐和园，正好每天陪她一起到处转悠，可以说把颐和园里的各处景点都看遍了。白天，各色各样的游人很多，到处都很热闹。一到傍晚游人散尽，整个园子都显得冷冷清清。除了去云松巢和蒋老太太聊天之外，没有别的去处，也没有认识的人。而蒋老太太已经是奔八十的老人了，每晚早早就要休息，我们只好早早回到邵窝殿。

邵窝殿是山坡上一幢孤零零的建筑，很像小庙里的大雄宝殿，可是没有别的配殿，也没有院墙，周围只有一些树木花草。白天，有时还有些游客来光顾，从窗户上向里张望一番。夜晚安静极了，除了能听到昆明湖边上的蛙鸣外，没有一点声响。可以说这正是谈情说爱的最佳环境。我俩除了聊天就是在灯下看书。这种神仙般的生活过了一个星期，然后就回到了机关。

过了不久，戏剧学院开学，段杏绵去学习，我则投入了筹备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工作。田间、康濯忙于物色干部，约请兼课教授；我和邢野则是投身于购买房子。我们俩每天分头跟着市里的"房纤"到处跑。我先后看了不少清朝时的旧王府，也看了国民党达官贵人们的一些私宅。这些人大概是怕将来"共产"，都急于出售房产。有的房舍不仅质量好，数量多，地方也大，很适于办学校，可惜售价太高，我们买不起。因为购房款是文化部拨给的，钱数有限；也有便宜点儿的，但房舍又太破旧，将来修缮起来也很费劲。后来经过反复比较，选了几处地方，提供文协领导考虑。这件事还没有办完，文协就临时派我参加了中国人民代表团，赴平壤参加朝鲜解放五周年庆典去了。

中国人民代表团团长是郭沫若，副团长为李立三。团员中有许多著名的民主人士，如鲁迅夫人许广平、十九路军抗日将领蔡廷锴、"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九三学社负责人许德珩、民盟负责人高崇民等，另外还有工、农、兵、学、商各界代表。老女作家白薇和我算是文艺界的代表。当时南北朝鲜正在打仗，我们是乘专列夜间到达平壤的。为了防止敌机的狂轰滥炸，庆祝会也是在夜间进行的。金日成主席对中国派这么大的代表团来参加庆典非常感动，特设家宴招待全体成员。宴会前宾主互相介绍姓名时，李立三同志说："你们大概知道中国共产党内曾有过一个'立三路线'，我就是那个'立三路线'的李立三！"他的坦诚，引起了所有在场人亲切的笑声。

在平壤期间，我们除了参观美军战俘营，访问被美机炸毁的居民区外，我还跟随立三同志访问了刚解放不久的汉城。

当我从朝鲜回来的时候，房子已经买妥了，买的是鼓楼东大街103号那一处。这是一连三进的院子，还有个小跨院，房子不算多，可西边有个空场子，有扩建的余地。房主很快就把房子腾空了，于是我们就雇匠人进行必要的修缮，同时还在那片空地上盖了一幢小二层楼，下边做教室，上边住人。另外是找木器厂定做家具，找文具店订购学习用品。这是个新建单位，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从我个人来说，我知道这是自己给自己筹办学习园地，所以事无巨细，只要分配给我的任务，我都努力去完成。大家齐心协力忙乱了几个月，这年年底终于把"中央文学研究所"的牌子挂在大门口了。

【马烽（1922年6月18日—2004年1月31日），原名马书铭，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县（现孝义市）居义村，是著名作家、编剧。马烽幼年丧父，随母亲寄住汾阳县（现汾阳市）东大王村舅父家，并在该村入学读书。1937年，日寇侵入山西，学校被迫停办，马烽只得辍学。1938年春马烽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马烽被送往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学习 ，半年后转入部队艺术学校美术队 。1942年冬天转业到了晋绥边区做地方工作。1945年6月5日由马烽、西戎合著的《吕梁英雄传》开始在《晋绥大众报》上刊载，1946年8月20日全部登载完，小说受到人们的欢迎。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文联第七届荣誉委员。被山西省政府授予“人民作家”称号，也是“山药蛋”派作家代表人物之一。2004年1月31日，马烽因病在太原逝世，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