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7月1日，我出生在江苏无锡东北部的一个小镇严家桥。这里地处无锡、常熟、江阴三县边界。离我家五里羊尖镇就分属两县，桥西是无锡县，桥东就属于常熟县，向北走十里到顾山，那就是江阴地界了。
我的父亲叫程云路，学徒出身，满师后当了一家布店店员，店主是亲戚。所谓布店也不单卖布匹绸缎，如针头线脑啊，做鞋用的硬衬蒲包啊，姑娘头上插的绒花啊，甚至于农村小孩用的《三字经》、《百家姓》、石板、石笔等都有。后来店主死了，我父亲借了本镇地主程元熙家一千多元钱，盘了这个字号叫"瑞新"的布店。程元熙是个中等地主，他母亲是我母亲的姨母。可就是欠了这一笔钱，本钱、利钱、利钱加利钱，自我有记忆开始，就是还不完的债。
严家桥有东南西北四条街。每条街不过百米左右，西街在河西，都是住家。东南北三条街中间一段称为中市，都是商店。我家这个布店坐落在中市的北头。店的左隔壁是同德药店，右隔壁是汪泰和南货店，经营山货、土特产。对面两个茶馆，经常坐得满满的，在那里喝茶抽旱烟的一般都是农村来的小地主、富农、中农及一些游手好闲的人。坐到落市，拎着一篮菜回去。茶馆隔壁是李恒盛酒店，跟孔乙己喝酒的咸亨酒店相仿。对街是一个曲尺形柜台，有两张小桌子，柜台里面有个酒炉子，炉子中间有个铁烟囱，生着火，四周有热水，上面盖一个木圈，有十几个洞。喝热酒的人的酒，都在这个圈子热过。酒用一种铅皮做的筒叫"铅筒"盛着，放在炉子里隔水热。柜台上有五香蚕豆、咸牛肉、豆腐干之类的下酒菜卖。两个茶馆前面夹一个卖豆腐的小摊，一个茶馆的边上还有爿肉铺，酒店前面上市时有卖鱼虾蔬菜的摊子。春天来了，荠菜、竹笋、金花菜、麦里菜、马兰头一大排，占了小半个路面。卖菜的都是些十三四岁的小姑娘，一早从农村来，把菜放在鱼筐前面等主顾挑。卖掉后秤斤盐、撩块豆腐、买条肥皂回家。菜篮后面是鱼虾，鲫鱼、鲢鱼、青鱼分开摆在大竹匾里，活蹦乱跳。冬天还有河蚌，夏天有螺蛳，还有一串串的青蛙，一缸缸鳝鱼。旧中国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小城镇就是这个模样。我在这里出世，在这里长大。
这是江南市镇的部分情况。实际上随着帝国主义侵入、封建社会崩溃，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经济命脉，都操纵在地主、资本家手里。掌握严家桥命运的是唐家。唐家在无锡城里拥有上千工人的纱厂、丝厂、面粉厂，在严家桥四周有上万亩土地。严家桥南街梢河边上盖了3座大仓厅，养着一批"先生"（雇员）。秋冬为其收租，春天开茧行收购蚕茧，送往城市丝厂缫丝，再运往国外。其次是李家，良田数百亩，在严家桥北街外黄石坝，有一座四进的大房子。每进十多间一排，楼上楼下，漆得红彤彤的，还有后花园。再次是程家了。程姓在严家桥数得清的有二三十家。以程元熙为首的宗族势力很大。出东街有程姓大祠堂。元熙家比不上李家，更比不上唐家，但也有很多土地。至于几十亩地的中小地主都聚居在西街。自然，在江南贫富悬殊，随着土地的两极分化，贫穷要饭的也不乏其人。就在北街黄石坝李家大院附近就住着有名的老叫化子，带着儿子小叫化子，天天上街，以要饭为"职业"。
我的母亲出生在严家桥北面三里多路的胡家巷。13岁到程家做童养媳。她生了十个孩子，活了五个，三女两男。我是活着的第二个女孩，姐姐银娥比我大六岁；妹妹小兰比我小四岁，下面两个弟弟中民、中孚。
生活难，母亲又过分刻苦，日子不好过。"瑞新"既然是爿店，有一个伙计，一个学徒，吃饭总得像个样。我母亲每天忙着做三顿饭，往往一只手抱着中孚弟，一只手炒菜，脚边中民弟抱着她的大腿，哭的哭，闹的闹。我母亲对外人宽厚，常说："不能亏待伙计，人家一天到晚站着做生意，家又不在这里。亏待人家是作孽的。"因此，吃饭照例是店里吃了家里吃；家里又分先小的再大的，先男的再女的。如果店里剩下几块肉或一个鱼尾巴回来的话，弟弟吃了小兰吃，小兰吃了我吃。到我妈妈那里，不仅剩汤剩水喝完，连汤脚也没有了。她就到碗柜里拿黑乌乌的咸菜，几条萝卜干，饭里浇点开水稀里哗啦扒几口算完了。
母亲除买菜做饭洗刷之外，一有空还得结鱼网，叫我也帮着结。夜里纺纱经常到深夜。纺车放在大床前"脐噜，脐噜"响着，油灯昏晦。窗外河里常有船摇过，"哗哗"的响着。我打瞌睡但还不愿上床，拿张小板凳坐在她对面。母亲纺啊纺啊，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被抱到了床上。
我小时候，正是军阀混战，兵荒马乱的岁月。记得有年刚过年，下了大雪，败兵真的要来了。满街的人乱了，老人、孩子、妇女都往农村搬。我父亲带着伙计把布匹账本藏在店后两家分界的隔墙里，店里排门上起来，用铁条做的横门门住。让店里帮着跑账的康大，先领着我们母女到胡家巷外婆家。最危险的时候，父亲也来了，母亲急得团团转。后来听人说家巷外婆家。最危险的时候，父亲也来了，母亲急得团团转。后来听人说街上住满了败兵，抓丁、打店门。过了几天，败兵退了，回到严家桥。大街上乱糟糟，到处是垃圾。每条排门上都有像脸盆大小的坑，一个挨一个，一条也没漏掉。
程元熙的老婆姓周，陈墅镇上人，是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生。他们用家里西厢房办了个学校叫"威华"，收十几个小学生。那时我大概五岁。由于我母亲帮他家做过饭，又是亲戚，我也在这个学校里上学。后来，可能是程元熙母亲不愿大门口来十几个小孩吵吵闹闹，程元熙夫人周先生也吃不消这么累，于是威华小学就由东街搬到西街程颂亚家办了。房子也简陋，只是在程家的旧房子隔上一个教室而已。我的印象也只有几个月的工夫，这个学校也停了。
威华夭折后，我进了严家桥小学。我七八岁时，大革命起来了，小学里组织了童子团。老师给我们讲土豪地主压迫农民，农民受苦要斗争的道理。还唱暴动歌："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杀尽敌人。我们前进，我们团结，我们牺牲，我们暴动，杀尽那国际帝国主义，阶级斗争，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工农兵。"唱起来慷慨激越，热血沸腾。
一天晚上，老师组织我们童子团下乡去包围地主家。记得那天月亮很亮，我们几十个小学生由老师带着走好几里路到一个村庄。在一家有大晒场的地主家门口，老师带我们呼口号："打倒土豪劣绅。"门关得紧紧的，奇怪，连狗叫的声音都没有。可能地主早有准备，或是逃跑了。半夜以后，天冷了，老师只得带我们回来。回到家，父亲问我们上哪儿去了。我告诉他，童子团抓地主，没有抓到。
大概快到我三年级的时候，学校来了一批城里来的女教师，都是无锡县女中毕业的。校长叫荣元瑾，女教师有唐翠英、沈慧英、徐企华。这时，我开始正正经经学习了，大概是开窍了吧，功课好，名列前茅。荣先生特别喜欢我，但她并不经常表扬我，而是常指出我的不足之处。我差不多一天到晚在学校，觉得比家温暖。最高兴的是开展文娱活动，这在严家桥小学是第一次。学校排练儿童剧《葡萄仙子》，我扮演主角葡萄仙子，桥小学是第一次。学校排练儿童剧《葡萄仙子》，我扮演主角葡萄仙子，一、二年级的学生扮小兔子、硬壳虫。老师去城里借了几件舞衣，但我长得矮小，穿不得，于是单为我缝做了一件。开演那天，学校礼堂人头簇拥，挂了大汽油灯，轰动了全镇。我可能由于扮演仙子之故在小小的市镇上出了名，大家都说程云路家的阿桂跳得最好。
我对荣先生很敬重、很佩服，她也很喜欢我。有时我就住在先生宿舍里，晚上看她们改卷子，说笑话。有一次暑假，我跟着荣先生坐小汽船到无锡城里去。当时严家桥才兴小汽船，天一亮开，马达响起来，就开船了。中途经过东湖塘、张泾桥等几个市镇，经过宽阔的河荡洋婆圩，大约上午十一点至无锡城。第一次看到大码头、大商店、大洋楼，看得我眼花缭乱。我在棉花巷荣先生家住几天，又去唐先生家住几天。唐家是大财主，深宅大院，高楼房，红漆地板。唐先生的父亲，瘦老头一个，横在精致的大床上抽大烟，刷亮的大烟筒。我看到他不知怎么直害怕，挺拘束。他们家到晚上九点钟才吃晚饭。一张圆桌十几个人，一大桌的菜，见也没见过。这时已快十点了，我困得直打盹，什么也吃不下。唐先生还带着我去惠山、梅园玩，在太湖饭店吃饭。那么多好的菜，唐先生和她妹妹还来回挑剔，说这不好吃那没有味，这太腻那太咸。这次进城给我的印象是，世界上富的人家太富了，穷人却真穷。我第一次跟着先生坐黄包车，拉车的衣服补了又补。我们两个坐在上面，真担心他如何受得了，拉得动？
比我年长6岁的大姐程银娥，是影响我一辈子的人物。似乎老天爷把天地之灵秀都独钟于她。她长得漂亮，又特别聪明。12岁那年，父亲叫她考了苏州女子师范学校的附小。这样，她就成了严镇唯一去外地读书的女学生。由高小到初中，由初中到师范。父母盼着她将来当个体面的教员。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发生这么一件事，我的妹妹小兰三岁那年寄养在黄土塘大阿姨家，黄土塘还有母亲的寄母（干妈），我们的"寄外婆"。一次我和银娥姐到姨妈家后，姨妈就领我们到寄外婆家作客。寄外婆家有好几个表哥、表嫂、表姐妹，其中一个表哥名叫吴士英，在上海劳动大学（原上海大学）念书。我姐接触了这样的大学生，听到劳动大学的情况，眼界开阔了，像大水决了堤，把思想的围墙冲倒了。那时，大姐已十八九岁了。他们谈了不少关于世界、中国、社会、家庭、个人、农民、工人、城市、乡村等情况。我是似懂非懂。他们念小说，记得有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还读各种杂志。对婚姻问题大发议论，主张婚姻自由。吴士英提醒我姐姐，现在的婚姻是不合理的，一辈子不会幸福的。
我姐姐受到吴士英的影响，苏女师的文凭也不要了，向严家桥镇一个高中毕业生顾钟英借了张文凭（当时借文凭是正常而公开的），去投考劳动大学。我姐姐功课一贯拔尖，语文底子好，她考取了劳大农学院。那时动大学。我姐姐功课一贯拔尖，语文底子好，她考取了劳大农学院。那时女的念农科的还真少呢。
我银娥姐进入劳动大学后，确实与前不大相同。回家穿了斜纹黑布的旗袍，戴着大红的呢帽子，呢帽子上还有个"小辫"。桌上放的是克鲁泡特金的像片，与我讲"无政府主义"等新名词。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她告诉我，她的同学与其他大学不同，不是公子哥儿，生活艰苦朴素，又随便，听她说大学生还有穿了木屐上课的。最让我吃惊的是，蒋介石不满意，把他们逮捕了，其中有一个高个儿。过了一个假期，她回来时告诉我，几个同学给杀了。我问她那个高个儿呢？她惋惜地说："给蒋介石杀了。"不久，劳动大学被蒋介石勒令停办，我姐姐只得离开该校。
我们家真是祸不单行。我虚年龄13岁那年，我母亲42岁，又生孩子，是个女的。我母亲与大阿姨商量，不要她了。说孩子多了，又是个女孩，是个"讨债鬼"。小孩哭了一夜，第二天放在窗口板凳上。又一夜，小孩没有哭声了，我母亲说死了。我坐在破烂的大床上哭着，我母亲也哭。她说这是没办法的，这么一大群孩子养不了。我最后一个妹妹装在肥皂箱里送到野地里埋了。母亲生孩子没有人侍候，没有几天，发高烧，是致命的产后褥。没有西医，中药吃了不顶事。临死前几天，有一次她要我把靠窗挂的"饭篮梢箕"里过年吃的咸肚子切两片给她吃。钩子高，我人矮拿不到。端了张方凳，站上去踮起脚，总算把"梢箕"拿到手。可是一摇晃，就翻在地上了。地上有一堆袭糠，竹篮里面的一碗咸肚子全都翻到奢糠里。我又急又舍不得，推进门去告诉躺在床上的母亲。母亲叹了口气说："吃不成了。"母亲好了两天，又高烧了，想吃西瓜。但冬天哪来西瓜？她后来对我说，到外面去捡块冰凌给她吃，我又不敢。我母亲就这么发烧烧死了。当时是1930年正月。
第二年初，在众人劝说下，我父亲娶了续弦，就是我的继母沈宝琪。那年她二十八岁，我们喊她"娘娘"。
要做命运的主宰
娘娘刚来我家时，四面八方的矛盾缓和了一下。我父亲经过一场丧事，一场婚事，一切空了。我娘娘嫁来不久，发现父亲负债累累。在这种复杂情况的交织下，就在我娘娘来我家半年后，父亲与我大姐发生了一场大"论战"。我父亲说家庭景况不好，"死了一个，娶了一个"，家底空了，孩子们无法继续上学。我大姐的中心意思是，各方面紧缩一下，佣人可以不用，吃穿可以省一点，孩子还是可以继续上学。我大姐说，你的结婚"演讲"，全镇尽人皆知，如今时过境迁，你反悔了。他们从平心静气的谈判到争执，到父亲大发雷霆。我姐姐坚持说：如果不让弟弟妹妹上学，她离开这个家。
1931年，我姐姐当真从家里出走了。在"劳大"原来的一些同学帮助下继续上学。先在中央大学借读，以后考入了北平大学。姐姐出走了，她倒自由了，可是，我的日子难熬了，我成了父母的出气筒。上高小的最后半年，父亲不让我上学了。我去苏州考了教会学校振华女中，半年费用要60来元。父亲摇摇头，商量的结果还是继续在严家桥高小再上一年。
我姐姐出走后的一年，寒暑假我就去好叔（姑妈）家过，偶尔回家看看。我功课很出色。程氏家族在严家桥人很多，有田地、有祠堂。族里有规矩，凡是小学生考试成绩在多少分以上的，学费由祠堂公账出，中学多少分以上的也有奖励，鼓励小辈用功。这时开通一些了，清明节女的也能去祠堂跪拜，照样给钱。几个掌权的叔叔、叔公，都夸我是同一辈里功课最好的。
1932年，姐姐出走后的第二年，姐姐一次次来信要我准备考初中。学校老师也鼓励我、帮助我。毕业考试一过，各中学入学考试的日期快到了，可是姐姐连信也没有。我干着急，心如火烧。可是我父亲、娘娘照样不动声色，不提我毕业后的问题。
有一天正在家发愁，忽然祖母来我家说好叔要我去住一阵，我跟着去好叔家。一进门看见银娥姐，她说给我信也不见回信，寄了钱，也不见回音，什么消息也得不到。于是大家议论父亲与娘娘，大概信是没收了，钱是他们花了。后来我与银娥姐进无锡城，在她的苏女师的同学章映芬家住下来。章映芬教我复习功课，她妹妹章周芬，也帮我复习。在小楼上住了几天后，就去参加考试。考生来自无锡城内及市镇乡村，真不少。从中录取150名。作文考题是"写给失学同学的一封信"。我面临着失学的危险，家庭阻挠，父母冷待，正是满腹牢骚，很有些话要说，所以这篇文章写得洋洋洒洒，一泻千里。其他常识之类又经过这年复习比前一年知识丰富多了。考完了，总不能老在人家家里，还是硬着头皮回严家桥。不久，学校正式录取的通知来了。银娥姐来信与父亲商量，一定要让我上学，学费饭钱由她负责筹划，家庭只要负责衣着之类就行了。我祖母拿了信，领了我从姑妈家到我家与父亲谈。父亲听说学膳费有着落，也就同意了。我的学费究竟是何人负担的呢？是刘端生负担的。他是我姐姐在"劳大"时的同学，毕业后进了中央研究院，研究生毕业后在农村经济研究会与冯和法等人做农村经济调查，以后在广西良丰师范专科学校、在河南南阳等地区工作，后来在安庆安徽大学当助教，再后来在浙江大学当讲师。我银娥姐进北平大学也由他帮助。1934年，他俩结婚，那时我已上初二了。
我初中最后一年过得像个学生的样子。尽管父亲有时把姐姐寄来的上学费用挪用了，或是给学校会计室一张钱的期票，到期父亲又付不出钱来的事还有，但我在家里地位不同了。不是出气筒而是较平等了。娘娘对我也和气了。
【程桂芬（1918-2000），生于1918年7月1日，江苏无锡羊尖镇严家桥人。1936 年加入无锡学社，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参加新四军，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妇女部秘书，1940年3月奉命到苏南敌后，在丹(阳)、句(容)、溧(阳)一带开展妇女工作，同年10月任苏皖区党委特务营文化教员，1941年9月参加江(都)高(邮)宝(应)地区民运工作，1942 年10月任新四军第六师调查研究室秘书，1943年7月在金坛被捕，经营救1944年年底被释放。被捕后对党忠诚，1945 年夏恢复党籍，并被调往苏浙区党委调研室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大众日报社编辑、中共山东分局妇女部资料室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先后在华东邮政总局、华东军政委员会、华东局宣传部工作。1952年10月被派往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班学习，1954年毕业后留校，历任档案中教研室主任、历史档案系副主任，后调往中央档案馆明清部副主任，1980 年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党组成员、顾问。著有《中国近代档案史稿》(教材)、《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等。2000年7月逝世，享年8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