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出松门山战斗之后，我们又继续北进。走了一天一宿，到达嫩江县四站东北方嫩黑公路上的十五里弯子屯。这一带的居民大多是站上人（站上人，满族之一系，也有的传说是吴三桂从云南派来的移民）。相传他们的先辈是清朝政府派来守卫和开发边疆的。站上人热情好客，知道我们是抗联部队之后，又是杀猪，又是做饭，招待我们这些远来的客人。吃过饭之后，为了不给百姓添麻烦，战士们都在院子里的柴草堆里休息。我住的那家房东老太太说什么也不让我在外边过夜，连推带拽，硬是把我让到了屋里炕上。老太太问这问那。我就借此机会向她一家老小讲了抗联部队的性质和任务，讲我们这次行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在黑嫩地区开辟新的游击区，为了找关内的八路军。他们听了十分高兴，希望我们留在这里打游击。我告诉他们："我们明天还有新的任务，天亮就出发，但是我们一定会回来的。"我们一直唠深到夜。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告别了十五里弯子的乡亲们，继续北上，在蔺家屯筹集了一点给养就又上路了。

小兴安岭的冬天，到处已是皑皑白雪。在山野之中尽管有树木的掩护，但在树稍稍稀疏的地方，在一片银白的世界中我们这支队伍还是比较引人注目的。这几天风平雪静，部队所过之处，踏出了一条明显凹陷的痕迹，而且晴天不能再被雪掩埋。我们的行动，从荒野雪原里踏出这条雪路，终于被敌人发现了。

出了蔺家屯不久，我忽然听到空中有马达的轰鸣。一会儿，天空出现了一架敌机。为了减少目标，我们尽量往山边背影处靠。但是敌人显然发现了我们的明显的踪迹，久久在空中盘旋。好在没有射击，看来似是一架侦察机。但是，第二天情况就不同了。我们正行进在一片大荒甸子之中，敌机又来了。这次来了两架，而且开始向我们扫射。支队长张光迪指挥战士们卧倒，尽力找隐蔽物予以还击。但是甸子里是一片白雪，很难发现有什么隐蔽物，只好坐在雪地上向空中盘旋的敌机开枪，由于我们缺乏对飞机射击的训练，总是没有打中敌机，对此也很焦急。有几名战士被敌机打中而牺牲。我们就在甸子的草丛中一直抵抗到天快黑的时候。敌机飞走了，我们才又继续前进。路上遇到一个农民的地营子。农民告诉我们，这里离黑龙江边只有二、三十里地，隔江就是苏联。这时我和张支队长研究，敌人对我们从天上到地下以重兵不断追击，再回朝阳山已是十分困难，应当另找出路。于是开会和指战员商量，在别无出路的紧急情况下，决定越境到苏联智作休整，再作打算。对此行动，我知道，不得到上级允许而去苏联会被认为是逃跑行动，迟早要受批评的。但此时此景，前狼后虎，腹背受敌，又没有无线电与上级联系，万般无奈，为了这支队伍的生存，在敌人追迫下不得不越境到苏联去。但在国界江边上是否有敌人堵击也不知道，还要作应急的准备。

第二天，我们找了一个熟悉道路的老乡，给我们当响导，准备过界。

傍晚，我们这支七、八十人的队伍向黑龙江边出发了。这是1939年的2月下旬，正逢春节前夕，大江已经冰封，不必担心没有过江的用具。

到达江边的上马场，我们遇到了敌人巡逻队的堵击。后退无路，只有坚决抵抗，冲过去才是出路，于是冲下江坝，敌人就不敢向我们射击了，对此，我们感到奇怪，后来才知道，在国界上敌人不敢向对岸射击，怕引起国际间的纠纷，这样，我们就踏上了冰封的黑龙江，过界到苏联境内了。

我们一到对岸，苏联边防军就按照惯例将我们的武装解除，把我们带到布拉戈维申斯克城郊一座兵营附近住下。苏军答应帮助我们去找上级领导。我们按照苏军的要求，每个人都进行了登记。

布拉戈维申斯克当时是一座十几万人口的城市，是苏联远东的军事要地。城里驻军很多，但仍是一片和平景象。我们在这里吃住都不成问题。

大约过了十几天，一位会说汉语的苏联军官把我找去，对我说："陈雷同志，您必须离开这里，我们将帮助你找到你的上级。"

"队伍怎么办？"我说。"由张支队长带着，我们负责安排。"他应付我说。

他们把我单独领到城里一座平房中住下。这是一户民宅，经常临时安排一些过界的人来住。后来又来了一位苏军少校，大个子，瘦长脸，汉语说得不错。他对我说："你很年青，又有文化基础，是不是去学习一段时间？"听他这样说，我毫无思想准备，还惦记队伍，同时心中无底，很怕他们让我脱离我的部队去干别的什么工作。于是我又一次提出："我走了，部队怎么办？"他回答说："部队由张光迪同志带着，你不用担心。你可以放心去学习。"这时我想：苏联是革命的大本营，大家又称为"工人祖国"，苏军自然是老大哥了，学习就学习吧。我表示同意去学习。于是他们给我拿来一套西装，把我的旧军服换下。

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又住了三天，一位穿便衣的人来领我登上了东去的列车。这个人不会说汉语，我们无话可说。

我们坐的车厢很好，比较整洁，但是设备并不好，没有水喝，吃饭时只能干啃一点面包。车厢内没有第二个中国人。我俩语言又不通，觉得发闷，我只好坐在车窗边看着窗外。铁路两旁是冰雪覆盖的无际荒原和森林，间或有一两座小村庄掠过。我不时在想：前面等待我的是什么呢？

车行十几个小时之后，在伯力车站停了下来。还没等我们下车，又上来一位穿西服的小老头。他与陪我来的苏联人说了几句什么话，那个人把我交给这位小老头之后就走了。这个小老头会说中国话，后来知道他是苏军一少校，他问了我一路的情况。我有好几天没说中国话了，见到他觉得挺亲切。我心想，苏联方面对我还不错，不仅没有难为我，还让我学习。小老头把我领到阿穆尔河（即黑龙江）边下坡一条小街的一栋二层楼前。这是一幢职工住宅。进了一楼的一个单元往左转进了屋里。这是三室一厨的单元房间。靠街的一面是个套间，里面的一间是卧室，临街。外间是客厅，房山头有一窗对着一片空地，外面车来人往尽收眼底。后来我得知，房东叫舒里科，是铁路的一名上尉（当时苏联铁路员工佩带军衔），女主人叫娜嘉。

我住套间的里屋。房间里有一个不小的书架，架上还有中文的书，还有书桌和一张单人床，看来早就为我安排好了。会客室的对门是厨房，里面整齐地摆着碗橱、茶具等等，井井有条。主人夫妇住厨房隔壁的另一间。这家没有小孩。

我在舒里科家住了三、四天，那个苏军小老头天天来安排我的生活，由娜嘉给我做吃的。我不会俄语，但感到了主人对我的关心，由此，我天天向她学习日常生活用的俄语的一些单词。再加上那位苏联的小老头不断地来，我就不断地向他问，开始掌握了简单应酬地几句话。

有一天来了一个穿便服的苏联人（后来知道也是位军人）。这个人大个头，黄眼珠，大眼睛，也会说汉语。他对我说："你们抗日的任务还很艰巨，需要学习。"我问："送我到什么地方学习？进学校吗？"他说："不，就在这里。过几天就给你安排学习任务。"说完他就走了。

我心中没有底，不知要让我干什么，每天盼着来人。我百无聊赖，闲着就翻书架上的书。上面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都是中文版。其中还有一本叫《革命秘密工作者的经验》标有"孔恩著"的字样，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想："在这里放着这样一本书，莫不是要派我去做秘密工作？"

隔了两天，又来了一个人。对我说，你学点理论吧。问我过去学过没有？我说没有。于是便又讲了一通学习革命理论的重要性。随即安排我学习。他说，"你先读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吧！"我按照他的要求开始读中文版"联共党史"这本书。

说实在的，这是我第一次认真地接触马列主义的理论。特别是"联共党史"，这本书当时刚出版不久，被称为马列主义的"小百科"。因此真有点儿如饥似渴的味道。我从头到尾，一章一章地认真读下去，并做笔记，记下心得，也记下疑难的问题。这本书使我对俄国革命的过程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记得当时最感兴趣的是斯大林写的第四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现在尽管理论界对斯大林的观点有不同的意见，但它确实教育了我们中国的一代革命家和理论工作者。正是斯大林写的这一章，使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特别是斯大林在"联共党史"最后部分讲了那个安泰的故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安泰是大地的儿子，大地是他的母亲，安泰被敌人把他和地面离开后最终失败了。这个事例给人以深刻的教育，即：革命者是人民的儿子，离开人民群众，就离开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会失败。

之后我又学习了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进一步，退两步》、《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等等，特别是《中国的战争》一篇引起了我极大兴趣，因为列宁在此文中谴责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侵略，他说出了中国人的心里话，对此我感到列宁真是伟大，如果他活到现在他也会谴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行径的。我就这样不停地啃书本，可以说成了书虫。负责我学习的那位同志也相当有理论水平，每次我提出问题，他都给我详加解答。我当时可以说没有什么理论水平，所以他的解答都解决了我的疑难问题。他看我学习认真，又记笔记，又提出问题，多次给我鼓励。现在回想起来，我最初的马列主义基础的奠定，还真是得益于这几个月的学习。

在学习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个插曲，它也曾一度扰乱了我的心。我到这里学习时，那个会中国话的小老头曾向我宣布过，说苏联也有外国特务，要我不要接触任何人。我认真遵守着这条规定。但是，大约在四月底的一天，白雪已经融化，因为我住的房屋里没有卫生间，要方便则需从我住的楼西头出门走到东头去公共厕所，这样时间一长，就被住在楼东头的一个姑娘发现了，但我对此没有发觉。一次，在公厕上方忽然投下一封信，我大为惊讶，以为是有什么坏人约我去做什么，这可不得了。我惊恐地把信带回给女主人看，她说："这是好事。"什么好事？她说什么，我也听不明白，只好作罢。又过一两天，小老头少校来了，我一本正经地把信交给他。我问这是不是坏人写的，随即他就去问楼东头的那位姑娘。小老头回来告诉我，"这没什么？这是苏联姑娘长大了的正常行动。她要求与你 rynaTh （散步），这真有意思。"其实我觉得没啥意思，因为我作为一个陌生人，又不会俄语，不能交谈，有什么意思。过了几天，那位姑娘还不甘心，竟然闯进我的住房来，幸好女主人在家，连推带搡，把她推出门外，女主人连声说：" Herbaa "，姑娘则说：" o my "（为什么？）我只听明白她们说的这两个单词，反正不管三七二十一，推出了之，这好象我完成了一件守纪律的事。谁知那姑娘恋什么，我却心安理得，回想起来，那时无可奈何，也是好笑。

大约过了四个多月，我开始学习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一些报告。这些报告多是当前形势和工作任务的论述和部署，我的兴趣锐减，急于投入新的战斗。

1939年6月，苏方开始向我布置任务。一天，我正在焦急等待中，来人问我："《革命秘密工作者的经验》这本书你看了吗？"我回答说："看了。"并说："我是干地下工作出来的，最理解的就是这本书。"来人说："那很好，我们派你回去做秘密工作，行不行？"

我一听，觉得不妙，于是说："我不能去做秘密工作了。我是在敌人大逮捕中逃出来的，是上了敌人的黑名单的，回去很容易暴露。"

来人又说："那我们送你到一个最保险的地方去，行不行？"

我说："那我也不能去。我身有几处伤疤，不宜去作秘密工作，我要回部队。"

来人说："好吧，我们再商量一下。"

那时我想，我在这异国他乡，还没有见到一个自己的同胞战友，更没有见到上级领导。我如果同意了苏方的要求，去执行他们布置的任务，很可能不能再回东北战场。于是我打定了主意要求回部队。

6月下旬的一天，那位苏联同志又来了。这次不同往常，请我吃饭、喝酒。席间他说："这么办吧，你可以随游击队回去，我们派一个人，由他送你回去工作。"

我一听可以让我随部队回去，不再让我去从事秘密工作，只是给带一个人回东北，我就同意了。

过了几天，来了一位苏军少校，不知叫什么名字，后来我们一直叫他马约尔（俄语 Maiop 少校的译音）。这个人一副好脾气，他对人温和，整天笑容可掬。他胸前佩带一枚苏军二十年的纪念章，证明他是一个老牌的革命军人。

马约尔通过翻译对我说："你要回部队了，上级把你交给我了。我是来送你回东北的。"到这时我反而有点留恋在苏联这段时间的学习生活了。于是我说："我应该再学习一段，比如再学点军事知识，行吗？"他说："不用了，你已经有了一些作战经验，另外，你要去的那个部队的领导会教你的。"

6月下旬的一天，马约尔来了。他带了一套苏军退伍战士换下的军装给我穿上，带上翻译，我们在伯力车站上了火车。车是往西北去的，我以为要带我回布拉戈维申斯克，去与张光迪会合。但车到中途，在与我国的佛山（今嘉荫）隔江相对的一个小站时，我们下了火车，又上了一辆卡车，奔山里下去了。大约半小时左右，来到山林里的一个营地。一下车，我简直高兴极了。原来这里全是中国人。他们都穿着日本军服。走近一看，更使我喜出望外，原来他们之中有许多是三、六军的人，有许多是我的老战友。马约尔向我交待：你就到赵尚志部队工作，分配你干什么，他们会告诉我们的。这次是你帮我们送一个人。我一打听，才知道赵尚志也有送一个人到东北做秘密工作的任务。于是，马约尔便把我交给了赵尚志。听了马约尔介绍我的情况，赵尚志很高兴。说：

"好，你就跟我们回去打游击吧！工作以后再定。"

我过去没有见过赵尚志同志的面，但我早就听说他是一位赫赫有名使日伪闻风丧胆的战将。能在他的部队，我当然很高兴。但同时，我也有点矛盾的心情：这就是去年我曾拥护过北满临时省委第七次常委会的决议，而今年却又转到尚志同志的部队来工作，我担心可能陷入党内纷争的漩涡，但事已至此，我也顾不得多想了，只好任命运来安排吧！

在这里我见到了原六军军长戴鸿宾、原十一军军长祁致中等抗联的负责同志，心情也十分高兴，大有"有缘千里来相会"之感。

随后，赵尚志同志集合队伍，苏军一少将宣布赵尚志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接着赵尚志讲话，指出这次回东北的任务是扩大北满抗日游击活动，狠狠打击敌人。他讲话的立足点很高。此人个子虽小，但声音宏亮，大家都静静地听他讲。接着赵尚志又宣布部队编制：我们这一百零几个人的队伍编为一个总队，戴鸿宾为参谋长兼总队长，祁致中为总司令部副官长，于保合任电台台长，我未任职，留司令部工作。因为部队组编时，我没有到，所以对我的任职尚需总司令部的领导成员商榷之后才能定，对此我也没有意见。

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了。我们的装备是不错的：三八式机枪五、六挺，三八大盖人手一支，还有日制手榴弹。我们穿的则都是日本军服。据说这些全是张鼓峰事件中苏联的战利品。炊具和茶缸都是苏联制造。当时让我们把茶缸底上苏联制造的字样全部砸去，以免引起日苏纠纷。后来的确有人把有苏联字的茶缸丢失，被日本人拣去，日本驻苏大使东乡曾就此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苏方说这是出口商品，哪里都有。这是后话了。

在6月末的一天夜晚，苏军专门派出一艘炮艇。我们这支一百多人的队伍登上炮艇，苏军在岸边布置了火力准备掩护强渡。

炮艇在佛山县城（即今嘉荫县城）东约四、五十里处荒山稀林地带靠岸，部队顺利登陆。马约尔与我们告别。在离开祖国近半年之后，我终于又回到了抗日战场，心中充满战斗的激情与回乡的喜悦。

部队上岸之后，向西南方向前进，大约在下午的两点多钟，我们在树林里休息打尖（指行军途中休息吃饭）。吃过饭，在赵尚志主持下，组成了总队部党的支部委员会，李在德任书记。

我们继续向西南方向前进。正在行进中间，突然发现有人骑着马由南向北而来，但来人发现我们的队伍之后，立即掉转马头飞奔而去。赵尚志一见此情，深恐遇上敌人的侦探，于是命令部队快速前进，追上去！一直追到乌拉嘎东山，没有追上。在这里我们来到了一座猎人的小板房停了下来。猎人说，我们追赶的那个人是打猎的。根据情况判断，他没有去报告敌人。

小板房的猎人告诉我们，乌拉嘎金矿就在附近不远的山里，那里只有三十多名矿警驻守。根据猎人的介绍，我画了一张乌拉嘎金矿略图交给赵尚志。赵司令决定袭击金矿，补充给养。这也是我们回东北后准备打的第一仗。

赵尚志将队伍分成三路，我随司令部殿后，赵尚志亲自指挥各路部队到达预定地点，准备夜袭乌拉嘎金矿。

战士们好久没有打仗了，个个精神抖擞，摩拳擦掌，准备一试身手。埋伏在树丛中，蚊叮虫咬，但没有一个人发出一点声音。晚上10点钟，总攻开始了。在赵尚志的指挥下，戴鸿宾率领战士犹如猛虎下山向金矿的几幢房子冲去。这时，敌哨发现，立即鸣枪。然而祁致中却按兵不动，赵见此情景，很恼火，不得不自己亲自率队冲上去。矿警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有队伍来偷袭，听到枪声，仓惶应战。我们的战士以猛烈的火力向敌人射去，没有一个人呐喊，只是在夜幕的掩护下一个劲地往上冲，只用了十几分钟，就打得矿警缴枪投降了。清扫战场，矿警被击毙四、五名，其余全部被俘虏。我军无一伤亡。打开仓库，缴获黄金十几两，还缴获了大批面粉和一部电台。随后，我们把矿工们集合起来，赵尚志让我向工人们讲话。我站在一个大工棚子中间，用通俗的语言向工人们讲述我们抗日联军抗日救国的宗旨，号召工人们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光复祖国。这是我第一次以这支队伍政治工作人员的身份公开露面。此时于保合也讲了话。赵尚志见我们的讲话受到工人们的欢迎，他也按捺不住，简要地讲了话。他声音宏亮，格外使人振奋。当场有二十多名工人要求参军。这样，我们的队伍就扩大到一百五十人左右。

我们部队在乌拉嘎金矿几乎停留了一天，晚间每个人背上一袋面粉，撤出了金矿。

队伍在荒山野林中向西南方向前进。第三天，为了减轻部队行军的负担，赵尚志决定把面粉存放在山里。于是我们选了一个既避风、又干燥、又隐蔽的山凹，把面粉堆到一起，周围用木头围上，用树枝盖上，以防熊瞎子祸害。

就在这时，队伍中出现了一种不安定的情绪。支委会开会，李在德主持了这次会议，戴鸿宾、于保合、刘凤阳、韩相根（朝鲜族）等出席，我列席会议。会上反映，祁致中散布对赵尚志的不满情绪，说赵不信任他，把叫他率队冲锋说是叫他送死之类的话。不断地在他的老部下中散布，企图得到他们的同情。会上，大家分析：祁致中这种言行有闹分裂的迹象，有人说他可能拉出去再当胡子，为此戴鸿宾积极主张将祁致中处死，以正军法。但也有人说把祁致中送回苏联。好多人不赞成这种意见，怕在途中看不住他，怕他逃跑。因此，大家一致同意戴鸿宾的意见，对祁致中这样的人留着太危险，应当果断处理。李在德把大家的意见向赵尚志做了汇报。赵尚志同意支委会的意见，做出了处决祁致中的决定。

现在回想起来，处决祁致中的决定是过火的，轻率的。做出这样重要的决定，应当是慎之又慎的。但那时处理问题，受着激烈战争的影响，都希望处理问题迅速、果断，生怕拖中有变。这有客观环境的影响也是简单化工作作风的流弊。

处决祁致中四、五天后，部队到达汤原北部山区。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日本武装测量队，赵尚志派刘凤阳率四、五十名战士，对日本测量队进行了夜袭，缴获一批测量仪器和敌人绘制的地图。赵尚志派张祥、修森等六七人把这些东西送到苏联去了。

【陈雷，1917年10月25日出生，原名姜士元，曾用名陈雨田，笔名老泉山人，籍贯黑龙江省桦川县。1933年在学校参加抗日活动，193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2月至1938年3月任佳木斯市地下党支部组织委员、支部书记、市委书记。1938年3月至1942年5月任东北抗联第六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宣传科科长、六军二师政治部负责人、游击队队长。1938年7月派往第一批西征部队做政治工作，后又派任北征部队第一支队政委。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任苏联国际红军八十八旅三营六连副连长、一营党支部宣传委员、政治教员。1945年9月至1952年8月任苏联红军绥化卫戍区副司令员、绥化中心县委书记，龙南纵队政委，黑龙江警卫一旅政委，龙南专署专员，西满第三地委副书记兼三分区副政委，黑龙江省委秘书长。1952年8月至1954年8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省政府副主席、主席。1954年8月至1966年8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省委基建部部长、省委工业部部长、副省长兼经委主任、计委主任、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75年8月参加哈尔滨轴承厂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任党支部副书记。1977年6月任黑龙江省建委主任、党委书记。1977年12月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1979年12月任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省长。1982年8月任省委副书记、省长。1985年5月任中共黑龙江省顾问委员会主任。1988年离休。2006年12月5日在哈尔滨因病逝世，享年89岁。著有《征途岁月》、《陈雷诗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