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乌苏门河宝吉金矿整训一个月后，1942年一月下旬，我们三支队170多名精壮骑兵，纵横驰骋于呼玛河金沟的山岭矿区，展开了一场横扫呼玛河一带金矿的战斗。

呼玛河流域各支流一带金矿丰富，号称呼玛河金沟，从清朝中期，统治阶级就派人来此开采，采集的大量黄金，完全是为了封建统治者的挥霍，而采金工人则个个一贫如洗，到头来只是一堆白骨抛于荒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以后，更是加紧掠夺这里的黄金资源，残酷压榨采金工人。日本侵略者在矿区设立鸦片烟馆、妓院、赌场，把采金工人仅有的一点收入也盘剥净尽，采金工人深受亡国之苦。一代代的采金工人受尽了压迫和剥削，在死亡线上挣扎，盼望着翻身得解放。

呼玛河金沟地处山岭之间，交通不便，敌人的力量相当薄弱，仅有一些护矿的警察和少量的日本武装管理人员，对我部队作战极为有利。我们沿呼玛河东下，连续进攻和破坏多处日伪金矿，均未遇到敌人强烈的抵抗。

进攻宏西利

宏西利是呼玛河金沟中上游之间的一条山沟。这是一处较小的金矿，仅有采金工人20余名，伪警10余名。我们的骑兵就在白天长驱直入，直奔矿区。伪警见我来势很猛，没有抵抗就举手缴械。兵不血刃，我们缴获步枪10余支，黄金2两，伪币千余元以及粮食、布匹等战利品。此时我们的粮食已不成问题，各大队完全可以自行安排。所以我们着重收缴枪支、黄金和伪币，以备部队今后之用。黄金和伪币由支队部王明贵、王钧同志和我三个人保管，其他物资由各大队分别负责。

当天晚上，部队就在宏西利宿营。

扫清西乌勒

第二天一早，支队长召集王钧同志和我，以及第七、第八大队大队长任德福、徐保和、教导队长安永华，研究下步行动。他打开地图，让我们察看地形和前进方向。我们经研究决定，下一个袭击目标选在西乌勒金矿。吃过早饭，部队以轻匀的速度在丛岭雪海中迸发。

一月的呼玛，是一年中最冷的日子。山间积雪盈尺，100多人的骑兵队伍拉成一字长蛇，蜿蜒在起伏不平的山岭上，看上去还真有点浩浩荡荡的气派。

在向西乌勒进军之前，我们在宏西利找了一位姓张的老采金工人作向导，他有四十多岁，对这周围方圆几十里的地方情况非常熟悉。老张不会骑马，我们便拴了一挂爬犁，让他坐在爬犁上，跟在尖兵之后，每遇岔道或十字路口，老张便向我们指示正确的行进方向，成了我们的"活地图"。

我们踏开积雪，沿着山脚下河沟旁崎岖不平的山路，一口气走了几十里。战士们斗志高昂，一路上互相鼓励，信心十足地去迎接新的战斗。

中午时分，尖兵传来消息：前面已发现目标。支队长向我和王钧同志打了一下招呼，便单骑疾驰奔尖兵而去，小副官宋喜林见状，急随支队长而去。后面卷起两道白色的烟雾。于是我和王钧同志压后阵继续前进。长期的共同战斗生活，使我们三个人形成了一个默契：凡王明贵同志在队前，王钧同志就压后，王明贵同志在后，王钧同志就肯定在队伍的前面。支队长和参谋长配合得很好。我则总是在队伍的中间，或是做鼓动工作，或是照顾一下体弱的战士。

太阳斜西时分，部队已经接近了西乌勒村头。支队长命令，七大队一部占领村东山包，另一部为预备队原地准备阻击可能出现的援敌，八大队占据村西口，教导队突进村内搜索。

抗日联军队伍的突然出现，使伪警察惊慌失措，不战即溃，纷纷逃命而去。经搜索，俘虏十几名。我们把俘虏集中起来，不打不骂。经对他们进行教育、询问、得知有20多名警察逃跑。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放枪就藏起来了？他们个个打着哆嗦不敢说话。过了一会儿，一个胆儿大的，看样子是个小头目，战战競競地说：我们刚当了不长时间的警察，知道不是抗联的对手。鬼子说抗联是红胡子，见人就杀，我们便藏起来了。这人边说边紧盯着我握着的手枪。

我告诉他们，抗联不是"红胡子"，你们不要受日本鬼子的欺骗，抗联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抗日救国的。我们到这里来，就是要破坏日本人开的金矿，扰乱敌人的侵略，打击日伪的势力。我又说：日本帝国主义是一定要失败的，你们不能甘当亡国奴，不能和抗联为敌，我们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伪警察们见我抗联部队军纪严明，讲的又头头是道，个个感叹不已，说：我们在这深山老林中见到抗联，也算开了眼界了，你们真是世界上少有的好队伍！

各大队的指导员这时也深入到采金工人中去做宣传工作，很快便赢得了工人们的欢迎和信任。就这样，全体指战员在西乌勒度过一个紧张而又欢快的夜晚。

攻占会宝沟

第二天一早，我们便离开西乌勒向东北方前进，准备攻击新的目标﹣﹣会宝沟金矿。行军途中，又先后消灭了小金沟、吉龙沟两处小金矿的伪警，缴获了一些黄金、粮食等战利品。据在小金沟俘虏的一个敌人暗探说，抗联三支队在呼玛河金沟的一系列活动，已经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日伪统治当局已经派出了"讨伐队"，到四道沟活动，只是尚未找到三支队的行踪。这时已经是1942年的1月末了。

连续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士气。同时也使我们坚定了攻打比较大的目标的信心，于是决定进攻会宝沟。但对于在小金沟获得的敌人活动的情报，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会宝沟地处与西乌勒同一条河的下游。这是一个大矿，正式的采金工人700多，加上零散工人约近1000人，市井繁荣，店铺、烟馆、妓院等一应俱全。会宝沟金苗储量颇丰，设备比较正规，拥有两只采金船，年采金量约1400余两，是日本人川口直接经营的金山镇采金株式会社达拉罕金矿属下的一个大矿。为了保护采金生产，日本侵略者在会宝沟派驻伪矿警50名。进攻这样一个目标，其意义是十分重要的。它直接威胁着日本侵略者的经济来源，同时也必然会在人民群众中产生强烈的反响。

还在部队出发之前，支队长就派出了一个由七大队选去的10名有战斗经验的老战士组成的侦察班，前往会宝沟侦察。侦察班到达会宝沟附近山林中后，派两名战士化装成老百姓混入矿区，经过细致地观察，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可以断定：我们在西乌勒的行动消息尚未传到会宝沟。

午后3时左右，侦察班完成任务，到预定大部队休息的一个山凹中，向支队长汇报了情况。支队长决定了作战计划：部队分三路，一路进攻伪警据点，一路破坏采金船，第三路埋伏在会宝沟通呼玛的大道两侧山林中，阻击可能到来的援敌。

布署已定，部队立即以急行军向会宝沟进发。急促的马蹄声在山谷中震荡，一阵阵被马蹄扬起的风雪，在山间弥漫。队伍行进十几里后，在一个树木稀疏的山坡上稍停片刻。这时已是黄昏，会宝沟灯火通明，隐约可听见小贩的叫卖声。支队长观察了一下情况，果断地下达了命令："按原计划，出击！"

随着支队长的一声令下，两路人马如离弦之箭冲进会宝沟金矿的大门。当一路人马接近伪警驻地时，开始警察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等他们清醒过来，刚放两枪，已被我军包围，全部缴械。此时，破坏采金船的一路进展也很顺利，未遇抵抗即完成任务。总计此战获步枪40余支，手枪5支，子弹3千发，伪币近万元，黄金10余两。我们将缴得枪支中较好的留下，给一部分战士换上，将新的警服也给战士换上。

在这里，我应当特别交待一句，那就是：前面几次战斗，进行得很顺利，其原因主要是敌人力量薄弱。这些金矿当中均无日军正规部队，都是由伪警察负责保护。他们数量不多，而且素质很差，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而我军则是一支能征善战的抗联主力，因此几次战斗实际都未遇到有力的抵抗。这有如"雷公打豆腐"，即使取胜，也万万不能骄傲麻痹。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由于一时不慎，我们后来碰了大钉子。

会宝沟战斗之后，指战员们的情绪更加高昂。大家纷纷深入到工人中去工作，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政策，讲解抗日联军的宗旨，号召工人们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我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严明的军纪，获得工人们的很高评价，大多数工人对我军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真诚的拥护。他们历数日伪把头及当局对工人残酷压榨和剥削的罪行，诉说采金工人悲惨的命运。纷纷表示要组织起来，同日本侵略者展开斗争，迎接抗战胜利。

在工人工作中，我遇到了一位姓张的工人。他是马占山的老部下，当年江桥抗战失利后流落到此地当了采金工。他和我谈起来，仍然怀念昔日的战斗生活。我鼓励他保持过去的光荣历史，继续在金矿进行秘密抗日活动。当他问我的姓名时，我告诉了他我当时的化名：陈雨田。后来这位老军人一直记着这件事，到处寻找陈雨田。解放初期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时，他还委托出席会议的呼玛县人民代表打听陈雨田的下落。以后我打听几次没有得到他的消息，不知这位抗战的老军人老矿工现在是否健在。

会宝沟矿各种物资十分丰富。我们把缴获的粮食、布匹等分给工人。一开始工人不敢要，我们一打听，原来是他们怕队伍走了以后把头报告日本人。于是我们便把矿上的大小把头全部集中起来训话，警告他们不许再为日本侵略者卖命。这样我们才得以把战利品分到工人手中。工人们说：抗联真是人民的军队，考虑得真周到！还是共产党好！

袭击达拉罕

会宝沟战斗之后的第三天，我们离开了依依不舍的矿工，向北前进，袭击达拉罕金矿。这是一个日伪政权建立后新开的矿区，也用采金船开采，年产沙金近2千两，由日本人西川直接经营，有矿警40余人。我们乘会宝沟胜利的余威，几乎未费一枪一弹就顺利地攻进了矿区，破坏了日本采金船，收缴黄金有2、3两。

经过这几次胜利的战斗，我们三支队再不像以前那样为给养、武器而忧愁了。我们已经缴获了几十两黄金，几万元的伪币，足够队伍一两年之用。但如何携带这些东西却让我们颇费斟酌。几位干部说："这些东西是我们全支队的经济命脉，由支队长带吧！"

王明贵同志说："这么多东西，我一个人怎么带得了？再说一个人带也不方便。"

于是大家又提议由王明贵、王钧同志和我三人分别携带。

就这样，我们把黄金和伪币分成3份，由我们三个负责携带。伪币数量多，体积大。我们每个人都弄了几条步枪子弹袋，把子弹取出，把钱叠成一打一打地插到装子弹的小格子里，金子则用小袋装好，放在贴身处。我们三个人每人身上都斜背着两三条子弹袋。一般战士不知道情况，感到奇怪，怎么支队的领导背了这么多子弹？开始我们自己也不习惯，感到臃肿，走起路来也不舒服。几个小通信员都猜到了我们身上的秘密，有的还故意去摸一摸支队长背的子弹袋，调皮的问：一摸支队长背的子弹袋，调皮的问：

"支队长，这是什么玩艺？"

王明贵同志故作严肃地说：

"去，去，去！我这是护身符，乱摸就不灵了！"战士也装作认真地回说：

"支队长还迷信呢！要是灵，也发给我们一个吧？"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笑着。战士们有的也围上了我，于是我便告诉跟前的战士：

"其实也没有什么秘密，是我们的胜利品，是我们大家的经济命脉。你们一定要好好保护首长。"我这样向战士做了诚实的交代。

通信员和几个战士面带笑容但却认真地回答：

"知道了，保证完成任务！"

闹达罕再获胜利

闹达罕金矿离达拉罕二十里地左右。解决达拉罕之敌之后，我们决定趁敌人还在梦中，对闹达罕金矿实行拂晓突袭。

黎明之前，部队接近了闹达罕，狗叫了起来，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进了伪警驻地，缴了警察的械，获枪30多支。我们便又把一批质量差的枪支换了下来。

在这里我们休息了一天。这时我们还不知道，矿警队长已打电话向兴龙沟敌人求救。

闹达罕离黑龙江几十里地。我们根据北满省委和第三路军指挥部的指示，准备就近送一批战士去苏联学习。没有想到，由于连续的胜利作战，使得谁也不愿离开这支队伍，不愿意离开战场。我不得不耐心地向决定去苏联的战士讲解赴苏学习的重要，讲解学习是为了迎接最后胜利的需要。好不容易说服了这些纯朴、真挚的年轻战士，把他们送过了江。

第二天，部队撤出闹达罕，东南晌时分，登上东南岗。这是一条漫岗，坡度不陡，岗上散布着稀疏的祚树和桦树林。林子不密，树也不高，岗上积雪已经融化。我们在岗上小道穿行。当我们就要下岗时，突然听到有马达声。支队长立即命令停止前进，下马隐蔽。不一会儿，看见几辆满载日军的汽车正沿大道往岗上爬行。敌人显然已经发现了我们，日军纷纷跳下汽车以密集的火力向岗上射击，林子中树枝纷纷被击落。好在地形对我军有利，居高临下，我们凭借有利地形也以密集的火力奋力还击。一时间、机枪的"哒哒"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彻山谷。我军的有力还击，使敌人的前进受阻。

激战中，参谋长王钧受伤，大腿被打断，李长海等几个战士牺牲。为打退敌人，支队长命我率部分队伍在岗上顶住，他带另一部分队伍绕到敌人侧后方袭击敌人，日军一少佐当场被击毙。日军受到后方的突然袭击，指挥官又被击毙，顿时支持不住了，被迫边打边撤。我们因不明敌情，怕有增援，也未追击，迅速撤出战斗而进行转移。

参谋长王钧和指导员赵喜林都是腿部负伤，伤势严重，支队长决定送他们去苏联治病，并决定自己亲自去护送。当天晚上，他们在汪哈达把这两位受伤的同志送过了黑龙江。因为支队长亲自去送重要伤员，是他对同志的关心倍至之情，令人感叹，但他一走由我指挥这支队伍，我感到孤单，好则支队长离开我们的时间短，我只好暂时承担这付担子，但我仍然希望支队长早一点回来。中午，和支队长分手后，我即率队伍沿山西行，前往乌拉根河口预定与支队长会合的地点。乌拉根河是呼玛河的一条支流，河口预定与支队长会合的地点。乌拉根河是呼玛河的一条支流，位于呼玛河上游。

我们沿积雪初融的山边走了100多里，在一个险要的山弯凹谷地宿营。此处积雪极少，有些干草露出地面，可以放马。我向七、八大队和教导队的干部交代，如果发生意外我们应采取的措施。我默默地祝愿，这一夜平安无事。到了白天，视野广阔，好象我的胆量与日俱增，从山凹出发，又走了将近一天，第二天傍晚到了达乌拉根河口。我们选了一处进可攻，退可守的山坳住下，等待王明贵同志归来。

第三天傍晚，王明贵同志果然带着10几名精骑顺利地返回了部队。这时，我那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下来，踏实了。

在乌拉根河口休息一天。我和支队长分析敌情，研究部队前进的方向。当时我们认为，我们在玛玛金沟的一系列活动肯定会引起敌人的注意，如再继续在原地游击，可能会遭到日伪"讨伐队"大批兵力的围击。因此，我们决定再越大兴安岭，翻过伊勒呼闾峰，回嫩江平原活动。那里群众基础好，离三路军指挥部也比较近。

但是，我们的判断却迟了敌人一步。

三支队横扫呼玛河金沟，闹得日伪统治者不得安宁，激怒了敌人。日伪统治者已经派出相当强大的兵力，四出寻找三支队的所在，企图一网打尽。

2月下旬，当我们顺乌拉根河上行时，在余庆老沟遭到日本军官铃木喜一率领的一支少数民族猎民"讨伐队"的袭击，20名战士牺牲，20人负伤。我们又一次把伤员送往苏联救治，这时，我们的支队由于减员，只剩130人左右。随后便从大乌苏门西南行，准备越伊勒呼闾峰甩掉敌人，前往多布库尔河一带，因为这一带我们藏有相当丰富的粮食给养。这时侦察也报告说，敌人并无异常举动，似乎没有紧追不舍的迹象。

然而，狡猾的敌人却也看准了我们越大兴安岭的意图，并不直接追赶，而是绕了一个大圈子在大兴安岭伊勒呼闾峰东南方的深山中隐蔽地等着我们。

对敌情判断的不准确，是后来我们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我们只想到我们的部队可以攀登伊勒呼闾高峰，而敌人是不可能走这种深山老林尾追不舍的；却没有想到敌人有汽车，有骑兵，交换使用，机动性强，可以绕道堵截。

这判断上的错误之所以会发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呼玛河金沟的一系列胜利冲淡了我们的警惕性，以至在余庆老沟伤亡40余人尚未引起注意。回想起来，库楚河之战伤亡太惨重，当时的行动值得认真检讨。"骄兵必败"，这个历史的古训是应当牢牢记取的。

【陈雷，1917年10月25日出生，原名姜士元，曾用名陈雨田，笔名老泉山人，籍贯黑龙江省桦川县。1933年在学校参加抗日活动，193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2月至1938年3月任佳木斯市地下党支部组织委员、支部书记、市委书记。1938年3月至1942年5月任东北抗联第六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宣传科科长、六军二师政治部负责人、游击队队长。1938年7月派往第一批西征部队做政治工作，后又派任北征部队第一支队政委。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任苏联国际红军八十八旅三营六连副连长、一营党支部宣传委员、政治教员。1945年9月至1952年8月任苏联红军绥化卫戍区副司令员、绥化中心县委书记，龙南纵队政委，黑龙江警卫一旅政委，龙南专署专员，西满第三地委副书记兼三分区副政委，黑龙江省委秘书长。1952年8月至1954年8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省政府副主席、主席。1954年8月至1966年8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省委基建部部长、省委工业部部长、副省长兼经委主任、计委主任、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75年8月参加哈尔滨轴承厂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任党支部副书记。1977年6月任黑龙江省建委主任、党委书记。1977年12月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1979年12月任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省长。1982年8月任省委副书记、省长。1985年5月任中共黑龙江省顾问委员会主任。1988年离休。2006年12月5日在哈尔滨因病逝世，享年89岁。著有《征途岁月》、《陈雷诗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