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第二野战军已经先后占领了丽水、青田、古田、南平等浙南、闽北、赣中的广大地区，逼近了闽江、赣江。这时，总前委命令二野主力在浙赣路金华、东乡段休整，准备对付美军可能的武装干涉，保障三野围歼上海之敌；以一部兵力向闽北、赣中进击，并相机进占南昌。为此，二野前委下达了《关于休整与备战的指示》，指定第3兵团主力以金华、江山为中心，第4兵团主力以鹰潭、东乡为中心，第5兵团主力以上饶、弋阳为中心，沿浙赣线进行休整备战。
5月23日，中央军委将二野的任务进一步明确为：
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需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但在上海、宁波、福州等处被我占领，并最好由三野以一部兵力协助山东攻占青岛（假如上海占领后，青岛敌军尚未撤退）以后，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就很少了，那时二野就可以西进了。
这一休整就是近半年。直到9月初，二野部分兵力才开始隐蔽地向湘西集结，执行向西南进军的任务。11月初才发起进军川黔的作战。也就是说，中央军委在战略追歼逃敌的过程中，决定让二野原地休整，并协同三野对付可能的外国军队的干涉，时间长达数月。这里面自然包含了中央军委对于美军干涉中国革命可能性的判断。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军委在进行战略部署时从来都是把外国军队对中国革命进行干涉的可能性考虑在内的。早在1949年初，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就已经提出：
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英国和法国的帝国主义者，则是美国这一政策的拥护者。
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军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作战计划内。并称要坚持这一计算，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我军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
那么当时美、英等国究竟有没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意图？美国方面对共产党的态度是怎样的？是否真的有登陆浙、鲁的考虑？
现在看，美、英等国当时对我军在全国的胜利进军，对共产主义势力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这一事实忐忑不安。他们不甘心快速丢失在华的既得利益，于是在局部地区制造了一些小的武装冲突，如"紫石英号"事件等，试图挽回一些损失。但综合来看，应当说他们当时确实没有大规模出兵中国、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打算。而且，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政府由解放战争初期的全力支持转而变成信心全失。
二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延续了战时美国对华的政治目标：使中国成为一个亲美的大国，从而使其作为美国在远东对付苏联的一个有力帮手。抗战结束后，为了迅速抢占战略要地，美国帮助国民党军队运送了14个军、8个警察总队共计54万人，抓紧抢夺胜利果实。美国人自诩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空运和海运"。同时，美国还应蒋介石的要求，直接出兵中国，先后有海军陆战队3个师、海军航空队3个大队进驻青岛、秦皇岛等沿海城市。这说明，美国当时看好蒋介石政府在中国的前途，希望通过支持他来维持在华的利益。
可惜的是，蒋介石在随后到来的解放战争中一败再败，美国的这一政策遭受严重挫折。解放战争后期，为了继续维护在远东的利益，美国对国共双方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948年秋，解放军发动了对国民党军的战略决战，美国政府鉴于欧洲的局势和中国战场的形势，开始谋求"脱身"，对国民党政府只给予有限的军援。1948年9月8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提出一份"重申并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文件"，明确地认为：中国革命有其深刻的内在根源，非美国力量所能左右，国民党垮台是必然的。美国在华官员也表示，除非美国军队亲自作战，否则任何数量的军事援助都不可能挽救目前更趋恶化的形势，而使用美国军队作战是不可能的。
1949年1月11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又制订了一份文件（代号NSC34/1)，决定：
让中国人自己发展一个对美友好的统一、稳定和独立的中国，以维持和扩展美国在远东的利益……阻止中国力量成为苏联的附庸。
同月，美国正式宣布停训国民党军队，召回在华军事顾问团。
英、美两国都认为国民党政府会在8月崩溃。5月14日，英国"预想"中国新政府将于3个月内宣布成立，因为中共需要三个月的时间解放华南。司徒雷登则于5月3日致电国务卿艾奇逊，判断中共中央"随着国民政府控制区域日益缩小，在组成全国性政府的问题上会有具体的进展"。美国国务院之所以要求司徒雷登8月初离华并同时发表白皮书，是因为他们认为国民党政府此月将会崩溃，而白皮书的发表，"暗示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以及对该政府的生存所应尽的义务已经了结"。
蒋介石退据台湾后，美国一度继续对台奉行"放弃"政策。1949年12月29日，艾奇逊在美国国务院与军方人员的一次会议上说：
共产党事实上控制着中国，即使由于美国增援而使台湾推迟一年陷落，代价也不值得，因为这将使美国在再次失败中丧失威信，引起全中国人仇美，在全体亚洲人民面前成为腐朽的、威信扫地的国民党的支持者，同时有机会使苏联在联合国形成优势。我们除非为了极为重要的战略目的，决不应自己取代苏联来作为对中国的帝国主义威胁。
他还警告说，苏联在1927年被逐出中国，过了22年才恢复对中国的影响，美国这次被逐出也可能要等这么长时间。
艾奇逊的这个判断何其有远见！23年后，毛泽东才与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在北京握手言和。
1950年1月5日，杜鲁门代表美国政府发表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确认联合国大会于1949年12月8日所通过决议中重申的对中国的原则：尊重中国领土完整，要求一切国家避免在中国领土内获得势力范围或建立外力控制的政权，或谋求特权，并称上述原则"在目前局势下对台湾特别适用"。
杜鲁门声称美国对台将采取"三无二不"政策，即：美国对台湾或其他中国领土没有掠夺性的意图，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权或建立基地。美国亦无意使用武装力量干预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将不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军事上支持的意见。
1月12日，艾奇逊又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美国国务院称之为"美国基本立场"的著名讲话，声言："谁破坏中国领土完整，谁就是美国的敌人。"并且宣布美国的安全线不包括台湾，也不包括韩国。美国不会为庇护这些地方而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
这些言论中也包含着诱使中共不要倒向苏联，不要让苏联控制中国东北和新疆的用心。从美国政府以上的一系列言论可以看出：美国不希望即将诞生的中国新政权完全倒向苏联，至少应采取较为中立的立场，同时也并没有大规模出兵中国的打算。
从蒋介石、李宗仁的角度来看，他们积极争取美国出面干涉，都被美国明确拒绝。1948年秋适逢美国总统大选，蒋介石鉴于共和党候选人托马斯·杜威当选的呼声很高，并且把对华政策作为攻击民主党政府的工具，于是他将赌注押在杜威身上，不计后果地调动在美势力为杜威竞选摇旗呐喊。没有想到杜鲁门仍以微弱多数再度当选，蒋十分尴尬，但又立即厚着脸皮求援于杜鲁门。杜鲁门则答称，美国已答应的援助还将继续，新的没必要。同年11月底，宋美龄赴美求援，受到美国方面冷遇。
蒋介石不仅争取美国增援的希望落空，美国还进一步要求他让位于李宗仁。解放战争的进程，让美国感到蒋介石对于美国在华利益来说已经成为一个负面因素。1948年12月13日，司徒雷登在与张群交谈时表示，蒋介石"作为结束战争的一大障碍，应该从他现在权威的地位引退"。17日，司徒雷登又告诉孙科，美国不能帮助一个"失去本国人民支持的政府"，来阻止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蔓延"。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趁机逼蒋下台，要求邀请美、英、苏三国共同斡旋和。
1949年1月，蒋介石授意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吴铁城分别照会美、苏、英、法四国华大使，要求"调解"国共战争。
美国政府复电称：美国政府殊难相信在当前的形势下，按中国政府的建议，试图充当调解人，能达到任何有益的效果。
苏联政府复电称：苏联始终不渝地恪守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并认为承担上述照会中的所提的居间调解是不适宜的。英、法两国则以干涉有害和无能为力为由相拒。
1949年1月21日，走投无路的蒋介石被迫发表下野文告，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李宗仁上台后继续寻求美国援助，但美国方面没有改变态度，表示对华政策要"等待尘埃落定"。美国可以等，可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已经等不及了。在国民党政府的多次恳求下，美国于当年4月同意延长援华法案至1949年12月底，但又要求只能用于"不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地区"。
从美国在这一时期的具体行动来看，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抱有积极接触的想法。美国还曾一度奢望司徒雷登在中国开设"新店"，以重振其远东霸权。1949年3月10日，司徒雷登请求国务院授权他不仅以外交官的名义，而且以久居中国的老朋友的身份，与中共高层接触，以便消除他们对美国的误会，并希望能对中共有所影响。4月6日艾奇逊回电，授权司徒雷登继续留在南京，寻机与中共接触。国民党政府迁移广州时，美国国务院决心听取司徒雷登的建议，美国大使馆仍留在南京不迁走，其目的除了收集情报、保护侨民外，主要是想与中共方面建立联系。美国中央情报局则更明确地表示了倾向性意见：观察几个月或一年后便应承认中国新政府。
5月，毛泽东向来华的苏联专家组负责人科瓦廖夫通报了5月初中共代表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会谈的情况。毛泽东说：司徒雷登表示，美国人现在已经不再支持国民党政权了，以他为首的美国大使馆仍留在南京就是证明。关于在华的美国军队，只要人民解放军进入了青岛、上海，美国就将撤走陆军和海军。不过，为了保护美国人在上海的2亿美元财产，美国政府考虑要在上海保留一些军舰和部队。谈到未来的联合政府，司徒雷登希望尽量广泛地吸收民主人士的代表参加。司徒雷登说：联合政府成立并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后，会有许多国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向苏联方面通报的这些内容，可以透露出当时美国方面对中国共产党抱有比较积极的态度。
6月初，司徒雷登获悉陈铭枢和罗隆基等民主人士将赴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便请陈铭枢向中共中央转达他想会见中共领导人的意愿。他还对罗隆基说，如果新中国采取中间态度，不完全亲苏，美国可以一次贷给新政府50亿美元，这接近印度15年所得的贷款。陈铭枢向毛泽东和周恩来转达了司徒雷登的要求后，在给司徒雷登的信中转达了毛泽东的答复："政治上必须严肃，经济上可以做生意。"但罗隆基到北京后，未向毛泽东转达司徒雷登的口信，只是在许多年后才告诉周恩来。
司徒雷登在南京解放后的一系列活动，表明了美国政府此时"等待尘埃落定"的一种态度，即通过与中共的接触，辅之以经济利益相引诱，试图增大美国在中国新政权中的影响力，从而抵制苏联势力在中国的渗透、扩散。即使毛泽东在6月30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严厉地批评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宣布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时，美国仍坚持"观察"和"等待"的态度，企图伺机离间中苏关系。
因此，从1948年底至1950年初这段时间，无论是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自身准备上看，还是从其对待国共双方的态度变化上看，他们都没有进行大规模武装干涉的企图。
实际上，美国政府对共产党政权的友好态度直到1950年2月才开始发生转变。当华盛顿获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将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深感这将对其全球战略，尤其是对亚洲地区战略形势构成严重威胁。于是，杜鲁门意识到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是一支可以用来牵制、遏制中国共产主义势力的力量，由此对台湾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转述了驻日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观点，"台湾是美国太平洋防线，自阿留申群岛经日本冲绳，而至菲律宾之一环"，台湾可以"成为一座不能击沉之航空母舰"。表明美国为了自身利益，将对台湾承担具体"责任"。
麦克阿瑟所指的这一条防线，即是我们现在常提到的"第一岛链"。60年来，这一岛链一直像锁链一样，把我军活动范围控制在"内海"内。从那时起，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美台关系的措施，推动美台关系进入了"蜜月"期。
由此可以说，美国虽然在一段时间内一度对蒋介石政权产生放弃的念头，但是由于牵涉到其在远东的重大战略利益，很快又重新调整了对蒋介石政权的基本政策。
1949年下半年至1950年上半年这近一年的时间，毫无疑问是共产党人可以放手解放全国的一个黄金般的战略机遇期。
但遗憾的是，当时我们对美国武装干涉的判断过于谨慎，或者说疏忽了这一战略机遇期，在客观上影响了全国解放的进程。在这一问题上，苏联起到了一定的负面作用。1949年4月26日斯大林曾经在一封长电中提醒中国共产党，要警惕帝国主义采取从经济封锁到武力干涉的任何措施，特别提到英、美军队在后方登陆的危险性明显增加。为此，斯大林还提出了三项建议：
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要匆忙南下及进军边境地区，而要做认真准备；从南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中抽出两支精锐的部队，调往各口岸，补充那里的军队，以防备敌军的行动；目前不要裁减中国人民解放军。
本来就对外国军队武装干涉持有戒心的毛泽东等人，在接到这封电报后，肯定加重了担忧。如果没有苏联的影响，不过多考虑美国干涉的因素，而是让二野稍作休整就进军大西南，则西南解放的进程也许会大大提前。
历史不会忘记，在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苏联对我党我军都给予过很多的帮助。尤其是在我党成立初期，苏联提供的直接经费援助和在党组织建设上的帮助，对于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和组织能力的我党来说，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但也毋庸讳言，在任何时期，斯大林领导的苏共对我党我军的援助都不是无条件的、唯一的。在很长一段时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才是斯大林最看好的中国政治势力。
基于中苏两国漫长的陆地边界线，基于苏联在西部边界面临欧洲方向的巨大战略压力，苏联极其渴望避免同时面对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压力。因此，想方设法稳定东部边境形势是苏联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基于意识形态、历史因素、现实利益的重大分歧，苏联西部的欧洲诸国不太可能与苏联结成真正友好的伙伴关系。因此，它唯一的选择就是与东部邻国中国的主要政治、军事势力交好，稳定东部边界形势。基于同样的战略考虑，不排除苏联希望在自己的东方出现一个分裂动荡的中国，如此一来中国各派势力内讧不息，就会竞相博取苏联的欢心以获取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支援，同时也就不可能拧成一股绳，来向苏联发起任何形式的挑战。
因此，在我军打过长江并即将解放全中国之际，苏联还力劝国共两党"划江而治"。
我们可以进一步作一个大胆的设想，如果当时中共中央对美国不进行武装干涉的判断确有把握，就可以放手让二野、三野合兵南下，迅速占领福建，控制沿海，断敌退路，甚至不排除一举解放台湾。
我们可以将金门战役与解放海南岛战役相比较。当时海南岛守军约10万余人，且同样有数量不少的海、空军，防卫态势与1949年下半年的台湾非常相似。在当时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的形势下，既然我们能攻下海南岛，至少说明我们解放台湾也是有相当把握的。
台湾出版的《古宁头战记》一书中也提到：
台湾当时的兵力，依胡琏的资料推论不会超过10万……因此，国民党面临存亡绝续的关头，那时国军有一部在西南，一部在海南岛，一部在舟山群岛，台湾后方空虚。有人说，如果毛泽东在福建造船，挥军直攻台湾，再来收拾上述那些地区，或许整个情势改观，历史重写。但是，毛泽东是大陆战略专家，他可以在陆地上把蒋介石一手建立的革命武力摧毁殆尽，却在金门之役，败给海洋战略专家蒋介石。这一役让国民党有如吃了还魂丹，重新振作了起来。
该书的说法未必准确。但是如果当时我军能意识到与西南地区相比较，台湾未来的战略地位可能更突出的话，中央也许就会让二野、三野合力攻打台湾，先拿下这一战略要地，到时国民党军也将无处可逃。至于渡海所需的船只，可以从山东、江苏、浙江等沿海省份征集，在当时的情况下用几个月的时间是有可能把船只、船工等准备妥当的。当时我海、空军，特别是空军已经初具规模，到1949年10月底，我空军共拥有飞机159架、航空技术人员2938人，接管飞机修理、装配、配件厂32个。其中，美国、英国、日本制造的战斗机、轰炸机、侦察机约60架，其余为运输机、教练机、联络机。全部飞机里，约有一半状况良好，其余待修。虽然我海、空军还很弱小，数量和质量都不能和国民党军相比，但是，国民党军人心慌乱，处于守势，兵力分散在舟山至海南岛的广大海域，而解放军士气高昂，处于攻势，可以相对集中力量作战，加上民船、渔船也可运输攻台部队。因此在局部近海作战中，可以与国民党军队相抗衡。
从历史上攻台的经验看，郑成功和施琅均以夺取澎湖为攻台第一步。澎湖为台湾门户，岛屿分散、地势低平、不利防守，比地形复杂的台湾本岛容易攻占。夺取澎湖即控制台湾咽喉：或以澎湖为基地对台实行海上封锁，或以澎湖为跳板进攻台湾。进可攻、退可守，立于不败之地。拿下澎湖，将缩短攻台三分之二左右的航程，并可在澎湖休整补充，养精蓄锐，相机进取。总之，凭借当时我军的战略态势，排除外来因素的干扰，假如没有金门战役的意外失利造成上至中央、下至兵团各级领导的过度谨慎，我军在1949年下半年是有可能拿下澎湖及台湾本岛的。
据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王力1995年的回忆，毛泽东生前也曾对1949年中共中央的军事战略决策及其成败得失，作过一番总结与检讨，认为：台湾没能解放是我党"七大"后所犯的第一个大的历史错误。当时，蒋介石在台湾立足未稳，美国人也从台湾撤走了第七舰队。本来这是解放台湾的最好时机，但是我们没抓住。我们只看到胡宗南在西南还有大军，于是二野分兵去了西南，三野又要守备大城市和扫清残敌，所以没有把二野、三野集中起来解放台湾，而是以劣势兵力在金门打了败仗。这样让蒋介石在台湾把棋下活了：
在大陆，蒋介石输了，我们赢了；在台湾，我们输了，蒋介石赢了。这是一个大的历史错误，是不能挽回的错误。
虽然王力的说法一时不易考证，但是这种说法是基于历史事实的，有其内在逻辑性。至少，它提供了二野战略方向选择的另外一种可能性。
历史没有回头路。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设身处地地分析评论这一决策，更多的是学习革命前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雄才大略，学习如何处理和应对政略、战略、战役间的关系，是为了给如今的我们在战略战役筹划时以更多的启迪和思考。这才是面对历史的态度。
【王洪光，1949年8月生，祖籍山东新泰，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将，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会长，国防大学兼职教授。曾任坦克乘员和分队指挥员，总参谋部兵种部副部长，总装备部通保部部长，装甲兵工程学院院长、教授。编著有《装甲兵战术学》、《陆军武器装备》、《经典战例评析》、《机械化步兵教材》、《坦克专业教范》等专著和教材、教范。承担完成陆军建设及装备发展等论证报告。主持研制了多种新型坦克装甲车辆。】
